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民：“责任”视野，关于营建的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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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

2025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孙一民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长江学者、国家教学名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术院长

无论是在专业教育还是在工程实践中，建筑师都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对此，建筑师自身必须有清晰的认知。在当前的城市建设语境中，推进优化方案、开展技术协调并不仅是传统概念上简单的规划信息传递以及各专业间的辅助和咨询。所以，孤立探讨规划或建筑并不贴切，营建才更为契合。

此外，不同身份下的观察视野也不尽相同。建筑师关注单体建筑，地区城市总师团队则着眼整个片区。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正试图构建一种体系化的城市思维模式；它像一座桥梁，让管理者、开发者、实施者和不同专业人员能进行相互沟通和对话，在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大效能。

以体育建筑为契机

探索城市建筑的公共价值

建筑师应敢于在重大决策中提出超越单体利益的干预，这既是建筑师的责任，也是其社会价值的体现。

邵兵（建筑档案主编/创始人，以下简称邵）：当前建筑师的身份转型面临难题，总师的出现使公共边界、红线管控上有专业人员，使得城市发展得到平衡。弹性的导则，最大程度发挥了设计的价值，同时总师也能够反向助推出更优秀的设计。

孙一民（以下简称孙）：总设计师制度能够提前介入，并助力建筑师打造更好的作品。以gmp设计的唯品会总部大厦为例，当时业主认可其方案优点，却担心实施层面难以落地。总师团队介入后，便顺利实现了体量腾挪，以及向城市江景敞开的空间效果。

▲ 唯品会总部大厦

另外，也有些建筑师受困于甲方需求的限制，难以体现自身价值，我们参与后则起到了润滑作用，促使设计方更主动地提出特色方案。例如Gensler在复星地块的方案设计中，和业主有一段艰难的磨合期。我们介入后，便与设计方在公共空间博弈上达成共识。这种博弈类似他们熟悉的北美城市设计的管理模式，让他们在大框架下能够大胆发挥，最终形成了退让城市广场的特色方案。

▲ 复星地块方案

关于社会价值，我个人持认同态度，但并非所有建筑师都认可。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统一的教学模式下，也存在不同观点。在当时的教学中介绍四大建筑师（密斯、柯布、格罗皮乌斯、赖特）时，尽管他们的建筑理念差异很大，但老师们还是更强调其共性，即他们都关注到了社会问题。

▲ 总师工作照片

邵：建筑是社会驱动产生的结果，当代的东西和百年之前肯定不同。

孙：谈论建筑师的价值取向，不能脱离服务性原则，因为业主的诉求是建筑师发挥的前提和框架。尽管很多人在业主的诉求框架下进行了超前的探索，但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常常难以实施。

以近年来高铁路网飞速发展、枢纽集约建设的趋势为例，广州建设的白云站是亚洲最大火车站综合枢纽，其四角都建有高层建筑，体现了站城融合的设计理念。然而早在约100年前，柯布西耶就提出了类似的设想：通过快速交通可直达城市，快速的城铁和慢速的火车在同一枢纽站实现立体叠加，周围环绕高层建筑。在这种模式下，城市生活也紧密叠加。当时的设想甚至比现在更加超前，还规划了航空线路与枢纽站点交叉，可供飞机起落。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曾率先尝试，从楼顶停机坪直达联合车站。但后来由于直升机事故，导致航空共建的理念未能延续下来。由此可见，建筑师对社会发展的责任重大。

就我个人而言，在前期学习和建筑实践中更多接触的是体育建筑。与其他建筑类型不同，体育建筑有着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既不服务于个体利益，也不属于商业范畴，这一点对我影响颇深。

从20世纪80年代跟随导师做研究和完成毕业设计时参与的北京亚运会场馆，到后续团队设计的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场馆，我们始终将空间复合化作为首要考量。即在考虑各类综合因素后，保持建筑的高效运营，并最大程度产出公共利益。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应用的结构形式、技术手段，我们也力求合理适宜，在减少公共投入的同时，保证建筑经久耐用。

▲ 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领导小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科技奥运先进集体称号体育建筑代表作品

体育建筑的尺度与维度远超常规建筑类型。这一特征为我提供了基本训练的契机如何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将先进技术与之融合，同时还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例如在奥运会场馆工程中，如何实现功能的复合化与多样化，兼顾赛前、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需求，都是我们设计中至关重要的决策要点。

在体育建筑的改造拆除上，我们也积极发声献策，希望把大型公共建筑的社会价值提出来。一个实例则是在2017、2018年左右突然提出要拆除的深圳体育馆，可无论从建设时间、设计品质和运行状况来看，其远未达到需要拆除的程度。同一时期建成的广州天河体育馆和武汉洪山体育馆都在正常使用。天河体育馆经历了亚运会，并将在接下来的全运会中继续投入使用；洪山体育馆则承担了第一批的方舱改建，并出色完成任务。经过了长达一年的抗争，我在相关专家会上率先提议，最终将专家会结论从原本的拆除新建扭转为原馆保留。

江门市滨江体育中心

淮安体育中心

重庆市合川区体育中心

孝感市奥体中心（在建中）

南上海体育中心（设计中）

华中科技大学游泳馆

中南大学体育馆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体育馆

邵：你考虑的更多是建筑的可更新、可变、可复合。

孙：建筑师应敢于在重大决策中提出超越单体利益的干预，这既是建筑师的责任，也是其社会价值的体现。这些实例启示我们，建筑师不能仅服务于业主，既要有服务性，更要体现社会价值，同时应合理控制个人表达欲。就个人而言，我一直认为任何工程项目都不应成为个人肆意表达的舞台。在大部分体育场馆设计中，我们首先考虑的应是社会责任。而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说，这份责任更加重要。所以，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深入探讨，无论是建筑师还是规划师，都应当切换视角进行反思。

2008 年奥运会摔跤比赛馆（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羽毛球比赛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2010 年广州亚运会武术馆（南沙体育馆）

2010 年广州亚运会柔道摔跤馆（广州大学城华工体育馆）

2010 年广州亚运会省属游泳跳水馆

2011 年深圳大运会场馆 ( 宝安体育场 )

2019 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场馆

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

就是要对城市和社会负责

当代建筑师要站稳脚跟、坚定信心，秉持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尤为重要。随着社会发展逐步进入存量时代，未来建筑师的项目并不会越来越少，而是需要更加细致。

孙：很早以前，就有关于年轻人是否还要选择建筑专业的讨论，担心以后项目越来越少。但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我们这一代在城市高快速建设背景下，生产了大量粗放且不尽如人意的建筑，要改造和改善这些城市现状，还需要未来好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邵：当下大家都在唱衰行业，设计师或建筑师的作用其实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我们的城市是在资本体系下生产出来的，现在需要建筑师进行身份转移，跳出建筑师的身份来重新观察我们所面对的现状，还需要拥有直面过往经历的勇气。

孙：前不久，我们举办了一场华南地区（海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的建筑教育研讨会，聚集了近30所不同的院校。其中，既有早已通过学科评估的高校，也有许多持续投入的民办学校。会上大家萌生了建立建筑教育联盟的想法，并深入探讨了当前的现象，究竟是行业发展的问题还是建筑教育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应将行业出现的问题简单归结于教育上，招生人数减少、录取分数线不高等问题其实并不可怕。从悲观的角度或许能指出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从积极方面看，在既有的建筑教育体系下，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建筑师。由此可见，坚定信心、站稳脚跟尤为重要，教育绝不能为了迎合世俗而丢弃基本价值观。

▲ 2024年1月9日，面对挑战的建筑教育专题研讨会，筹建南方建筑教育联盟

换个角度思考，适度缩减招生规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教学评估中我们发现，30人的班级配置3位设计课老师较为理想。因此，在生源变少的情况下，反而可以优化师资，增加师生交流机会，进而提升教学质量。建筑教育应该体现社会价值，助力城市发展。就像历史城镇中的经典场所空间，设计者往往都已被忘却，但人们在意的是空间品质本身。所以，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至关重要，无论是在教育还是实践过程中，都应独立认识到这一点。

邵：建筑师的职业范畴其实非常广。建筑师要在认知层面有所意识，否则就会成为工匠。

孙：有时看到一些优秀的设计，我并不赞同刻意去模仿其表面形式。因为这些设计往往源于特定的情境与需求，是设计师个人想法的独特、诗意表达，具有很强的偶然性。而建筑师的根本职责，是切实为业主、社会解决实际问题。

邵：建筑的营建过程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

孙：在美国访学期间，一位教授的观点让我深表赞同。无论古典还是现代建筑，立面不仅是包裹建筑功能，巧妙容纳建筑的各类用途，更是围合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要素，参与塑造城市的开放空间及环境。因此，无论是从建筑教育，还是建筑师职业操守的角度，建筑师可以选择个性化表达，但不能只专注于此。应首先考虑对社会、城市空间负责，再适度表达个人特色。即便像盖里这样有个性的建筑师，在波士顿某个建筑设计中也首先考虑遵循街区的肌理和形态，仅在挑檐处进行了适度的个人风格表达。

▲ 孙一民大师于MIT进行城市设计访学（1995.8-1997.10）

邵：当我真正和建筑师、艺术家和很多不同专业的人一起走在街道、城市时，我隐约感觉有很雄壮的力量。之所以听说骑楼很兴奋，是因为这个总部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的。

孙：在琶洲CBD片区，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空间出现。早在2020年4月时唯品会大楼率先落成；而珠啤包装车间改造项目在2017年就已启动，底层的各种酒吧也正在陆续开放。这里有很多多样化的空间节点，在整体效果上拉近了市民与城市空间的距离。

▲ 珠啤改造项目日景

▲ 珠啤改造项目夜景

邵：所以社会价值其实还是设计的共享、共用，你对公共的理解、参与，和价值认同感都在里边。

孙：作为建筑师，我一直在推进体育建筑的设计与研究工作。2023年，我们参与了南上海体育中心和沈阳冰雪运动中心的竞赛投标。南上海体育中心的竞标我们排名第一，也于近期进入了施工阶段；而沈阳冰雪运动中心的竞标则略有遗憾，我们险些未能进入前三。这两个项目都体现了我们一直坚守的社会价值观：体育建筑不应仅成为举办单次大型赛会的载体。

另外，用城市设计的手法去做体育建筑是我一直坚持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在国内率先提出这一理念，并一直将其延续至今。我坚信这一观点能影响诸多基本范式，促进体育建筑领域对于新形式的探讨。而其中的许多内容与我们刚才谈及的都市营建概念殊途同归。除了地区城市总设计师服务外，我们也在参与各类城市设计竞赛。竞赛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基本理念的坚守更为关键。当然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设计方案既能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又能被实际采用。在2023年，我们参与的五个项目中，就有四个项目取得了优胜。

▲ 南上海体育中心

▲ 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

▲ 2023年参与城市竞赛项目

放宽建筑视野

推进科学营建

社会飞速变化，建筑涉及多维度、多尺度问题，建筑师需要将自身知识和能力充分展现出来。

孙：此外，我认为建筑师也需要考虑如何应对社会总体的变化。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既要有科研成果，也需要产出适应未来发展的内容。我曾在《当代建筑》杂志主持了一期走向新能源的导引下的新营建的专刊，新能源对于建筑行业的未来发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

在城市营建过程中，受气候变暖、双碳战略等影响，涌现出许多新技术。这种情况甚至不亚于柯布西耶时代面对钢筋混凝土出现的影响，但当前建筑师群体或许还未做好准备。

我们也在逐步朝此方向进行探索：比如广州新美术馆，这是我们与赫尔佐格团队合作近十年的项目，其中就运用了光伏一体化等新能源技术。作为建筑师，社会责任既体现在具体的工程设计价值上，也体现在推进城市片区的科学营建中，更在于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 广州新美术馆

这两年，我也在积极推动规划建设理念的转变。包括加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当选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副理事长，以及推动城市规划院校联合毕业设计等。联合毕设在原来延续十几年的六校联合基础上，推动其向多学科联合发展，既有工科院校，也有理科院校，涵盖建筑、规划、地理、林业等多个学科。这是因为近些年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打破了原先偏向工程管理的部分内容，联合毕设也是希望能更好地适应这些社会发展变化和制度变更。所以新的院校联合包括了北大、南大、华南理工、哈工大、华中科技、北建大和北林七所院校。首个毕设题目就是广州火车站周边片区城市设计，涉及三元里村等诸多复杂内容。所以这个选题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涵盖了复杂的社会变迁问题。

▲ 2024年3月2日，2024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七校联合毕业设计开幕式

▲ 2024年5月29日，2024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七校联合毕业设计终期汇报

此外，我一直参加规划学会组织的西部之光活动，活动在东西部交替举办，促进了不同观点的交流。

▲ 2024年6月5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第十届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交流活动及规划西部行活动

▲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孙一民教授聘任仪式

邵：你不限定自己的身份。不同身份的视野不同，单体建筑师看到的是独立的建筑，总师看到的是整个片区。你刚才提到广州火车站是一个时代、社会的变迁，处于当代关系里，建筑师应该怎么去改变、调整它，使之适应时代？

孙：更多是在多维度、多尺度下，基于自身的社会价值观引导，把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体现出来。例如我在梅州担任百千万工程典型区规划建设总师时，就需要为规划战略提供参谋协助。从规划实践的角度来说，这类片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又亟须快速推进建设，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引入外部力量的策略。当前有许多公司因为行业原因业务受到影响，但同时又有大量实际工作需要人手，其中蕴含很多机会。最终，我们将深圳、广州的两家公司投送进去。其创始人都是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海外深造后又回国创业。很多新兴的独立建筑师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且具有一些积极的思考，地方政府也十分欢迎他们的参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与磨合推动社会的发展。

▲ 2023年12月20日，梅县区百千万工程典型区规划建设总师聘任仪式

邵：专业桥梁是必须的。

孙：2003年左右，我初次到访梅州梅县，并开展了一系列工程项目，其中包含叶剑英纪念馆和周边片区的规划设计。项目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去过。梅县的松口镇是个重要侨乡，那里有着延续了一百多年的骑楼街等特色街区。近些年我再次到访时，松口镇已成为百千万工程的典型示范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这让我深感建筑师确实应该把视野放宽广一些。

▲ 叶剑英纪念馆和周边片区的规划设计

总师先行

与社会的立场同在

全过程导引，全周期管控，以营建为核心，解决城市设计实施管理难题。注重制度创新与方法创新，创立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平衡设计师理念与工程实施的需求。

邵：现在城市建设中的不少问题是源于规划的问题，而广州琶洲西区城市设计及地区城市总设计师是总师的先行军，实现了机制的创新，请问您认为比较重要的实施经验有哪些。

孙：一方面，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的核心在于解决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尤其是城市设计成果的实施与管理。广州市原来实施责任规划师制度，但由于中国现代城市设计存在很多区域特性，还未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并且多年来我们发现，已编制形成的城市设计成果在实施层面也存在很大掣肘，这些都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2014年开始，我们在琶洲西区开展城市设计优化及总设计师服务工作。结合广州的现状与实践经验，我们于2014年提出了一种与地区规划师制度有区别的总师制度，即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而琶洲西区属于在国内最早探索实施总师制度的实践。该制度经过10年的实践，在琶洲西区、南沙明珠湾灵山岛尖、横沥岛尖等项目中成功实施，成为典型范例。

▲ 琶洲西区城市设计

▲ 明珠湾起步区（灵山岛尖）城市设计优化及地区城市总设计师

▲ 明珠湾起步区 (横沥岛尖科技产业组团) 城市设计优化及地区城市总设计师

另一方面，总师工作需要平衡城市设计方案原则与地块方案自由度的实施效果，避免总师个人审美导向的影响。深圳市政府的做法比较强有力，从2018年开始以发文形式立起了总师的名称，但当时对总师的职责权限及定义还有待明确。目前深圳总师对于单体建筑的管控，多数是以担任评审组长的方式实施。相较而言，琶洲西区总师实践开展得更早，对城市重点片区从设计到建设的管控力度更大。在广州，我们设有城市设计总师，各片区还有规划总师，深圳则称双总师。我们按照城市设计的定义，重新调整城市设计方案，编制城市设计导则。并通过将导则纳入土地出让合同的方式，让导则具备法律管理效力。总师工作基于这份法律化的导则进行导引和管控，我们则不太参与招标环节评审。这样既对城市设计成果的落地实施提供了足够保障，又给予地块建筑设计方一定的自由度，避免了仅仅由总师个人审美导向的影响。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琶洲西区大部分的业主是民营企业，可以自主根据意愿选择投标或委托的方式。一旦确定了地块建筑设计单位开展设计，我们就需要结合导则来协商优化修改。导则属于前置式先投放的规则，深化时有些业主追求利益最大化，常与导则规定有一定距离。这时先由地块设计方提出优化措施，我们再基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参与设计导控和建设管理，如果地块建筑方案是有利于增加公共利益的正向调整，就予以许可。这种集群商讨的模式由来已久，我们在琶洲西区的项目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形成了全过程服务与导引的协同营建模式。在这一制度规则下，总师的立场始终站在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的一方。

邵：其实在总师制度里，你担任的是制定规则的角色。作为地区城市总设计师，请问工作中需重点协调协商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孙：我们在设计和导控过程中，通过功能混合、立体公共空间体系，来提升城市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简雅各布斯曾在城市设计中提到多样性的重要性，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功能混合能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多元需求，这在东西方传统城市中都有所体现。当前对建筑用地性质强调得过于僵化，使得多样性面临洗刷。同时，结构技术上的限制导致城市建筑形式容易趋同。所以，我们通过活化设计管控机制，希望在造型上各具特色，建设形成多样化的片区。在琶洲西区城市设计优化中，由于这里汇聚了多家互联网总部公司，人员流动性较高，功能单一的街区无法满足需求。于是，我们提高了每栋建筑租赁式居住用房的比例，增加酒店公寓等短租用房，还通过增设底商来提升公共空间活力，从而营造混合功能的多元街区，以满足互联网创新区用户的使用需求。

▲ 琶洲西区地区城市总设计师相关工作影像

邵：可以从城市模型看到片区首层裙楼布置商业空间，精心布置了特别配套的设施。

孙：琶洲西区吸引了41家互联网总部进驻，设计伊始我们也考虑到了实体商业量较少。于是在几栋关键裙楼设置地下空间并规划商业区域，采用地下空间整合式设计方式，将互联网片区串联起来。在多数互联网总部塔楼则不再设商业裙房。这样既可契合互联网企业的利益与需求，对我们设计及建设方来说也能节省用地。以腾讯总部大楼为例，在我们优化前就已经售出且方案已获批在建，后续我们仅做了局部调整，在裙楼及首层设置咖啡、简餐等简易配套，满足和服务互联网企业的工作需求与节奏。而琶醍建立于珠江啤酒工业遗存区，也已成为片区重要的公共活力场所。

▲ 琶洲西区腾讯微信总部大厦

我们基于导则进行协商探讨，并设立灵活弹性的调控机制。以唯品会地块为典型代表，由于唯品会业主同时拿下三块地，GMP的建筑投标方案将第三栋塔楼的体量由竖向改为横向。我们认为这一改变使后侧塔楼能拥有江景，具有探讨价值，便根据协商结果优化了城市设计导则。从城市东北角望向唯品会，这里从实体角变成了阴角，成为城市设计的关键空间节点。腾讯和阿里地块的城市设计导则相似，都有两个邻水小地块。最后腾讯总部大楼委托让努维尔进行设计，他想颠覆高层总部办公楼的传统模式，所以腾讯项目设立了四道跨度20m的大悬挑，每一层悬挑出来都是一个小房子，有点像随时城市的概念。在现行规则中悬挑超过50cm则不被允许，但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腾讯公司做了谈判，最终腾讯承诺在底部建设美术馆并对公众开放，以此换来导则上的同意出挑，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方案最终得以落地实施，成为沿江的亮点。这种方式只有在总师的持续跟进和导控下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会因强制性规则的一刀切而被否定。总师实际上是咨询性质的，我们能在前期介入，从机制角度扫清城市建设实施中的难点，提供前置式城市设计导则，并对地块方案设计与实施进行全过程导引和严格把控。

▲ 唯品会总部大厦骑楼连廊空间

邵：请问可以详细介绍总师制度全过程导引的情况吗？

孙：首先最早期有初步的控制性规划方案，所谓的全过程导引，实际上从前期城市设计对控规方案的优化调整就已经开始，整个过程可以一直跟进到审查盖章，并确保在有效期内完成，所以整个片区审批速度极快，且技术含量高。我们常在周末开会讨论相关事宜，好几次协商会上，规划局的不少年轻工作人员都主动参与。他们作为政府专业审批单位的人员，自愿参与到我们总师协商讨论的过程中来，协同研讨，共同学习。

邵：这点很好。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中间需要桥梁进行这种对话，能够在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孙：现在中国规划设计里存在着一些先天学科认识造成的问题，比如城市重点片区建设密度不够，未能真正实现高密度开发，导致了在建设行为上对土地和资源的浪费。原有规划因为只考虑规划设计单专业，所以规划成果常与工程技术脱节，很多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才被发现，届时已经难以调整。就像原控规对各地块地上地下用地面积、建设高度、计容等指标的规定，不少都缺乏明确依据。在建设过程中，业主需要按控规指标执行，然而实际上，并非所有地块都能按照理想状态去实现。

我们率先建议政府对琶洲西区现行控规进行城市设计优化，梳理核心问题并对控规方案进行调整。例如，原有的停车指标体系下，地块业主需建设4-5层地下室；而通过对琶西片区的施工数据抽样调查发现，琶洲岛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岛，如建设四层地下室，就到达了地下15米的岩石层，需要对基岩进行爆破，这会带来高昂的经济和生态代价。因此，我们基于工程理性、精明开发的理念，合理精简地下空间，审慎开发建设。

关注营建的社会价值，建立健康审美下

体系化的城市思维模式

先精明谋划，再营造建设。城市设计先行，增益公共空间利益与环境效益，为城市创造更多可能性与多样性。

邵：首先在技术实现上要打基础，总师以技术顾问的身份服务大家，和大家一同探讨。多方共同介入城市前期规划、策划，节省了各地块单体建筑师和政府反复的沟通。感觉沟通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是尤为重要的，总师对重点片区整体和各地块的具体情况都实现了深入把控

孙：对城市的导引控制有好多阶段。在城市建设早期，为了实现快速建设，吴良镛院士推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导引发展作用。

▲ 2022年6月7日，深圳市光明区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群总设计师聘书颁发仪式

邵：这算不算是第一代城市设计的控制方式或介入方式？

孙：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的规划都是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但我们实际所学不止于此。我们从建设角度进行的技术探讨是多方面因素的，既有从国外学习实践中感受到的，也有在国内特殊情况下通过建筑师实践经验来印证的。所以我们无论是推进优化方案，还是技术协调，都不像原来规划的模式那么简单。比起规划和建筑，我更希望谈营建。在1948年左右，梁思成先生倡导清华建院称为营建系。后来院系调整，学科名称回到了建筑系，营建一词便鲜少提及。但我认为营建所包含的不仅是建房子的概念，还代表中国建筑的艺术传承，建强调发挥结构和材料特性的智慧，营注重富有匠心的精心谋划。

邵：从文字角度来看，营建和建筑最大的不一样是营，这个字代表得先有动作、行为，通过谋划经营构建空间系统。

孙：我认为仍然需要从整体性的视角看待城市与建筑，这种整体性可能在某些新建城市中受到破坏，但在传统聚落中却仍然得以保留。例如五台山顺应山势、结合地形的群体聚落关系。并非完全是根据市民老百姓多年的经验积累而成，而是有很强的谋划，并付诸精心的建设实施。因此，营建一词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在当今知识体系下，从理论知识到实践建设，深化城市设计的过程。

▲ 2019年3月29日，琶洲中东区概念城市设计国际工作坊

邵：我感觉这一理论论述具有颠覆性，营建不仅仅是为了建造房子，营的是未来空间的体系、生活，包含了柔软的、硬质的、软硬交错的部分。从城市空间结构逻辑上看，这一理念为城市增加了冗余、弹性、活力空间，甚至未来建筑的主人更替时，它也可以承载新的职能。

孙：我们国家以前没有建筑这个名词，建筑这一概念是日本人提出的，并有特定的范畴。提到建筑师时，他们会统称为艺匠。多年来业界过于强调建设，甚至到项目建成后，建筑师会被遗忘，只是在谈施工单位了。

邵：建筑带来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同样需要纳入其对城市的干预状况。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例如榫卯结构可以盖故宫，但当代的生活需要透明一点的城市结构和错落的城市关系。

总师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体系化的城市思维模式。涉及到日常运营方式、建筑空间使用与感知，考虑的是怎么去营建的问题。

孙：如果只探讨设计价值，往往更关注建筑师个体本身，但我们从总师的角度更倾向于讨论营建的价值，设计在其中只是一个手段。我们既需要考虑设计风貌管控，还需要考虑比设计更加超前的部分，即前置式导则管控；更需要考虑设计成果的落地建设实践。例如在琶洲西区采用联合基坑开挖策略，从超越单体地块、跨越单一红线限制的视角，对土地高效集约利用，在满足工程理性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 琶洲西区联合基坑开挖

邵：我们各城市CBD大量存在红线分割街区地块的问题，采用联合基坑开挖策略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感觉营建是我们介入和探讨城市问题的方式和价值体系。

孙：营建一词，越总结越重要。如同单体建筑设计有特定的科学理论和模式，城市设计也存在既定的思考方式与价值观。在过往的认知中，一谈及城市设计，会更多想到形象上的概念；而营建则将建设这一要素结合进来。大家都感觉骑楼街很漂亮，但在当前建设和开发需求的语境中并不容易实现，二层连廊也是如此。但我们在琶洲西区成功布置实施了长度1.6km的二层连廊和超过2km的骑楼街。这里所谓的骑楼街不只是建筑下方的柱廊，而必须将柱廊与街道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才能营造出人本主义、适宜步行的街道。

▲ 琶洲西区街道空间一体化

邵：其实营建是我们介入城市设计的方式。想请教一下，建筑与建筑之间有这样的骑楼关系，是否意味着在整个系统整合形成一种公共的串联方式？

孙：不止如此。我们的导则明确了每个地块上必须设置骑楼街的具体位置，这是硬性要求。虽然在方案推进过程中会有一些局部调整，但原则是骑楼街的规模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在传统的高密度城市商务开发区，骑楼街难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各个地块的建筑不仅要后退用地红线，还受到消防环路等工程因素的限制。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导则和制度设计上进行了创新优化，确保骑楼和连廊的空间模式能够真正得以落地实现。目前琶洲西区的骑楼系统是可以串联起来的，二层连廊与骑楼在空间上有一定分离，可以避免连廊与骑楼交叠区域的首层商业气氛被削弱。

邵：我理解骑楼街和连廊体系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公共界面上，它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提升了地块之间的空间关联性，避免各地块孤立的状态；另一方面，把写字楼群、总部群的部分空间出让给生活，并非所有空间都在工作状态。

孙：其实骑楼街的出现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都市形式，而这种形式只有在营建概念上才能出现。过去广州在半殖民地状况下，都能在各街巷建设传统骑楼街，虽然标准参差不齐，但空间品质很高。如今，当代建设能力大幅提升，建造标准日益提高，管理体系也更加完善，却很难营建骑楼街，其原因在于当前规划和建筑设计缺乏相关机制。

同时，琶洲西区现有的骑楼街及二层连廊都注重步行友好设计，片区内的连廊要求能够24小时对公众开放。在地面层，我们通过超2km长、1.2万m²的骑楼街，进一步提升了街道空间的步行可达性和用地效率。与天津的于家堡片区相比，琶洲西区在同样的道路通行能力的前提下，两侧建筑之间的距离是于家堡片区的一半；经优化后的琶洲西区城市设计方案，道路面积显著提升，用地面积与原控规相比节约了20%。即按照原有容积率及建设强度，如需达到现有建筑面积，需增加约20%的用地面积。

▲ 琶洲西区骑楼街与连廊体系

邵：因此琶洲西区在密度合理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了空间质量，节约土地成本，运用工程理性的技术、思想、导则，优化营建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孙：一方面，关于密度的合理化问题，我们并非要大幅度提升整个片区的毛密度、毛容积率，所以当时整个片区的规划总指标仍然以原控规作为基础。但我们在用地面积恒定的情况下，提高了建筑的密度和建设量，绿地空间有所增加，道路面积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了高密度建设与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土地存量已无条件增加，因此更需要保持开发建设品质。琶洲西区在保持蓝绿空间品质、维护环境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增加道路系统比重、提升路网密度，主要是为了实现更高密度的合理化发展。在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发掘方面，和其他总部基地相比，琶洲西区并不需要政府实施大量的公共投入。在管理成本上，琶西片区没有设置指挥部，而是由我们总师团队通过合理协调，在广州建设部门逐项报批，缓解了政府审批压力。另外，在经济税收方面，每一栋新的互联网区总部的加入，都带来显著的经济税收增益，与土地增益共同构成精明营建中的经济效益增加。琶洲西区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在2023和2024年连续两年入选福布斯评选的中国十大CBD，是广州除珠江新城外的第二个入选区域。该项评选并非依据建筑造型，而是看重经济数据。所以综合来看，琶洲西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实际上实现了协同兼顾。

▲ 琶洲CBD连续两年获评福布斯中国十大CBD

邵：您在琶洲西区的总师实践，其实很注重平衡个体和集体的关系，您在用精明营建思想同时博弈经济、社会、公共和生态效益。

▲ 琶洲西区城市设计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