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ADHD：绩效社会里的“野人”｜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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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董彦如

指导老师 | 洪兵

编辑 | 柳逸

隐匿的困境：考得上大学，就不是ADHD了？

“我觉得我的大脑像旋风，或者说像高速行驶的列车一样永不停息地‘旋转’。我的生活总是在一种濒临失控的边缘徘徊，它在脱离我的掌控。”

“我没有办法开始做事，我根本打不开电脑。讲出来让人感觉很奇怪，好像说为什么连打开它都做不到？但确实就是很奇怪，我就是做不到打开它。”

“永远在健忘、丢三落四，生活像浆糊一样无序。这些混乱会让我不停地犯错、不停地受责备。我好像永远都是那个刺头一样的人……”

启动困难、极度拖延、走神、注意力不集中、时间观念差……这些看似不自律、懒惰的小问题持续困扰着成年ADHD患者的生活。

长颈鹿发现，拖延已经成为一种“惯性”，这种“惯性”给她造成的阻力越来越大了。仅仅是将碗从桌上送进五六米外的洗碗机的过程中，她都会分心跑去做别的事，比如就开始玩手机，或者和猫玩，又或者想到一件衣服要拿出来看看。她猛地意识到：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长颈鹿怀疑自己患有多动症，在工作后前往医院进行诊断。在相关的注意力检测中，她的耳机中会播放数字，同时屏幕上会显示出那个数字，大多数情况二者是对应的，有时会出现错误，她要做的就只是找出不匹配的时候，按下空格键即可。但做着做着她就感到无聊和心不在焉，想要挑战能不能只用余光看屏幕，最终得分很低。在这次检测中，她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超过99.5%的儿童”，她感到惊讶，“到现在都难以接受”。

庄梓泳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服药前她的生活非常无序混乱，“就是一坨酱泥”。她没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会给自己设置起点和终点”。她形容道：“我可能这边刚脱下衣服，下一秒钟就要去刷牙，然后可能突然又在做别的事情，完全不记得刷牙这件事。然后又会开始想：我的衣服呢？于是满屋子找衣服……”。

除此之外，ADHD还给庄梓泳带来了计算障碍与读钟障碍。在高中的时候计算十位数以内的相加，她有时候还要数手指。庄梓泳并不知道问题的原因在哪，只觉得自己“没有这根筋”，做不到像其他同学那样在脑子里把数字相加。这种小学生都会做的事，作为一名高中生还要艰难地计算，这一度让她很自卑。于是在偷偷数手指时，她总是害怕被别人看到。她的计算也“差得一塌糊涂”，在大学所有关于数学的课程，比如概率论、线性代数、财务管理，她“几乎都挂了个遍”。

庄梓泳也不会读钟。小学生就能掌握的知识，她却感到很疑惑：“如果你把一个时钟放在我面前，我要怎么看懂它？”她只能通过数指针经过的格子数目来计算时间。这也使她在高考考场上非常焦虑，不知道时间的她只能不断地催促自己，逼自己做快一点。

因为上述种种障碍，庄梓泳在初高中学业中的数学成绩始终比不上其他科目。由于在晚自修只能维持几十分钟的注意力，她只能通过拉长学习时间“硬学”，但效果并不好。进入大学后，庄梓泳仍然会把不感兴趣的事“拖到不能再拖”才去完成，她描述自己在大学的生活“经常是过期的状态”。夏澈从高中到大学也维持着类似的状态，比起现实中的事，夏澈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只有在不得不完成作业时，才会短暂地把她从自己的世界中“拉出来一下”，在短时间内通宵“突击”后，她又很快地回到那个世界。庄梓泳和夏澈在大学的成绩并不“好看”。

因为身边学习环境比较浓厚，Cindy在高中时候还“能够学得进去”，进入大学之后，除了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外，生活中各种琐碎杂事的影响也降低了她的专注程度。最初Cindy的应对方法还是和中学相似，比如整天待在图书馆、喝咖啡，她也尝试了正念、冥想，均无明显改善。直到大四确诊并开始服药后Cindy的情况才开始好转。

实际上，无法正常完成大学学业对于ADHD患者并不是个例。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成人ADHD更为广泛的功能损害主要表现在学业和职业方面，“包括学业困难导致难以大学毕业，工作业绩不佳或频繁更换工作导致较低的职业成就和社会经济地位等。”

复旦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晓茹在采访中提到：“（患有）ADHD的孩子从小一路读书上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她们特别容易受挫。”她将ADHD人群分为两种，第一种伴随攻击与多动，攻击意味着“破坏关系”，如破坏课堂纪律，破坏行为规范等，这会使他们很难在现有的学校体制内生存；而另一种虽不伴随攻击性，但往往具有注意力缺陷、阅读障碍等问题，此类人群的学习也面临着困难，“相对而言，哪怕智力水平不差，ADHD患者也很难在学业成就上面获得比较好的结果。”

庄梓泳开始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她常常想：为什么别人都是有理有序的，只有我好像总是在犯错？然后她成为学校里最容易受批评的那一个，这让庄梓泳备受打击。“我好像永远是那个刺头”。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脑子是如此正常，而她好像来自外星。她陷入自我责备中，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没用”，于是愈发导致恶性循环。

夏澈将这种恶性循环描述为“连锁反应”，ADHD在她身上表现为拖延与失眠。她的拖延被人评价为“很聪明，但不努力”，然后所有人都会对她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失眠则是她思维多动的表征，她形容道：“我觉得我的大脑像旋风，或者说像高速行驶的列车一样永不停息地‘旋转’”。

思维的多动使夏澈晚上很难睡着，她的脑子里不断在想各种各样的事情，同时又因为失眠而更加焦虑。这就像是一个“连锁反应”：拖延和失眠会让人焦虑，焦虑反过来又会加重拖延和睡眠障碍，最后变成恶性循环。正因如此，夏澈感觉她的生活时常“脱离掌控”，总是在一种濒临失控的边缘徘徊。

失去掌控力导致夏澈无法很好地规划时间，也无法努力。也许对于其他人来说努力很简单，但对于夏澈而言，努力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努力后的结果仍远远达不到其他人的基本标准，令她非常痛苦。然后想：“难道这是我的问题？是我天生就是懒、就是拖延、就是不行吗？”这种自我责备最终把夏澈的生活变得非常糟糕。

森森则认为这种与他人的差异会让他长期对自己有“低效能感”。当一小时的努力不敌正常人十分钟时，森森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攻击，久而久之就会变得自卑。在确诊前，成人ADHD患者大多都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责备与否定中，小咪咕与她的家人“一直在找问题在哪里”，而ADHD的确诊似乎为一系列的不正常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让他们得以放过自己。森森将确诊看做重要的第一步，“是走向改善的开始”。但确诊之路，并不好走。

医疗盲区：儿童门诊里的成年人

在哪里能诊断成人ADHD，成为摆在患者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据公益组织“青衫Aspie”整理，全国范围内可诊断成人ADHD/ASD的医院仅有73家，且许多省份在全省范围内仅有一家医院具备诊断资质。据小咪咕称，广东佛山没有一家医院接受14岁以上的成人ADHD患者，她只能前往广州。长颈鹿在长沙也并未查到能专门检测成人ADHD的医院，于是她只好前往儿童心理科就诊。事实上，在儿童门诊问诊是成人ADHD患者们普遍的尴尬处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张劲松，在接受采访时称，近几年成人精神科对成人ADHD不断重视，多家医院也在陆续开展成人ADHD专病门诊。

国内ADHD/ASD成人可确诊地图（图源：青衫Aspie）

为数不多能够诊断成人ADHD的医生，其水平也参差不齐。为长颈鹿诊断的医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儿童孤独症，并非是ADHD领域专家。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询问长颈鹿学习上有没有困难，这让她觉得困惑，“好像能上大学就不是ADHD了，我觉得他们心里有这样一个等式”，而这一等式在她这里并不成立。

除了某些医生自身的认知偏见以外，成人ADHD患者常有的共病也会影响确诊。《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中指出，相对于儿童来说，成人ADHD患者共病更多，常见共病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相障碍、睡眠障碍、肥胖等；其中45.76%的成人ADHD共病抑郁障碍；同时，又有34%的难治性抑郁障碍患者共病ADHD。

成人ADHD与其他疾病的共病率图表（图源：《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虽然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晰，但被共病所掩盖，是ADHD症状在临床中被漏诊的重要原因。由于长颈鹿同时患有抑郁症，她曾被误诊多次。抑郁症也会造成心理能量不足，从而导致行动困难，故多家医院的诊断都倾向于认为她的反常是由于抑郁症，并非成人ADHD。直到一年后前往湘雅二院儿童心理科，长颈鹿才正式得以确诊ADHD。夏澈也曾因语速过快、精神亢奋等相似特征多次被医生与心理咨询师怀疑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或甲亢。

“成人ADHD患者的治疗方法与儿童ADHD相类似，即药物治疗配合心理治疗，但因ADHD是一个发展性症状，随着年龄增长，成人ADHD存在的共病问题可能会更多、更复杂”，张劲松医生如是说。故对于成年ADHD患者，她认为“间接诊断特别重要”，不能仅靠患者本人讲述，而是要了解患者的整个成长史，要有知情人（家长或第三方）提供信息，全面采集病史才能增加诊断的准确率。

以上海新华医院为代表，不少国内医院要求患者在家长陪同下就诊，这一要求无形中让部分患者的确诊受到阻碍。森森的父母就对成人ADHD充满“不理解”，他们认为森森并非需要治疗，而应当自我努力。当父母仍以“不要太往心里去”、“要自己去克服”的说辞劝慰他时，森森很难与他们产生良性互动。

更“内化”的患者：被忽视的女性

而由于种种社会规训的存在，女性ADHD患者面临着更难确诊的困境。

在人们的理解中，只有好动、坐不住才算是“多动症”，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Stephen P. Hinshaw团队的相关研究表明，在ADHD患儿中，虽然女孩表现出注意力缺失等症状，但因为破坏性行为较少，因此更容易受到忽视。

Cindy回忆称，小时候她很调皮，上课坐不住，小动作也很多。但Cindy感受到，身边有很多“社会约束”的提示，诸如女孩子应该文静。爸爸还为她报了电子琴课程，纠正她的好动。被这种约束规训的Cindy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安静下来，但她很快明白，自己只是“看起来正常，但其实底下问题更大”。即使能在电子琴课上“一坐一下午”，Cindy的精力也并不集中。

被妈妈认为“没有阳刚之气”的男孩森森，也感受到“女性容易被忽略”的困境。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中写道：“ADHD男性的被诊断率是女性的两倍以上，大部分女性的ADHD症状是内化的，可能表现为内向白日梦、注意力分散等，而非容易被识别的多动和冲动行为。所以女性ADHD症状往往被误解为性格特征或情绪问题……我想在我身上也是相似的道理。父母认为我安静内向，小时候常常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地上看书，但是自从小学开始我便学业不佳、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每天脑子里做着各种白日梦，做事慢慢悠悠，总比别人慢半拍。我总会被父母老师批评，他们认为我懒、磨蹭、不重视学习……”

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中，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超过20年的哈洛韦尔写道，“诊断就是希望的起步。”因为，“对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诊断带来极强的解脱感，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确诊后，夏澈感到放松，“有种大石头落了地的感觉”。她坦言，知道这些困扰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大脑和别人不一样后，在某种意义上就释怀了许多。虽然焦虑和睡眠障碍问题依然存在，但夏澈选择了一种“放过自己”的方式，“相当于以前我把我自己放在跟其他人同样的起跑线上，我会因为我始终达不到标准而觉得沮丧，但是现在可能我的心态会更放松，我依然要尝试，但我会以一个更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学者李晓茹同样肯定了确诊的重要性：“在了解了自己大脑的特殊运行方式后，患者也能够缓解以前低自尊的那种痛苦。了解之后才能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不一定要按照别人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规划自己的人生。”

靠药物，还是靠决心？

确诊只是一个开始，后续的药物治疗与心理接纳才能真正拯救生活。

目前，药物是针对ADHD的有效医疗干预手段。在我国，针对成人ADHD的主要药物有专注达与择思达两种。根据财联社在2024年六月份的报道，国内多地出现了ADHD治疗药物“专注达”的供应困难。经观察计算，专注达的市场平均价格大致为285元/瓶，一盒15颗，每颗18mg，平均一颗19元，按照成年患者的用药剂量，则需要服用两颗（36mg）——38元，在许多省市无法医保报销。并且，多地医院每次只能开一盒药物，对于众多需要远赴外地就医的成人ADHD患者们，算上挂号费和路费，每月的用药成本很高。

不同患者对于不同药物的反应也有所不同。专注达给小咪咕带来的感受是显著的兴奋，正式吃药15天后，她在朋友圈分享了感受，“终于可以控制自己、高度集中了，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感觉一切向阳而生”。但同时，对于高敏感的她而言，药物也让她“很容易紧张”，心跳加速。同时，她本身就很容易过敏，肠胃脆弱，吃药有时会让她呕吐、起疹子。服药还会刺激她的抑郁和焦虑，所以她现在只在需要专注时“配着心脏的药，再配着抑郁症、焦虑症的药”吃ADHD治疗药物。

择思达让李傲雪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做事情就可以只做这一件事”。ADHD让她常感觉“脑子里面很浑浊”，念单词时，脑中不仅有这个单词，还有很多杂音，“像是收音机坏了”。服药后，她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同时感官变得更加灵敏，可以感受到水流的流动，更清晰地听到周围的环境。

庄梓泳因患有焦虑症，不适宜服用专注达，于是她只能选择择思达。然而，择思达也很“耗费机能”。服药的最初几天，她的心跳速度明显加快，每天很早就会醒，有时半夜都会因心跳过快而醒来。她解释道，由于药理就是促进肾上腺素分泌，所以心跳加速是“避不开的”。

除了对身体上的耗损，庄梓泳还因药物的副作用在职场中遭到误解。实习中她服用药物后心脏感到不适，在会场里“坐得不太端正”，这引发了领导的不满，领导要求庄梓泳道歉。庄梓泳哭着说明了情况，但同时她也“体会到了职场的残酷”，在秋招中她不再主动说明患病情况。

药物并非万能，森森在服药三四天后就感受到了效果的衰退，“再也没有最初一两天的那种反应”。且药物只在短时间内作用于大脑，无法从根本上治愈ADHD。Cindy在服用后发现，在傍晚五六点左右，药物的药效就会减小，专注度随之下降。药效衰退后，她会产生一种痛苦、抑郁的情绪，“就是很难过，很伤心，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害怕成瘾”，让卢洁莹决定停药。在大学学习特殊教育专业的她，现如今是一名特教老师。对于她来说，药物的效果太明显了，在以前二十几年的生活里她从未感觉世界这么清净，做事效率可以这么高。但这种感受会让卢洁莹在不服药的日子里产生“落差”，她会发现那种很嘈杂的感觉又回来了。

药物之外，卢洁莹尝试在文献与生活中寻找其他方法。她买了巨大的闹钟，实现“时间的可视化”；为自己制作一条“动线”，例如下班开门回来后看到的首先是无阻挡的鞋柜、衣柜，再是提前一天整理好的衣服、浴室，可以不用动脑想自己要做什么；她还给自己制定了“百搭”食谱，因为成人ADHD患者无法做出、完成“to do list”，卢洁莹便给自己设置了Done list，在她看来，记录完成的任务也可以给她正面的激励。

因为长期服药价格较贵，加之不愿对药物产生依赖，卢洁莹选择停药。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以前我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现在知道问题所在，我能够做得更好”。

学者李晓茹认为，像卢洁莹这样，了解自身特点后做出自己的选择，是ADHD人群在接纳自己后应做的第二步，“只有清晰意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人，以及拥有决策的能力，想要为自己做选择，才真正可以有自己的人生。”。

聪明病、时髦病？泛娱乐化的ADHD

2023年6月，一篇名为“当我得知自己是ADHD | 你要的不是诊断证明，是原谅自己”的自述视频在某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截至目前，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一百万。不少网友质疑博主并未真正确诊，对其“只凭自测量表就发表建议”、“只进行情绪煽动而不做科普”的行为表示不满：网友纷纷发帖，称“ADHD更需要的是确诊”、“ADHD不是时尚单品”。

无独有偶，2023年12月13日，公益组织“青衫Aspie”对“后浪研究所”于12月7日发布的《确诊ADHD，成了聪明人的「时髦病」》一文提出质疑，指出将ADHD与“聪明人”、“时髦病”联系起来的行为有将疾病娱乐化、浪漫化、污名化的嫌疑。

面对网络上将成人ADHD作为“时髦标签”的人，森森觉得这是一种无聊且不可取的行为，就像“一种无意识的恶”，它消解了ADHD病症的严重性，让公众产生更多偏见或错误认知。Cindy认为，这种行为“挤占了真正需要资源的患者的话语空间”，“他们并不会教你怎么去确诊，怎么去应对”。

与之不同的是，长颈鹿很欢迎互联网将成人ADHD泛娱乐化，无论是将其看做一种“时尚单品”，还是将它与“聪明人”、“时髦病”划等号，长颈鹿都认为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平常化”。她喜欢那种在人群里的感觉，如果很多人与她一样，她会感到安心。

学者李晓茹并不认同将ADHD人群区分为特殊的一类人，她认为人只有个体差异，如果按照群体与群体间的本质差异去区分人群，大众很容易因从众心理而将ADHD患者特殊化，这也会给ADHD人群带来压力。

“对于把成人ADHD泛娱乐化的网络环境，不用过度紧张”，张劲松在采访中说道，“我们可以用一种宽松的心态去接受问题，然后再以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最终去做诊断。”对于所谓的“时尚单品”， 张劲松认为，泛娱乐化至少说明大家接纳了这个问题，并用一种轻松的心态来看待，这比回避、拒绝谈论问题要强，也比对ADHD的污名化要强。但她同时也认为，在医学角度的诊断要更加严谨，不要“轻易给自己戴（ADHD患者的）帽子”。

无法被社会化的“野人”

“我的人生底色是一个‘很ADHD’的人”，庄梓泳笑道，“我可能永远都说话很快，我可能永远都会喜欢动来动去，永远喜欢跑跑跳跳，但我希望把（ADHD）不好的地方降到最低”。

庄梓泳把成人ADHD患者比作“野人”，比起将ADHD看做病症，她更愿意认为是因为社会发展、进化得太快了，成人ADHD患者的脑子结构跟不上而已。“如果我现在生活的是一个野人一样的社会，那我说话冲动一点、拖延一点又怎么样？”她解释道，在原始社会中，人的冲动、多动对于捕猎有好处，因为ADHD更容易分心、多线程处理任务，可以更多地注意周围环境，更容易捕到猎物。但“现代社会需要你时时刻刻理智，我们（成人ADHD患者）跟不上时代的进化程度而已。”

庄梓泳觉得，最“麻烦”的事情是成人ADHD“阻碍了成年人的社会化”。庄梓泳所做的一切努力，如确诊、治疗、心理疏导，都是“为了迎合社会的期待”。她认为本质上来说其实并没有对错，就只是为了应对社会化，她不得不让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工具理性的人。

长颈鹿认为成年ADHD给她带来的“坏的东西”更多，但她认为这“要怪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太需要“螺丝钉”了，内卷、高要求，社会环境将成人ADHD患者“挤压得有点无处遁形，无处藏身”。

“我们要给每一个人以生存空间”，学者李晓茹在向大众科普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一点。ADHD人群也有自己的优势，李晓茹提及，当下制定的很多规则和提供的成长路径相对单一、不灵活，“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并没有考虑到让ADHD人群顺利发挥出优势，可能这是教育领域里应该去反思和改善的”。

Cindy读研所在的华盛顿大学给予了她很多帮助。该校有一整套完善的针对ADHDer的住宿及系列辅助性服务，例如拥有更长的考试时间，拥有更多的课堂学习资料等。在学校网站中也有针对ADHD患者的阅读模式，譬如可以高亮显示关键词。除此之外，该校也有针对ADHD患者的心理咨询，咨询费用包含在医疗保险中，不需要额外支付，针对ADHD的治疗药物在美国也列入保险。

“成人ADHD患者应当把谋生之道与自己的兴趣结合在一起。”长颈鹿觉得这很重要，正反馈能够给自己提供动力，对于ADHD而言，应当做自己“发自内心不抵触的事情”。小咪咕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她觉得控制和治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扬长避短”。

自我接纳、独立选择、发挥优势，李晓茹认为成人ADHD患者可以通过完成这三步来建立自己的生活，正如小咪咕对自己的期待：“尽情去发散自己的思维，创作出自己喜欢的世界，然后在喜欢的世界里面有自己的一番打拼。”在翻过自责、确诊、治疗等一座座大山后，如何接纳自我，与成人ADHD共存，挖掘所爱所长，将是ADHD患者们的终身修行。

（文中长颈鹿、小咪咕、Cindy、夏澈、森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