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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大哉问④|从不关心到可以做:到底如何理解定时定点
在我们之前的数年工作中,最头疼的问题是“年轻人对垃圾分类漠不关心”。但是,在“年轻上班族失去了扔垃圾的权利”的讨论中,这个点轰然倒塌。
在扔垃圾和个人权利碰撞之际,年轻人的神经被触痛。他们对分垃圾、扔垃圾的讨论,迅速推高话题热度,打开了全民讨论上海垃圾分类的序幕。
几天前,为一个企业家群体做小规模演讲,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说:“凭什么扔垃圾要我走500米,关键是,为什么呀?”当我花了4分钟为他讲完之后,他说:“明白了,我可以去做。”
垃圾分类要讲道理,不能愚民,不能蛮干。这个年轻人促使我再次去思考,并试图讲清楚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什么是定时定点,以及为什么要定时定点。
先说“定点”。小区的垃圾投放点是固定的,你买房子的时候它在哪,基本上就一直在那儿。在上海此轮垃圾分类的语境下,“定点”的真正含义,不是“确定点位”,而是“减少点位”。从上海小区的实际情况看,减少点位的方法有两种:在高楼,需要把每层的垃圾桶撤到地面某个点位;在多层住宅区,需要综合规划,大概按照200-300户一个点位的原则,重新布置点位。
再说“定时”。在我的理解里,它的真正含义不是“确定投放时间”,而是“减少投放时间”。如何减少,理应由大家共同确定。
因此,定时定点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减时减点”。那为什么要“减时减点”呢?我这里试着从人的行为转变所需要的条件、物业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几方面来表述。
首先,垃圾分类投放是社会公共行为的转变。对整个社会而言,实现这个转变,需要足够的时间准备、学习、提醒和监督。在垃圾分类以前,人们是“匿名”投放垃圾;在垃圾分类开始初期,则要转变为“当面化”或“实名化”投放垃圾,要实现人的行为可以被监督,居民扔的垃圾可以被追溯。如此,一个城市的市民才能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实现这个过程,需要两个条件:一,需要一个物理场域,一个地理空间;二,需要有人(一般是志愿者)去做讲解或进行督促。
设想一下,一个1000户的小区,有10个垃圾投放点,开始垃圾分类之后,每个投放点早晚得有志愿者进行值班督导。如果1个点位每天早晚2名志愿者值班,该小区一天就需要20名志愿者,一周需要140名志愿者。假设这些人每周值1次班,按3个月的值班周期,他们需要值班12次。在一个1000户的小区中,居委要找到140个能做12次值班的志愿者,难度可想而知。
再做个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这个小区只有2个投放点,它所需的志愿者就只要28个。如果能招募56个志愿者,每个志愿者的值班频度就只有6次。这个难度,对居委而言,是可以承受的。
人的行为改变,需要志愿者指引和督导。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一个小区点位越少,小区招募到足够志愿者的压力就越小。
以上是从垃圾分类前期,需有足够力量来督导行为改变的角度,去看定时定点的必要性。从社区长效管理的维度看,定时定点更是必要的。
从社区管理看,垃圾分类后,如果保持同样点位,小区垃圾的种类和桶的数量骤增,垃圾分类驳运、二次分拣、居民沟通就会给保洁员带来很大工作量,对既有工作流程形成挑战,物业对保洁员的管理更为困难。而如果点位大量减少,新增的垃圾分类工作,和减少的点位管理和收运工作形成对冲,保洁员的工作量可以维持正常水平。
从管理成本看,减少点位后,保洁员工作量微增或不变,物业公司在不增加保洁员的情况下,可以维持正常运营水平,不至于向业委会提出增加物业费的诉求。
从小区外在环境来说,点位减少带给社区直接的利益,就是美观度和整洁度增加,居民对小区满意度提升,甚至有垃圾分类后房价平均上涨几百元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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