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涤草堂：石涛的最后归宿

石涛与扬州的缘分很深，在定居扬州前，他至少来过四次。晚年石涛定居扬州，开始着手为自己建一个“家”，“大涤草堂”为石涛的最后归宿。有研究者称大涤草堂古树老屋、有堂有阁，颇具园林特征，实际恐怕不然。因了自己的居所“大涤草堂”，石涛生命的最后几年，也自取别号为“大涤子”。

石涛山水扇面《山居赏秋》（上海博物馆藏）中的大涤草堂局部，此画跋有：“雨若翁自秦淮访予大涤堂下……索写数笔，庭前老翁，似有悲秋意于怀。”

旧扬州城当时被分为东、西也即新城和旧城两部分——旧城是在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东向扩展形成新城，保留了旧城的东墙及两个大门，原本围绕旧城东墙的护城河，则变成新城区内的一条南北交通水道。

由于联系中国南北交通动脉的大运河环绕其周围，也由于以两淮盐运司为代表的政府单位设在这里，同时盐商以及过往船运司都将总部设在这里，因而扬州成了一个兼具行政管理和商业运营两种性质的繁华大城市。

石涛与扬州的缘分很深，在定居扬州前，他至少来过四次。

清代康熙年间的扬州府图

石涛的师祖木陈道忞（1596—1674）曾在扬州八大名刹之一的净慧寺做过住持，康熙十二年（1673），三十二岁的石涛第一次到扬州，就住进了净慧寺，当时的住持为祥光本吉，从辈分上说，他是石涛的师叔。祥光本吉圆寂于康熙二十年（1681），他的徒弟破愚原智接任住持——此后，石涛每来扬州，基本都会住在净慧寺中，相信也会受到破愚原智的照顾。

净慧寺位于扬州南门外古运河西侧，今双桥乡裴庄村境内，始建于宋代初年，本为席氏园，后改为寺。清顺治年间，僧人照吉始建禅堂，邀请了名僧木陈道忞居之。顺治十六年（1659），奉诏入宫为顺治帝说法，道忞应诏入京，顺治帝赐号弘觉禅师，御书“大护法不见僧过，善知识能调物情”对联，又作七言诗一幅赐寺。

道忞之后，净慧寺渐衰落。后经歙县人吴家龙重修，河道总督杨茂勋为寺建殿。康熙二年（1663），巡盐御史张政、知府雷应元重建天王殿及寮房；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南巡，赐该寺“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山桂树丛”一联；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又赐“静慧寺”匾额及诗扇、金佛等物。据记载，此时的净慧寺周长一里多，前有方墙，后有竹林，殿宇错落有致，木陈道忞的塔矗立寺中，这是净慧寺的鼎盛时期。

咸丰三年（1853），毁于太平军的兵火。

康熙三十二年（1693），对帝都再无任何幻想的石涛离开北京，南返扬州。

康熙三十四年（1695），石涛暂时离开扬州，去了仪征、巢湖、合肥，秋天，借住于净慧院。后来，又小住于许松龄的园子里。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石涛在《巢湖图》上题诗云：

且喜无家杖笠轻，别君回首片湖明。

从来学道都非住，住处天然未可成。

诗下有款：“乙亥夏月，合淝李容斋相国与太守张见阳两先生相招予，以昔时芝麓先生稻香楼施予为挂笠处。予性懒不能受，相谢而归。”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六《石涛方文山书画合册》，石涛在第三页设色山水上题诗：

无发无冠泱两般，解成画里一渔竿。

芦花浅水不知处，偌大乾坤收拾间。

显然，石涛这次的安徽之行，是在寻求一个能够自己安住的地方。从这时的“无冠无发”，到他给八大山人写信说自己是“有冠有发之人”，也仅仅五年时间而已。

晚年石涛所居的扬州，已经不是40年前的扬州，此时的扬州是苏、皖、赣、湘、鄂、豫六省官民食盐的集散地，各省的商人云集扬州，扬州的商业日渐繁荣，它已经从战乱中恢复过来。

大涤草堂所在的扬州小秦淮

运河北来绕城向瓜洲流去，城里东南沿河一带的地方叫河下，商人们大都聚集在河下，他们在这里一边做着贸易，一边忙于游宴。热衷于藏画的富商也日益增多，且不同于北京、南京那样一些政治中心，书画市场十分活跃。商人中的风雅之士，许多人成了石涛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徽商，在石涛的生活中更为重要。

徽州府由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县组成，因而所谓的“徽商”，可能来自其中的任何一县——有人统计，歙县人主要为盐商，休宁人主要为典当商，祁门主要为茶商——扬州的徽商大部分是歙县人，休宁排在第二位。不过，大部分的休宁人更多是在两浙而不是在两淮从事盐县贸易。

出版于明代的《士商工览》中有一条史料极有意思：扬州府与徽州之间的线路，是以仪征为起点，而不是以扬州府城为起点；另外，盐引是由南京颁发，而不是扬州，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仪征比扬州更接近南京，所以，仪征是长江北岸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是盐务监掣所在处，外运的食盐必须在这里称掣，并从淮扬运河中使用的运盐驳船转至可以在长江上航行的大船上。

弄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石涛一些重要的朋友为什么会住在仪征了。

因扬州处于当日交通枢纽，繁华、富裕，石涛的许多旧友，也住在扬州。

排比一下石涛创作于这段时间内的作品，经常可以发现他的作品是作于“大树堂”“大树下”“于河下”等处。

石涛这些年创作的书画上，经常署有青莲草阁、耕心草堂、岱瞻草堂等，除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所作黄海云涛题语“丁卯冬日，北游不果，客广陵大树下”之外，他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所作澄心堂纸上的题款为：“戊寅冬曰，广陵东城草堂并识。”康熙三十八年（1699）所作《黄山图卷跋》云：“劲庵先生游黄山还广陵，招集河下，说黄山之胜……己卯又七月。”

石涛画作

南河下街是清代官宦豪商的住宅区，徽、鄂、湘、赣盐商的聚集地。

现在的南河下，有大大小小的街巷70多条，曲折勾连，蜿蜒相通——丁家湾右边到头有一条幽深小巷叫苏唱街，是明清时代苏昆艺人寓居的地方；在苏唱街的右边有一条小巷叫青莲巷，据说是李白来扬州居住过的地方。

大树巷在丁家湾中段东侧——大树巷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大树巷是由几条巷子组成，形似一棵大树的枝枝丫丫。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清初巷内有盐商聚义的“大树堂”。石涛在住进大涤草堂之前，就多次在大树巷作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存石涛叠石的片石山房在城东南，其前为南河下，东为北河下，后有巷名大树巷。

石涛有一首《题隔江山色图》：

才结新茅屋，欣逢好友回。

三千余里外，一水隔江来。

霜色明沙渚，钟声隐废台。

相期真绝倒，持赠二难才。

这首诗作于丙子冬，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冬天，证明他的大涤草堂已经建成，在冬天，他搬进了新居。

迁至大涤堂后，石涛明显地淡化了自己曾经为僧的经历，甚至还刻意改为道士装束，虽然他依然与僧人交游，到寺院参拜，在书画作品上仍然使用刻有原本法号的印章，唯一的区别是他开始将创作地点写成“大涤堂”。

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石涛的老友许颐民（劲庵）到大涤草堂中拜访石涛。

许氏家族不仅富有，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曾多次捐款修学校，而且许颐民较早涉足于艺术收藏领域，他的弟弟许桓龄也是清初重要的艺术赞助人。武汉东湖屈原纪念馆藏有《郑板桥题许柏庵隶书轴》，可见郑板桥对许颐民的书法较为推崇，也证明许颐民在书法上有相当的成就。

石涛画作

石涛画作《竹西之图》局部

石涛和他聊起黄山之美，因而作《黄山图卷》，这件作品遂成为石涛晚年画黄山的代表作品。画卷结尾处题有长诗，对黄山的胜境作了热情生动的赞颂，同时石涛也提到，当五年前石涛给劲庵先生谈黄山的胜景时，劲庵先生还不以为然，认为言过其实，而当他亲身游历之后，马上宴请宾客，对黄山赞不绝口。从诗里的“座中尽是黄山友”之句来看，赴劲庵先生宴请的那些人，也基本都是徽州人。

徽商江世栋（岱瞻）也是石涛书画作品的长期收藏者和赞助人。江世栋本人擅长书法，世为富商，为人豪爽，见义必为，家富收藏。江世栋有8个儿子，以江昱、江恂最为知名，时人称为“广陵二江”。江恂收藏的金石书画，可谓富甲天下，到其子江德量仍子承父业，以收藏闻名。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石涛在江世栋的岱瞻草堂观画，看到《汪柳涧摹黄大痴江山无尽图卷》，石涛在卷后作一长题，表达他对当时画坛的看法，是研究石涛绘画 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这一年的四月，石涛又应江世栋之约，为八大山人所作之山水一补景。

然而，不管在哪里，不管友人对石涛有多好，毕竟都是寄居，不是自己的“家”。

石涛开始着手为自己建一个“家”。

石涛选的这个地方，位于旧城东墙的北门即大东门外一个拥挤的住宅区。这块地挤在城墙和运河之间，甚至都无法确定被归入新旧哪一个城区。

大东门一带和拱宸门外的天宁寺连在一起，在晋代，这里都是谢安的别墅。时光流逝，这一带拦腰建城，城里城外都挖了市河，除了几棵千年银杏以外，其余都难寻当日遗踪了。

在清代，这里除了规模宏大的天宁寺外，真武庙、火星庙、弥陀寺、昙花庵、准提庵、九莲庵、小司徒庙也沿河延绵不断。

距石涛年代并不算久远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九中对这一地段有这样的描写：

大东门外城脚下，河边皆屋。路在城下，宽三五尺，里中呼为拦城巷。东折入河边。巷中旧多怪，每晚有碧衣人长四尺许，见人则牵衣索生肉片，遇灯火则匿去，居人苦之。有道士乞缘，且言此怪易除也。命立泰山石敢当，除夕日用生肉三片祭之。以法立石，怪遂帖然。

大东门外城脚河边，半为居人屋后围墙，半为河边行路。无河房，惟土娼王天福家，门外有河房三间，半居河中，半在岸上，外围花架，中充窗棂，东水关最胜处也。

这里的环境当然算不上优雅，石涛说，他睡觉的时候，甚至可以听到行人的脚步声。但这个地方也有“优势”：比如地价不会比繁华的地区贵，邻近城内最为热闹的小秦淮运河区，不远的新城内，也有许多他的商人朋友，他们是他作品主要的购买者与收藏者。在河的对岸，还可以看见扬州的地标性建筑：董子祠。琼花观则坐落于经过大东门通往新城的大道上。

在李驎写的《大涤子传》中，对大涤草堂的描述极为简单：

南还，栖息于扬之大东门外，临水结屋数椽，自题曰“大涤堂”。而“大涤子”之号因此称焉。

正因为房子不算宽敞高大，所以石涛没有办法将八大山人送他的《大涤草堂图》挂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他致八大山人的信中，希望八大能按他的要求另画一幅《大涤草堂图》：

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枝，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草堂也。

有研究者称大涤草堂古树老屋、有堂有阁，颇具园林特征，实际恐怕不然。

因了自己的居所“大涤草堂”，石涛生命的最后几年，也自取别号为“大涤子”。

1697年的春天，他在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上，开始署上“大涤堂”的字样。

“大涤”的“涤”除了荡涤、洗净之义外，还与余杭的大涤山有关。

大涂山是余杭的两座名山之一。《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四《大涤洞天》解释它的名字含义为：“此山清幽，大可洗涤尘心，故名。”更有人将大涤山的道教源头，追溯到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顺治元年（1644），明灭，大涤山一方面吸引了许多明遗民归隐于此；一方面又受到顺治与康熙皇帝的支持，其兴盛可想而知。

大涤山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三十四洞天，属于道教中的龙门支派，其地位足以与佛教禅宗的临 济宗相提并论。康熙三十二年（1693），石涛离开北京回到扬州。夏季，友人张景蔚有浙西之行，临行前，石涛应友人之约，仍然以回忆的形式，为他画了一幅手卷：《余杭看山图》。题款为：“余杭看山图，为少文先生打稿，寄请博教。苦瓜和尚济。”

石涛所谓的“打稿”，正如他一贯主张的“搜尽奇峰打草稿”一样，他不屑于对景作机械的描摹，而是来自于山川对他的感动，那些山川中的隐居者、垂钓者、探友者、独行者都能唤起他的感动，而自汉代起就备受推崇的仙山题材，更为石涛的山水画卷增添了不可言说的幻境之美。

等到张景蔚从余杭回来，石涛在画上又补了一段题跋：

湖外青青大涤山，写来寄去浑茫然。

不知果是余杭道，纸上重游老眼闲。

癸酉冬日，借亭先生携此卷游余杭，归来云与大涤不异，君戏印证，我得重游，再寄博笑。

实际上，当石涛做这段题跋时，距他上次过余杭，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0年了。

石涛将“大涤”作为自己的名号，第一次是出现在《秦淮忆旧》的册页上。这意味着，石涛告别了佛门，也告别了自己的过去。

康熙三十九年（1700），石涛在《庚辰除夜诗》中说：

生不逢年岂可堪，非家非室冒瞿昙。

而今大涤齐抛掷，此夜中心夙响惭。

错怪本根呼不悯，只缘见过忽轻谈。

人闻此语莫伤感，吾道清湘岂是男！

六十岁的石涛在诗中表明，“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耻自了生平也。”从现在起，他抛弃了自己的一切过往，迎接新的自我。

康熙三十九年（1700）左右，石涛致书八大——两人只是以书信联系，从未谋面——先是称“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诸事不堪”，然后说前面那幅画的尺寸有些大，“屋小放不下”，最好能够重新再画一幅小一点的立轴，三尺高，一尺阔，画上大涤草堂，几棵古树。石涛还特别强调：

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

这是石涛最后的觉悟，也是石涛一生最后的归宿。

石涛画作

不过，他的生计似乎一直一直处于艰难之中，除了卖画糊口之外，还潜心撰写被后人奉为经典的《画语录》——这是他一生艺术的总结。

在石涛作画时，有一位少年时常呆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高翔，此时只有18岁。

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石涛在创作的作品上说“病腕”，以后署年的作品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了。“病腕”，其实可能并不仅仅是手腕出了问题，也许是身体的其他部位病了，影响到了执笔的手腕。随着病情的恶化，石涛应该在这一年的秋冬之际就去世了，葬在生前就已定下的墓地扬州蜀岗。

石涛墓

石涛生前并无子嗣，同年早些时候，他为自己画了一幅《墓门图》，题了一首透着清冷、凄苦的诗：

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