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日本报纸还能活多久 ？

我在日本的头几年，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研究媒体法，二是尝试办媒体。前者是主业，后者是副业，不过这个副业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那几年，我参与创办了《中国留学生》、《中国经济时报》，以及《日中医学交流》等平面媒体。时值日本报业风起云涌——据日本新闻协会调查，1997年日本报纸的发行量多达5377万份，我也算躬逢其盛吧。

与别的国家相比，日本报业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发行数量巨大；二是各报直接发行，销售网覆盖全国；再就是主要报纸都属于“高级大众报”，不像欧美报业那样“高级报”与“大众报”泾渭分明。

在纸媒式微的今天，日本仍有一百多份报纸“活着”，其中三分之一还分“朝刊”“夕刊”两个版本，最大的《读卖新闻》日发行近千万份。日本人可谓世界上最爱读报的民族，许多家庭订阅两份报纸，一份全国性报刊，一份本地报刊。据2008年的一项调查，九成的日本人有每天读报的习惯。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周报、都市报崛起，中国报业协会派出不少访日团。我在中国报业协会与日本新闻协会之间牵线搭桥，做过不少促进双方交流的项目。当时国内报业处于急速扩张的时期，许多地方缺报纸轮转机、新闻纸张乃至油墨，双方的交流主要集中在经营和管理上。对于盛极一时的日本报业，国内媒体十分向往。

在日本，报纸属于私营产业，面向市场自负盈亏。国家既不“拥有”报纸，也不资助它们，更没有立场对其内容指手画脚。纸媒过半的收入来自销售，读者即衣食父母，因而日本报纸的发行和服务也是直接面向读者的。在日本，95%报纸由送报员直接送到订户家里，风雨无阻。吃早饭读早刊，是许多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日复一日，他们渐渐养成对铅字、对纸张的执着。

高质量的发行和服务，被认为是日本报纸留住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我认为，报纸最好的服务来自真实。日本报纸的客观性记录良好。这源于战后宪法所保障的“新闻自由”，1947年日本宪法禁止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在这之上，报纸“客观”“中立”之原则才成为可能。与欧美媒体不同，日本报纸在呈现事实的同时，与政治保持着距离。政客们不直接插手媒体，记者们也不会转而从政。订户很少因为政治立场去订阅某一份报纸的，因为这些报纸的社论差别并不大。在去年的一项调查中，报纸的可信度评分达68.7分（满分100分），明显优于网络新媒体的51.4分。

不过，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平成时代，纸媒经历了一个走向巅峰而后滑落的过程。去年日本报纸日发行3990万份，虽然大大超出全球水平，但较二十年前的峰值已萎缩约1/4。前面说过，日本报纸的营收主要靠卖报，发行量的萎缩，意味着发行商收益减少，据统计，在2003-2013年的十年间，日本报业的销售总额下降了约458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91亿元）。在平成世代后期，为争夺日益下降的订户，平面媒体之间彼此攻击已经成为常态。

日本报纸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出现了裂痕，而这种裂痕随着“团块世代”的老去，将日益明显。所谓“团块世代”出生于战后不久，从小养成阅读报纸的习惯，是报纸最忠实的读者。这些人现在都已超过70岁，据统计，日本男性的“健康寿命”为71岁，女性74岁，往后他们或进入老人院，或逐渐精力不济而无法阅读，到那时，报纸订阅的解约风潮就会到来。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对报纸并不执着，他们甚至也不看电视。网络冲浪才是他们的日常，二三十岁的日本人九成以上是网民。而根据新闻通信调查会去年的一项调查，在日本，通过手机或电脑浏览新闻的人数已经超过报纸早刊的读者。

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报纸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是时间问题，而是说报纸已经不是不可取代的信息来源，过去那些只有通过读报、看电视才能获取的消息，现在上网就可以轻易得到，甚至都不需要专业的新闻机构来提供。

在我刚到日本的1990年代初，日本主流媒体常常几天没有一条中国的消息，仿佛地球上不存在“中国”这个国家。我和几位同道之所以创办《中国留学生报》和《中国经济时报》，正是想填补这个空白。前者面向“中国留学生”这个小众群体，用中日两种语言出版；后者则面向日本读者，用日文发行。后来，这两份报纸双双消失在网络时代的门口，找不到新的定位，以及缺乏采编力量，是停刊的主要原因。

1995年被称为日本的“因特网元年”，那一年，传统媒体开始进入网络，媒体表现更趋多元。1997年，日本报纸的发行量达到巅峰，此后逐年萎缩。人们笼统地将此归因为网络时代的冲击，其实对于不同的报纸，阿喀琉斯之踵并不相同。对于西方主流媒体来说，广告流失是个致命的打击，但日本报纸的主要收入并不靠广告。日本报纸缺失欠奉的，我认为是深度信息，是只有专业媒体能够提供的调查性报道，这种缺憾一直都有，但只是在网络时代才令日本报纸加速贬值。

“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发布了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自由度，日本仅列67位，排在“七国集团”的最后。为什么会这样？上文说过，日本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与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是，日本存在一套“记者俱乐部”体制。

“记者俱乐部”是日本各级政府部门及商业会社为媒体设立的排他性组织，只有俱乐部成员才能获得政府及有关会社提供的第一手信息和数据。全日本有几百个这样的记者俱乐部，从首相府到东京证券交易所都设有专门的“记者室”。通过俱乐部，记者和所谓权威消息人士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非对抗性”关系——记者轻易获得投喂而不必穷追猛打掘地三尺，消息人士调控信息发布进而实现舆论管理。

这种制度一直受到国外诟病，认为它在事实上造成了媒体的“自我审查”。日本报纸充斥着来自记者俱乐部的各种消息，鲜少有深度的调查性报道，甚至批评性的报道也不多。上文说过，日本报纸不讲假话，但真实不等于真相，后者往往隐藏在碎片化的事实之下，有待记者的挖掘。媒体对于民主社会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建构了信息基础，只有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人民的自治才成为可能。可惜日本报纸并无这样的自觉。

《纽约时报》前驻日分社社长马丁・法克勒（Martin Fackler）注意到，媒体颇受日本应届毕业生的追捧，原因是工资高，待遇堪比银行、证券公司和贸易商社。这样的“发心”让日本记者更像是“工薪族”，与来自基层的美国记者不同，他们缺乏职业的激情和质问权贵的自信。

眼下安倍晋三已经成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之一，这部分是拜媒体所赐。日本各大报都有“首相动静”的栏目，报道首相行踪，从中不难发现，几乎所有主要媒体的负责人都是安倍的座上宾。有人统计，2012年回任首相以来，安倍与媒体人共进晚餐的次数大为增加。今天的日本媒体对安倍政府的批评少之又少。“我与其说是对控制媒体的安倍政权担忧”，马丁・法克勒感叹道，“不如说是对日本媒体如此轻易就范感到担忧。”

进入2010年代，日本报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当然，它们也不会坐以待毙。许多报纸推出网络版，并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提供给订户。此外还有各种针对特定人群的策划和促销，比如推出面向女性的专题，或是给年轻人的“学生订阅价”，以吸引更多订户和读者。不过，逐年下降的销量说明这些办法并不奏效，起码不足以扭转颓势。也许，日本报纸是时候考虑一种在记者俱乐部之外的报道策略了。

东京巨蛋体育馆附近，有座叫“后乐寮”的留学生宿舍，玄关及地面均镶绿色琉璃瓦砖，古意盎然。这里原是“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几经流变成为日中友好会馆的留学生宿舍。我记得我住的房间是104，那里也曾是《中国留学生》报的编辑部。

近三十年过去，我参与创办的三份媒体只有《日中医学交流》杂志存活下来，听说发展良好。或许，昨天的“大众”已经崩溃，人们不再在同一个时间读同一份报纸，而今的媒体，必须满足无数口味变异的“小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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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