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草地：村里的“快乐酒徒”，变老了｜镜相

封面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 | 抱布

编辑 | 柳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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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照在一片田垄上，是鸡蛋黄的一抹。鸡蛋黄投射在我家门口那块菜园子地上，园子里种满各式冬季蔬菜。在园的另一边，则是长满半人高蒿草的荒草地，在寒风中特有一种荒凉意味。两块地的交接处，野草的枝干伸到了我菜园子里来，有许多被母亲折枝除掉了。于是草与菜各自生长，遥相呼应，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片风景。

荒草地与我家的菜园子中间，原有一堵石灰石堆成的矮墙，作为两块地的区隔界限。农民对土地所属权的观念非常强烈，一旦确定了是自家的地，就做些明显的区隔，以免日后不清不楚而起争议。

界限这边是我家的地，界限外那边是邻家的地。

荒草地（作者供图）

二十年前，这两块地是反着长的。因家庭生活兵荒马乱，没人打理，我家的地常荒着，长满草橛子。石灰墙外邻居家的那块地却是充满生机的，一年里总是地尽其用，在春天种上了黄豆，在夏天里收豆翻地，在秋天种上了红薯。

打理那地的，是邻居家的一个女人时婶，她常常一边浇地或除草，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

后来不知是哪一家在石灰墙边插种上了一溜“臭花”苗，此花因散发难以名状之气味而得名。其实“臭花”有个雅名，叫五色梅，这种植物很贱霸，极快地就长成了一道天然植物篱笆，把那石灰墙形成的界限进一步加强了。

五色梅一年四季都开花，花瓣不止一种颜色，呈细喇叭状，被我们这些孩子一瓣瓣揪下来，头尾相接做成一条手链。

时婶常常一边浇地除草，一边和对面的我家祖母拉着家常。等到祖母走了，她便时常地问着我的话。虽然我才十三四岁，但是已经能少年老成地应和大人的话。

这样过了三五年，渐渐地，在五色梅篱笆的两块地之间就很少发生对话了。

因为时婶害病走了，那块春天种黄豆、秋天植红薯的地从此无人打理。时婶的三个女儿早早辍学出城打工去了，这一家里就剩下她的丈夫，一个五十开外的大叔，大家都叫他乌力。

我们的邻居乌力是个神奇的人，他长得高大强壮，爱喝酒，愿意结交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当乌力坐在客厅里与父亲喝酒的时候，总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信息。“只是出不去，要有文化出得去，城里遍地是黄金，只消低头拣。”有时他把这些话用一种略夸张而自黑的方式说出来，常惹得我们大笑。

也就是说，乌力是一个乐观而具幽默感的酒徒。这样的人，在村人眼中多少是不正经的，比如他描述自己和时婶新婚时的情形：“那还用说的，我可是从头发顶亲到了脚趾头！”惹得众人大笑。

男人如此地在外面稀罕自己的女人，在村里虽称不上惊世骇俗，也是极其少见。然而乌力从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那样活着。

他不仅言谈上大胆，行动上也特立独行。时婶嫁给乌力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生完第三个时，追结扎的公家人来到了乌力的家，让夫妇两人到镇上去做结扎手术。根据当时的政策，如果不配合就要受到惩罚，比如被搬去家里的家具等用品。乌力当时的家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还是毅然地做了决定，让时婶到镇上去结扎。

人们也有劝的，“再躲躲，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了呢。”“那点家私值多少钱呢？”可乌力并不那么认为。女儿怎么了？也一样养。夫妻二人随后到镇上去做了结扎。等到他们回来，人们不再说什么，可是肚子里还在嘀咕着。

乌力很爱自己的三个女儿，叫她们“阿崽”。这是一种对孩子宠溺的称谓，相当于都市中“宝贝”的称呼。这三个女儿很快长大，个个都出落得婷婷袅袅。尤其是大女儿大美，身子纤细，面容甜美，声音清韵。只可惜只读完小学，便跟着村里打工的队伍到特区去了。去后不久，便开始给家里寄钱回来。到了后来，大美成了乌力的骄傲，每次酒后总要在别人面前夸耀一番。

我父亲的行动常常是落寞而散漫的，因此不知道是乌力寻着了父亲，还是父亲寻着了乌力，总之两个人混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有点多。

乌力与父亲每喝酒，必定要做点好吃的。他的厨艺无疑是出色的，炒菜的架势如同他的性格本身，挥挥洒洒。他尤其喜欢炒猪大肠下酒，大肠先用盐腌起来，再用手抓一遍，翻过来，反复地冲洗。等锅里的油烧得滚烫，乌力把洗净切好的大肠一扬手撒进锅中，一顿翻炒，再淋上生粉水，撒入胡椒粉，香味一出来就起锅。“活要干净，火候要到，配料要足，别人炒的猪大肠我从来不沾！”

有时到了半夜，父亲依然没有回家。我睡得半迷糊，被卧室外间白色的灯光刺醒，同时听到父亲与乌力两人大声说话的声音。父亲与乌力一边斟着酒，一边剥蛋吃。见我过来，乌力递给我一个蛋。剥开一看，里面的蛋黄还有些流溢，深黄一坨，没有熟透，我犹豫着不敢下嘴。“蛋要八分熟才好吃，营养高。”乌力的话是极其渲染性的，我终于戒除了不敢吃的心理，一边听乌力讲着许多轶事。

原来大美在城里打工的工厂车间里表现不错，很快就做上了主管，工资升了不少。乌力还有意无意透露出开小轿车的厂长儿子追大美的讯息。父亲是古板的，他听着乌力说这些，并不发议论。我是有极大兴趣地张耳听，不时还要问几句。父亲便呵斥：“还不快去睡！”

第二天，我看见时婶一个人在对面的地里锄草，耕种。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乌力已经不愿意出来种地了。“种地穷一世。”他说。

乌力家在村里先富了起来，最鲜明的标志，就是盖起了一栋两层高的白色瓷砖楼房。房子封顶的那一天，我放学经过，见几乎全村的劳力都聚在了乌力家，筛沙子的筛沙子，活水泥的活水泥，担砖头的担砖头，一个个满头大汗地为乌力家的新房子出力。乌力在一旁端茶递水，脸黑而红着，一边又聊到了大美。盖房的钱自然是她寄回的。

新房子建起来以后，乌力家的二女儿和小女儿也跟着大美出城打工了。崭新的房子里只剩乌力与时婶两人居住。

乌力家新房子的外墙贴满白色瓷片，在一片灰扑扑的农村房子中，格外引人瞩目。从村外回来的人，远远地在村口望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栋白房子。乌力与时婶住在一楼，进门左手边第一间房子，他们还在房间里装上了电话机。

我们家没有装电话机，彼时外出打工的母亲常把电话打到乌力家。每有电话来，时婶便扯开嗓子朝我家叫喊。我听到喊声，匆匆跑去，进门的那一刻却有些犹豫，好像一个乡下人进入一个新房子是一个突兀的存在。我径直走到乌力和时婶的卧室里，听完电话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他们家二楼在我看来更是一个梦幻，那地板铺着锃亮的瓷砖，墙壁刷得雪白，贴满各色明星海报。每间房的门口，都挂着一幕珠帘，珠子轻轻摇曳，如同大美姐妹三人般烂漫。二楼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才得以到那宫殿般的地方坐坐。大美从桌上宝气的水果托盘里抓起一把白鸽糖果递过来，气若吐兰地问我：“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便感到被关注的紧张与荣耀。

乌力家的新年热热闹闹的。打工的青年们来串门，坐在二楼的红沙发上，观看着CD机里传唱出各类新年贺岁歌，一片喜乐洋洋。有时候播放最新出的港产武打片子，那是和过去的战争片大不相同的解构狂欢美学，尤其令年轻人着迷。

某一年的春节，乌力家异常热闹。我隐隐约约听得时婶给大美姐介绍了一个邻镇的青年，定了年初四那天相看。左邻右舍都在议论着这个事儿，不知是哪位有福的后生。

然而到了初四那天傍晚，乌力醉醺醺地来到我家。

他在厅里与父亲闲聊，一边诉说着刚刚与时婶大吵一架的情形。乌力剥开一粒花生，抛物线一样送进嘴，眼却盯着我家开着的电视机屏幕道：“这女人真正是头发长，见识短，它老母个×，她说那男的愿意上门哇！”

“那不正好么？”父亲斟了茶回应他。

乌力把花生粒在嘴里咬得“咯嘣”响，然后抿一口茶，道：“没用的！美崽出去这几年刚有点出息，你说这又弄回来。没用的。”

“时姐也是为以后打算，总得老了有个依靠。”父亲劝解道。

“不用靠，靠啥靠得住！我看得很淡，老了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就是了。”

想不到“两腿一伸”先走的那个不是乌力，却是时婶。

正在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时婶却被诊断出得了尿毒症。那时得尿毒症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人来说就相当判了死刑。

时婶走时，女儿们一个哭得两眼红肿如桃。乌力却静默地，没怎么哭，也不跟人说话。电话机旁的那张属于他和时婶的床铺被剥去了帐幔和被单，显得凌乱不堪。那一切都随着旧人化作了一缕白烟。乌力怔怔地望着这一切，仿佛一个久睡的人没有醒转过来。大美红着眼睛，走到二楼抱来了一床新的被褥，帮乌力把床铺重新整理了一番。

大美第一次发现，强壮高大的父亲矮了许多，坐在床边就像一堵小山。

时婶走后的第七天，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三个女儿都要离家，再不走就要丢了城里的工作。大美因为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便多请了两天假留下来陪着乌力。乌力却对她说：“做你的事去，不用管我。”“阿爸跟我到城里去住一段吧”

就这样，乌力跟着大美来到了城里，为了陪父亲，大美特地从厂里的宿舍搬了出来，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

在乌力日后的叙述中，那次进城变成一次“进城奇遇记”。他描述大美带着他游览世界之窗、逛地王大厦时的情形，那世界的奇观以微缩的形式来到眼前带给他的惊诧，那站在近百层的高楼大厦下感到的目眩神晕。乌力没有描述的是另一面。他看着大美每天早早出去，很晚才回来。这时的大美早已从以前上班的玩具厂离职，和曾经开着轿车追求的富家公子也似乎没有了什么联系。据说是对方的家庭不满她的学历。这时的大美在一家香港人开的贸易公司里上班，只有排到调休时，才有时间带乌力到处去转转。

在城里待了半年后，乌力终于因为无法忍受城市的枯燥无味，再次回到了村里。从那以后，他开始一个人住在这栋白色的房子里度日。

他偶尔还找父亲喝酒，喝多了，开始说着另一套话：“阿美真是实心眼，让她回老家来找个人家，竟不肯。”那时的大美应该已快到三十岁，在村里人看来是老姑娘了。时婶走了以后，两个小女儿反而很快地谈了恋爱，早早地走入了婚姻。只有大美还迟迟没有动静。乌力有点闹不清这个大女儿的想法。

去了城里半年的乌力，似乎从失去时婶的打击中慢慢恢复了过来，再次变回过去那个乐观的酒徒，但似乎又与从前的他不一样。当他把花生剥开，抛物线一样扔进嘴里的时候，目光常常盯着前面的电视屏幕。屏幕上有时候正放着古装剧，更多的时候是一些美食节目，甚至是动画片。当看到节目上的厨师在烹煮一道宫爆鸡丁时，他便对人说，今晚特码出“蛇”，蛇吃鸡嘛。这类节目在那几年的收视率奇高，观众们如乌力一样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想象能力，从平常无奇的现象中发现某种隐秘的关联。一道家常菜可能隐藏着某个特码，在动画片里猫追老鼠的游戏也能被解读一番。

乌力留在房间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在过去那间他和妻子居住的有电话机的一楼卧室里，做了一道暗色窗帘，拉上以后常常分不清白天黑夜。乌力有时候坐在屏幕前直到深夜，第二天醒来已是正午，在梦与醒之间寻到厨房里弄点吃的，找一点酒，很快又缩进了那房间里。

我偶尔从他家经过，能听见里面传出“沙沙”响的电视声。

极少数的日子里，他像个穴居动物一样走出那间大，迷蒙着双眼在村里晃一晃。有时候晃到我们家，与父亲聊完再次猜错的特码，便是骂着娘。最后，他聊到了自己的失眠。

父亲劝他把重新把那些屋前屋后的田地种起来，荒着可惜了。

但乌力否定了这建议。

“人生短短几十年，还要像阿时一样做到死么？不值当啊。”顿了顿，又说：“我反正也是断子绝孙的命，做那么多来干什么？不值当。有吃吃，有喝喝！”说完端起手中的酒杯饮尽了那酒，呵呵一笑。

后来，乌力从外头带回一个比他年轻些的女人，据说是个寡妇。他恢复了一点过去的挥洒，从不见天日般的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多了，每天一大早骑着摩托出去镇街上买菜。有时还和别人说到那女人如何稀罕着他。

大美姐妹自然很快知道了乌力带女人回家的事，意见一致地表达了反对。因为她们每月打到父亲账上的钱用得很快，从而感到了可惊的压力。在大美的追问下，乌力才透露那女人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每个星期去学校的时候要给的伙食费正是乌力这里掏的。

有两个月，女儿们没有再打钱过来。

乌力和那寡妇便常常锁在卧室里，电视机的声音重新沙沙响了起来。有时候，乌力看中的特码和女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两人还会吵几句。有一次我从窗下过，听到一两声我不该听到的声响，红着脸快快走了开去。

寡妇到后来还是走了。在那之后，乌力又不间断地带回过一些女人，都像露水夫妻一样，过一段日子就断了往来。根据乌力酒醉后的描述，他和那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女人们不是抱睡在一起，就是爬起来看电视猜特码。他出来活动的时候，还是和以前一样高谈阔论，但身体比以前肥胖多了，谈到激动处，脸色涨红，像只庞大的发情动物。

自从乌力开始带女人回家，父亲和他的交往就少了，大美姐妹也极少回家。过了两年，大美回到家乡，和一个离异带着孩子的男人结了婚。

十多年过去，乌力再也带不动女人了。他依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屋后的耕地长满了野草，甚至种了几棵大的桉树。桉树生长速度很疯狂，不几年便遮天蔽地，到了秋冬，摇一地的碎叶和种子。有时候到某个地方去，不得不穿过那几地时，便沾满一身草橛子。一个冬天的夜里，乌力醉醺醺地回来，桉树刮起了一阵风，把不知什么东西撞得咚咚响。乌力在屋角小解时不禁打了个寒噤。“阿时，你回就回，可不要吓我。”他后来声称，确信自己在那一刻见到了死去多年的妻子。

村里的屋子和猫（作者供图）

春节我回到村里，在路上碰见了乌力，几乎快认不出这个当年谈笑风生的老酒鬼了。他的身子明显地矮缩了下去，像一堆泥裹在灰扑扑的大衣里。也许是长期不见光的缘故，眉毛和头发竟也有些花白。尽管如此，他还能踩着电动摩托出去买菜。

他已经不住一楼那间卧室了，连电视机都淘汰了，搬进了过去女儿居住的二楼。大美回家探亲时，给乌力买了一部华为手机，他很快就注册了自己的微信号，取名快意人生，头像是一张戴着墨镜、脖颈处挂着粗黄金项链的男人。快意人生常常给父亲的微信分享各种各样的视频，我有时候帮父亲清理手机信息，无意中点开那些视频，马上便传来一阵煽情的音乐和少妇舞蹈，还有一些是劝世良言类的视频。

快意人生在村里的大群也异常地活跃，村里大部分的人已经住进了城里，但在这个虚拟的微信群中，大家似乎又重新找回了乡音和过去的亲昵。哪家娶亲建房有好事了，便在群里发个电子喜帖。每当这时候，快意人生便热络地同人攀谈起来。他有时也会把那些视频发到群里。母亲节那天，群里有人发了两个视频，妇女们晒儿女的礼物。村里人过节也与时俱进了。乌力也来凑热闹，他自拍了一个视频传上去，在那个视频里，人们看见一个光着半个身子的老汉，将镜头从自己那张大脸开始推移，将整个屋内移了一圈，最后落在墙上的一张静穆的遗照上——一“你们是不知，今日是母亲节咩？”

群里没有任何回应，都认为他发错了信息。

乌力有些疯疯癫癫起来。他有时带着貌似欢乐的情绪，甚至有几分醉意，在群里说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人生嘛，最重要是快乐。祝大家人生幸福。”有时又突然怨怼一番。

一次，群里有个年轻人不会说话，接了一句“有国家养真好”，暗指乌力领低保的事。乌力马上反击一通：“你们呢？哪一个不是国家养的吗？”

他说开了头，滔滔不绝起来。“噢哟，讲起来我惭愧呢，没生得儿子呢。你们呢，养得大把阿仔，赚得大把钱，好像认为低保没啥意思呢。你知不知，我日日打针呢......”

因为患了通风，乌力的双腿走路一瘸一瘸的，经常进出医院，自称和医生护士都已经混得熟了。打几天针，舒服一些，他出来继续喝酒。那天他再次坐上我家酒桌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是大美那一如既往的担忧和嘱咐。乌力哄着电话那边说：“好咯，阿崽。喝不多，喝不多。”

一天，村干部把生态林的补偿方案发到了微信群，引来了一波议论。部分早期出城的村人不太满意现有的分配补偿方案。

乌力听了，开始大发牢骚：“祖国的山河是你家的么？可不要乱讲！说到土地，村里谁有我清？村口大塘都被整去了，你们如今过意得去么？生产队分田哪一家又没分到？年轻人有几个知？如今你们有了钱就看不起乌力。补偿款开会怎就没有通知我？我不是这个村的不成？我以上说的可不是什么好话，大家好自为之。祝大家平安，每一家平安。”

乌力七十多岁，他现在说话常常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自居了。

荒草地上的一棵桉树不知什么时候被雷打了枝头，枯萎下去。因为这块地多年没有耕种，父亲曾试图说下这块地，借过来一起种上青菜。这个提议却遭到了乌力弟弟的强烈反对，甚至跑来大闹了一通。人人都知道，现在农村的土地又开始值钱了。近两年，村里的土地进行了新一轮的确权，并在确权后给每家发了新的田证。乌力家的那些地自然也在确权之内。

春节时，乌力的三个女儿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回到村里来看望她们的父亲。荒草地上的一棵桉树不知什么时候被雷打了枝头，枯萎下去。大美带着六岁的儿子回来村里，央人把荒草地上枯萎的桉树锯断，视野一下开阔许多。几只蜜蜂在草丛中钻来钻去，在人间的某一个春天里，乌力却老了许多。大美回城前还说，要把这些地翻整出来，做孩子周末研学体验的实验田。

乌力柱着一根拐，坐在屋门口，眯起眼望着女儿汽车离去时扬起的一阵烟雾。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人物乌力、大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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