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从折尾到东京，我又想搞学问了

1991年即平成三年，我获早稻田大学访学机会。8月3日这天，我乘中国民航飞抵福冈。尽管在北京那些无眠之夜我曾目不转睛地注视过这个国家，但从机舱走出来那一瞬，我还是被震撼了，那天的天气很好，眼前的世界一览无遗，清楚动人。从此，我开始了新的探索。

因早大要9月底才开学，我暂时在北九州市一个叫折尾的地方住下，每天散步，看电视，聊天。我有两个做媒体的旧友，带我认识了一些当地知识分子。那时柏林墙刚刚拆除，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世界的变化、苏联的动荡，以及中国的未来。但很快，我便发现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这些知识分子还是更关心地方自治，对他们来说，振兴地方社会经济才是最紧要的课题。他们希望摆脱中央的强制与诱导，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折尾是一座“学园城市”，不大，但却有五所大学、一所专科学校。和中国一样，日本有注重教育的传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战争结束两年后，即1947年，日本即制定《教育基本法》，明确“培养尊重个人尊严、追求真理和希望和平的人”的目的，并且要“在一切机会和所有场合来实现教育目的”。

战后日本的教育体系，在此基本法的基础上，迅速搭建起来。对教育的投入，拉动了战后经济的发展，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本更是促成了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快速攀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不论在工业技术还是教育质量上都已跻身世界一流。2006年日本全面修订并颁布新的《教育基本法》，那一年，日本高中阶段入学率为98%，比基本法订立的1947年提高了55个百分点。

我在折尾住了一个月，9月初乘新干线前往东京。日本大学分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及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公立大学是各级地方自治体出资建立，一般为“县立大学” 或“市立大学”。私立大学则由民间个人或团体投资设立。

一般来讲，国立大学研究条件相对较好，私立大学则差些，但也有很多例外。比如我要去的早稻田大学是私立大学，但研究条件比许多国立或公立大学条件都好。其图书馆藏书量为日本私立大学图书馆之冠，在全日本排第三，仅次于东京、京都两所大学。我曾带许多国内学者参观早大图书馆，记得有位学者感慨说：“刘迪，我又想搞学问了”。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

不同于经济的踟蹰不前，平成三十年的日本教育从未停止生长，起码高等教育是这样的。这三十年，日本大学数量从不足600所增加到780余所。平成三十年（即2018年），日本计有国立大学86所，公立大学92所，私立大学603所。平成四年（即1992年），日本18岁人口4年制大学入学率为26%，这个数字在2018年已达54%。

在早大，我先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外国人研究员”。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渊源很深，早在1905年即设立了清国留学生部，当时有500多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此就读。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大人物也都在早大留下了足迹，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宋教仁、廖仲恺等。中共创立者之一的李大钊曾在政治经济学部学习，学校至今保存着他的学籍记录和学习成绩。那时政经学部很多课程，如政治学概论、经济学原论使用英文或德文教材，教授讲课则用日语，中国学生要完成学业十分不易。

最初，我的研究方向是“东亚近代化思想”，跟随依田憙家先生。在国内，我就读过先生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序说》，深受启发。我到早大的1991年，适逢先生“还历”之年（60岁），他的友人及弟子合撰了论文集《日中两国的传统与近代化》，以示庆贺。1993年我转入早大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正式开始在日本的学生生涯，此后十年没有离开过早大。其间，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教授和学友。大家虽然学术观点不一，社会背景迥异，但“学问独立” 的校训下，都能诚恳切磋，相互助益。

早大出了很多政要名流，包括7位首相和现任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这让人很容易忽略掉这所大学的“初心”。与同期创办的东京帝国大学不同，早大的趣旨不在打造国家栋梁、帝国官僚，而是要培养基层人才。在创办人和第一任总长（校长）大隈重信看来，国家固然不能没有中央政治精英的领导，但基层的质地也十分重要，如果基层薄弱空洞，这个国家迟早要垮台。没有一个国家是仅仅依靠着少数精英，就能够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所以早大要培养全日本的村长。此外，这位主张自由民权的校长还有个想法，就是培养媒体人，让他们陈述事实，监督权力。这也是今天早大校友遍布日本媒体界的远因。

在到早大读博之前，我还在庆应义塾大学短暂停留。学校东馆门上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强调了一种平等的精神。在上一篇专栏里，我们提到过日本“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和共同体社会理想，因为平等所以平稳。而平等很大程度上又体现为教育之平等。

日本新旧两版《教育基本法》均明确“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很多国家，这只是一纸具文，但在日本，它十分接近于事实。根据经合组织2015年的数据，日本是教育平等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学生学业表现受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大。孩子们不会因为家里穷就上不起学，得不到有质量的教育。 当然随着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对学生的影响会越大，比如忙于生计的父母无法辅导孩子学习，也无法支付补习班的费用。根据最新的一项教育支持计划，日本政府将为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提供学费减免和奖学金，年入不到270万日元（约17万人民币）的家庭的孩子上国立或公立大学学费全免，上私立大学的话，也可减免多达70万日元（人民币约4.5万元）的费用。

我曾问早稻田大学总长（早大校长）奥岛孝康好大学的标准，他不假思索道：“好大学的学生来自全世界。”在我看来，这个“全世界”不只是说没有国别的歧视，更道出一种开放的学风，使得包括我在内的不同信仰、门第、性别、国籍的学生受益。

当然，日本教育体系也有它的问题。比如，多年的低出生率，给许多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带来招生的压力。以高等教育为例，200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当年满18岁的年轻人的人数曾稳定在120万人左右，近年这个数字开始下行。而平成时代大学的数量较前代增加了不少，这就带来了招不到学生的问题。由于私立大学的预算几乎都来自学费，招生率不足给这些学校的运作带来极大的财务压力。为了提高招生率，不少学校又不得不放低招生标准，进而拉低学校整体的学术水准。如此恶性循环。

博士读完后，我留在日本教书。这些年，大学里有些东西悄然改变，人们不再像昭和时代那样野心勃勃，却开始关注一些更深层次的价值，比如“个人尊严”，比如“对生命与自然的热爱”。有些东西还是那样，知识分子们不肯呆在象牙塔里，继续关心着他们的社区与地方自治 。有一次，我带着几位中国留学生参加八王子地区的居民防灾训练，他们对这全新的体验都感觉“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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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