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怎样打赢一场中产阶级保卫战？

昭和后半期，日本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大量高中毕业生、农民涌入城市，为了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日本各大城市在近郊扩建新城，开发了不少团地（小区）。买了房的新城里人，配齐家电和汽车，转身成了中产阶级。日本企业实行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制度，进一步保证了中产阶级的“再生产。

在那时，未来被默认为“越来越好”。

于是，大众消费主义逐渐形成。“（东京秋叶原）有世界上最火爆的电器市场”，《时代》周刊在它1983年8月的日本特刊中惊叹道，“在同一家商店，你能找到205款耳机，100款彩色电视机和75款碟片播放器”。物品的丰盛，带来了日本国民实实在在的安全感，“金满日本”的说法风行一时。

根据日本政府1973年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日本90.2%的国民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属“中等”。这也就是媒体 “一亿总中流”的由来。

根据西方政治学理论，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越强大，这个国家就越容易接受民主制度，同时这种制度也越稳固。反过来，中产阶级的衰退则会加剧社会的对立，带来民主的危机。就像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万贯，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

如果说昭和时代见证了日本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兴盛，是生长曲线上攻的阶段，那么平成时代的母题则是守成，是保卫中产阶级，是防止曲线坠落的运筹帷幄。

1990年代，发展的浪潮退去，许多问题一下显现出来。一方面，全球化之下，日本企业为节约成本向外转移或外包业务，造成本土“产业空洞化”。另一方面，小泉内阁（2001-2006年）为提振经济，推行“规制缓和”和“构造改革”的政策。结果，企业“终身雇佣”的制度被打破，失业及非正式雇佣者大增。到2016年，日本劳动市场非正式工已近40%，这些“非正式雇佣”形式有“契约员工”，“派遣员工”，临时工或钟点工等。

与正式雇佣比，“非正式雇佣”的特点是单位时间工资低，没有奖金，退职时也无退职金，雇佣期间没有保障。非正式工是没有职业培训的，因而也无法积累专业技能，在这样的工作中沉沦得越久，他们越是难以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也就无法改变沉入社会底层的局面。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如IT企业、风险企业的老板，则在经济转型中成为时代宠儿。2003年，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居民大厦竣工，43层的高楼，单套住房均价高达数亿日元，这在一般日本工薪族是无法企及的。一时间，新贵的张扬与底层的无望形成巨大反差。

2010年，一本叫做《苦役列车》的私小说问世。主人公北町贯多刚满19岁，生活却已经没有盼望。中学时，父亲因抢劫强奸入狱，随即父母离婚，贯多和一个姐姐随母亲匆匆离开原来的家。中学毕业后，贯多再也没有回过学校，在东京各港口靠打散工度日，每个月都要为房租而发愁。小说获得了当年的芥川奖。

芥川奖选出这样一部“底层”作品，多少道出日本知识界对“差格社会”的焦虑。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末，就有学者发出了日本“中产阶级崩溃”的警告，如苅谷刚彦的《大众教育社会的未来》（1995），田中胜博的《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1998），佐藤俊树的《不平等社会日本》（2000）等。

日本中产阶级的危机，尚不在数量规模的萎缩，学者们更为担忧的是“质的变化”。 新仓贵仁用“中产阶级空洞化”加以说明，他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规模没有缩水，但他们对自己的地位以及未来，怀有强烈不安。这让他们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在《M型社会》（2006）一书中，大前研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人都想抱着存款过日子，不过就算他们想用自己的钱享受人生，但是碍于对未来有一份不安，也只好把钱放着以壮胆，好让自己有备无患。”大众消费的枯萎，进一步造成生产的萎缩。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日本还出现了一种“新民族主义”，其推进主体是“网络右翼”。以前，人们以为这源于贫困下层，但研究表明，“网络右翼”来自中产阶级，其成因正在于19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劳动市场动荡及雇佣不安。这种民族主义的特征是，将不安转化为仇恨中韩，拥护修改以“非战”为核心的宪法第9条，并在网络中对时政不断发表批评谩骂，对亚洲前殖民地国家进行攻击。

尽管如此，日本中产阶级社会没有崩溃。

与危机同时展开的，是一场漫长的中产阶级保卫战。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界的“中流崩溃”论也可视作一种应激反应，是识别病原并发出警示的过程，本身就是中产社会保护机制的一部分。

1989年即平成元年，日本人均GDP为世界第4位，高于美、英、法、德等国。到2017年，日本的排名已跌落至世界第25位，普通人家的平均收入不升反降。然而在2018年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中，仍然有92.7%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在“中等”水平，这个数字甚至稍微高于GDP增长率高达8%的1973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日本是怎么做到的？我认为大概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福利国家的政策。早在1960年代初，日本就建立起“全民皆保险”“全民皆年金”的制度，此后又不断进行改进和充实，尤其是在养老这一块，在一个人口快速老化的时代，撑起了世界最高的人均寿命（据世卫组织的统计，2018年日本人均寿命84.2岁）。

值得一提的是，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比，日本只用较少的投入，就达到了“幼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效果。比如在日本，养老多数时候是由家庭、社区和国家共同承担的，这既加强的家庭、社区的纽带，也减轻的国家财政的负担。又比如，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不能申请救济的，这基本打消了对福利制度懒汉式的依赖，兼顾到效率与公平。

当然，与许多福利国家一样，日本积累的巨大的财政赤字，目前已经超过经济总量的两倍。但从成效来看，其投入产出的效果相对较好。

二是低物价机制。在平成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其避险属性，日元汇率较高。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这是件好事，表示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享受进口物品。加之长时间的通货紧缩，日本的消费者价格一直上不去，比如可口可乐二十几年一直是这个价格，最近才略有涨价，但在商场里仍然能买到折扣价。

此外，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推进，许多廉价农产品和日常消费品进入日本，也客观上平抑了日本的消费物价。去年底，日本和欧盟签署自贸协议后，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红酒几乎应声降价。全球化还带来了一批外国人技能研究生和留学生，实际上为日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现在在24小时便利店、餐饮业、建筑工地，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我们知道，生产及配送成本的增加，往往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在在老龄少子化的平成时代，这些外国劳工的存在，其实从价格链条的前端稳住了消费物价。

最后，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日本社会的“高共感力”及其共识。没有这一点，平成时代的平稳是难以想象的。共感力基于同理心，日语写作“思いやり”，简单说就是“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施与，也不追求回报。在这个概念里，没有“自我”和“他人”的区隔，疾苦或甘甜，大家是共感的。

日本是公认的高共感力社会。在风平浪静的日常，这表现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彬彬有礼和相互尊重；一旦危机发生，则会凝聚为惊人的韧性。经过东日本大地震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灾难是怎样接踵而至，但更大的震撼可能来自等待救济的灾民队伍，如此漫长而有序。灾后没有劫掠，甚至愤怒都很少，人们自发地分享食物和水电。这一切不用政府来号召，也无需舆论的引导。

那么，日本社会这种高共感力由何而来？固然有单一民族及文化的先天优势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教育。日本教育十分注重同理心的培养，文部科学省（教育部）199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日本小学及初中教师把“思いやり”列于德育之首。不仅是教师，父母也是这样养育孩子的，根据《读卖新闻》2005年的一项调查，86.7%的日本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高共感力的基础上，日本中产社会还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对现行民主政治程序的认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日本中产阶级实现了（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政治参与，的的确确把政治当作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众人”之事了。整个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公共精神始终高昂，各种市民社团不断为弱势群体提供大量义工服务，这种互助给予弱势群体信心，有效防止了他们跌入底层。在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日本城市没有出现贫民区，人们不论高低贵贱，都还可以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里。

迄今为止，日本依靠巨大财政手段以及共同体的凝聚力，防止了中产阶级社会崩溃。但这场中产阶级保卫战是否能够取得究极的胜利？谁都不敢说。2018年，也就是平成30年，日本出生率降至史上新低——出生总人数92.1万，死亡总人数137万。社会人口再生产循环断裂，对苦苦支撑的日本中产阶级社会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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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