福尔摩斯姓“福”不是因为福建人，而是因为这个上海人

本文原标题：《福尔摩斯为何姓“福”？不是因为分不清f和h的福建人，而是因为上海人!》

Sherlock Holmes怎么变成了“福”尔摩斯，而不是“侯”尔摩斯？因为第一个翻译者是福建人林纾，分不清f和h？这种说法曾在网上广为流传，但真相并非如此——真是应了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更能迷惑人了。

“福”名并非林纾首创

《北京晚报》曾刊文对此作了详细解释，根据作者姜宝君的考证，林纾不是第一个将Holmes翻译成“福尔摩斯”的人，而且也不是翻译“福尔摩斯”最多的人。

林纾，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他并不懂外文。1897年，他与精通法文的海归友人王寿昌合译了第一本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从此走上翻译小说之路。林纾的翻译小说在晚清小说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被称为“以中国古文笔法翻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他一共翻译了约160余部外国小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歇洛克奇案开场》封面

虽然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但林纾只翻译了一本福尔摩斯，就是1908年的《歇洛克奇案开场》，原著名为《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在书里，林纾将Sherlock Holmes全名译为“歇洛克•福尔摩斯”，然而早在这之前，“福尔摩斯”就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译法了。

常大利所著的《世界侦探小说漫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Holmes的中文翻译史：

1896年 上海《时务报》率先以连载形式陆续刊登了一系列福尔摩斯作品，主人公的姓氏被译为“呵尔唔斯”；

1901年 黄鼎和张在新合译了6篇福尔摩斯小说，Holmes的名字首次被译作“福”字开头的“福而摩司”，Watson则首次被翻译作“华生”；

1902年 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一部福尔摩斯小说集，收录了7篇系列故事，“福尔摩斯”的译名已经和现在的标准译名完全相同；

1903-1906年 小说林社、商务印书馆等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福尔摩斯小说，由此，“福尔摩斯”一直沿用下来。

探底首译者

黄鼎和张在新最早将Holmes翻译成“福”字开头的名字，他们又是何许人也？

200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896-1949）》一书，收录了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入学的人员名单，“张在新（惕铭，上海）”赫然在列，由此可见，张在新籍贯上海。

相关文献提到黄鼎的名字时，常将他和张在新放在一起，少有对他们各自的介绍。郭延礼所著的《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中提到：1901年开始，黄鼎和张在新开始合作翻译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1902年他们又翻译出版了柯南•道尔的《议探案》，“主要译者黄鼎，系美国留学生，精通英语，故此书的翻译较忠实于原著。”

在此线索指引下，姜宝君进一步考证推断：黄鼎即弗吉尼亚大学最早的中国留学生黄佐廷。也有学者将其名写作“黄佐庭”，英文名为Theodore Ting Wong（T. T. Wong）。

这一点得到了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Justin O’Jack）的确认。“确实有一些历史文献可以证明这点。比如，清华学校曾于1917年出版了《游美同学录》一书，其中提到：‘黄鼎，字佐廷’，同时列出了他的英文名T. T. Wong。所以可以肯定：黄鼎和黄佐廷确为同一人。”欧君廷说。

根据《游美同学录》一书记载，黄鼎，字佐廷，英文名为T.T. Wong。

欧君廷还介绍说，黄佐廷从1894年到1896年在弗大读了约两个半学年，并没有获取本科学位——这在当时很正常。“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学生只要获取每门课的结业证书就够了，很少有人寻求本科学位。”欧君廷说，“弗大从1825年开始招收国际学生，但直到黄佐廷入学前的近70年间总共只有25名外国学生。1894-1895学年，即黄佐廷入学时，他是全校4个国际学生中唯一一个来自亚洲的学生。他在这里学习了希腊语、历史学、英语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化学等课程。”

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名录（1894-1895）中，黄佐廷名字赫然在列，且显示他是来自上海的生源。

[图片由弗吉尼亚大学友情提供]

1918年9月黄佐廷在美国填报的一战征兵登记信息显示他1876年出生。

档案资料显示，黄佐廷1876年6月26日出生于上海。这么说来，“福尔摩斯”这个译名跟“福建”一点关系也没有？倒也不尽然，黄佐廷的祖籍是福建。

福建人要“背锅”吗？

欧君廷对黄佐廷做了大量研究，据他介绍，黄佐廷的父亲黄光彩是福建厦门人，青少年时期即迁至上海。

黄光彩和黄佐廷

父子之间是否会用福建方言交流呢？福建口音在从小在上海长大的黄佐廷身上能留下多少痕迹？或许上海话对他的影响更大？

无独有偶——事实上，老派上海方言中也存在f和h不分的现象（虽然如今比较少见）。据著名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教授介绍，“老上海话里，‘福’和‘忽’同音，念ho。现在奉贤老人还把‘奉贤’说成老音‘红贤’。旧上海话把奉化来沪的‘奉帮’裁缝说成‘红帮’，把‘风’说成‘轰’。”

一百多年前，母语方言对译者的影响恐怕已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黄佐廷使用“福而摩司”仅仅一年之后，即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的《续包探案》中，译者就将“福而摩司”改成了“福尔摩斯”，而后者一直沿用至今。这至少说明，以“福”开头的译名在当时是被认可的。

根据姜宝君分析，黄鼎用“福而摩司”或许不是无意为之，甚至有可能是故意为之。正如当年国内乐迷将The Beatles翻译成“披头士”乐队，虽然“披”的声母p与英文Beatles的b有显著差异，但一个“披”字却让这个乐队的形象跃然纸上——很显然，不能说译者p与b不分。“黄鼎在翻译时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呢？他或许在想，Holmes在危难关头总是峰回路转，多少有一点点‘福气’吧？”

捧红“文艺复兴”一词

黄佐廷和张在新这对“黄金搭档”合作翻译了许多英文著作，成就斐然，为当时的人们拓宽视野、认识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俩人都是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成员，该机构由西学专斋首任总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902年在上海设立。

李提摩太所著《万众皈依》一书中收录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全体职工合影。前排右二为李提摩太，前排右一为黄佐廷。

从1902年至1908年的6年时间内，黄鼎、张在新等10多名中国译员翻译和出版了有关高等、中等以及师范学堂的教学用书和外国名著共23种，包括《克洛特天演学》、《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世界名人传略》等。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世界名人传略》版权页中“译述者”一栏注有：同安黄鼎，上海张在新。

同安现为厦门的一个区。

黄、张二人还翻译了《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由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张在新在序言末尾写道，“英儒李提摩太先生经始山西大学堂，首举是书。属黄君与余译之，将以备我国学校之用”。

1912年，《迈尔通史》再版，内页上注有“同安黄佐廷口译，上海张在新笔述”字样。

这本书在清末民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洋史书，原作者为美国人迈尔（P. V. N. Myers），影响了一代人，包括茅盾在内。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出版的中译本同样获得了广泛好评。当时的大学者夏曾佑曾为此书译本校阅删润。张椿年在《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中指出，《迈尔通史》提到了“文艺复兴”一词，“第十四周初，意大利人喜观腊丁，希腊之文学、技艺，于是两国之文艺复兴”。随着《迈尔通史》的广为流行，“文艺复兴”一词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

“黄”家与美国的渊源

黄佐廷曾在美国人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就读，19世纪90年代初赴美留学，1892年开始先在弗吉尼亚的圣公会高中读书，之后于1894年被弗吉尼亚大学录取。据其同学及好友埃德蒙•李（Edmund J. Lee）回忆，在弗吉尼亚读书期间，“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功底。他的英语流利、纯正，近乎完美，完全不像外国人。”身为牧师的埃德蒙后来也来到中国，在安庆等地传教。

欧君廷介绍，黄佐廷在弗吉尼亚读书期间，就是该校圣公会高中俱乐部（Episcopal High School Club at UVA）的活跃成员。“他在弗大的最后一年住在西草坪49号的一个单人间里，那是我校创始人杰斐逊总统于1814年亲自为教职工和学生设计的宿舍楼，非常具有历史意义。至少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最后一年住在那里是本科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由校领导、学生领袖组成专职委员会根据学术成绩、校内表现等综合考量择优选定入住者。”

弗大校史档案显示1895年黄佐廷作为本科生，参加了该校圣公会高中俱乐部。[图片由弗吉尼亚大学友情提供]圣公会高中学生创办的报纸Lightning Bug编辑部成员合影，1893-1894年黄佐廷（三排左一）曾是该报编辑团队成员。[图片由Episcopal High School Archives友情提供]1897年的弗大档案资料显示黄佐廷来自上海，住在西草坪49号。[图片由弗吉尼亚大学友情提供]

然而，黄家与美国的渊源要从他的父亲黄光彩（1827-1886）说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圣公会派遣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来到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15岁的黄光彩曾在他家做帮工。值得一提的是，文惠廉毕业于弗吉尼亚神学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该院附属的圣公会高中就位于隔壁，这或许就是后来黄光彩安排儿子前往弗吉尼亚读书的原因之一。

1843年，文惠廉回美国时带上了黄光彩——这比容闳留美还早5年。黄光彩英语流利，但没有记录显示他曾在美国入学。1844年12月，黄光彩随文惠廉离开美国，返回中国。

1846年4月12日复活节，19岁的黄光彩接受文惠廉施洗，成为美国圣公会首位华人基督教徒。同年，文惠廉在虹口王家码头创办“大美圣公会学堂”，黄光彩是他的左膀右臂。1851年9月，黄光彩成为圣公会在华首位华人执事（deacon）；1853年，文惠廉在上海虹口建立了美国圣公会救主堂，黄光彩主持这家教堂的中文礼拜达35年之久；1863年他成为第一位与洋人传教士平起平坐的中国牧师（会吏，priest）。

黄光彩及夫人

黄光彩的妻子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上海第一所寄宿女校——文纪女校的第一位受洗基督教徒。他们育有十名子女，但只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成人。长女黄素娥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首任校长，嫁给了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Francis Pott）。黄佐廷则是黄光彩最小的儿子。

1901年弗吉尼亚大学校友刊物上的资讯显示，黄佐廷当时正在官办上海学校任教，还是前台湾巡抚的家庭教师。[图片由弗吉尼亚大学友情提供]

1897年1月，黄佐廷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进入母校圣约翰教书。1900年，他参与创办了圣约翰大学校友会；同年，他和世交颜惠庆等人共同参与创办了上海基督教中国青年会。黄佐廷热爱文字和教育工作，1902年，他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历史朝代编年表》一书；1905年他和颜惠庆曾一起编辑《华英字典》，这部字典收入的词条达四万余条，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价值。

1902年版《中国历史朝代编年表》一书封面

“颜惠庆追随黄佐廷的足迹，先后在弗吉尼亚圣公会高中和弗吉尼亚大学读书。他是在弗大获得学位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也是我校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欧君廷说。两个最早在弗大留学的上海学生，在接受了美式教育熏陶后，回到祖国，为普及国内英语教育、提高国人知识素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1905年版《华英字典》内封上显示了主编黄佐廷和颜惠庆的英文名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华英字典》版权页显示：校订者为上海颜惠庆、上海黄鼎。

黄佐廷的妻子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首届七名毕业生之一的无锡名媛薛葩，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首任会长。他们育有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一女不幸早夭。

黄佐廷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黄佐廷曾考取进士。1909年，他觅得第一份官职，管理刚通行的宁沪铁路。1911年，他被委任为留美学生监督，常驻华盛顿。1916年，留美项目开始招收女生，薛葩负责带首批十名女生出国。同年，因工作表现优异，黄佐廷获得北洋政府颁发的“嘉禾勋章”。

1919年1月29日晚上，黄佐廷和两位同事在华盛顿的游美学务处惨遭枪杀，案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没有确定真凶，但这桩百年悬案却意外推动了美国司法制度的进步。

《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报》1919年3月刊专门发文，对黄佐廷等人的死讯表示沉痛哀悼，文中对黄佐廷褒奖之词甚多，称他为人正直，广受爱戴，对学生们宛如慈父。

根据1920年3月8日的《申报》记载，黄佐廷的灵柩直到那年2月14日才抵沪，“据闻死者之身、曾用美国新发明之药水熏染、故时经一年久之、并未腐烂”；3月7日，在沪亲友在美国圣公会救主堂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吊唁者达700多人，仪式上“钟鸣四十五下、以表黄君享年之数”“黄君灵柩、为美国最高等者、价值九百金洋”“ 礼毕、用头等西式材车、发引至静安寺路西国坟山安葬、来宾大半亲自送往、由约翰大学卜舫济监督主理”。

黄佐廷为人清廉，身后仅留下一屋，薛葩不得不将原居所卖出套现，购入静安区赫德路（Hart Road）675号（现常德路），再将该屋按给银行举债。这套洋房除一部分家属自住外，薛葩把大部分房舍用来建立了黄氏女学（Wong’s Academy for Girls），继续丈夫的遗志，大力推动教育事业。

薛葩还将几个子女全部送往国外留学。比如，长女黄倩英曾在密歇根大学进修，是该校第七位获得巴伯奖学金（Barbour Scholarship，用于培养杰出的女性亚裔学生）的学生。三女黄倩仪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四女黄倩鸿曾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深造。长子黄开平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艾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系，后跟随颜惠庆进入外交圈，曾出任驻美大使馆外交参赞。次子黄宣平曾在美国底特律的通用汽车总部工程科研部工作，后来成为非常成功的商人，并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董会主席。

黄倩仪、黄倩鸿、黄开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都曾在黄氏女学任教。对教育的重视成了黄家人一以贯之的重要传统。

资料来源：

《福尔摩斯从何来——“探案”黄鼎》，作者：姜宝君，2015年3月31日刊于《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世界侦探小说漫谈》，作者：常大利，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1月

《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作者：郭延礼，《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1949年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情况考释》，作者：林晓雯、裴广红，《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刊

《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作者：罗元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5月

特别鸣谢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Justin O’Jack）对本文的撰写给予的帮助！

文字∣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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