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中国｜刘香成：行走在历史中

1980年，央视引进了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该剧掀起的西方潮流席卷中国。那一年，29岁的《时代》杂志驻华摄影记者刘香成，在云南景洪的街道上遇到三个青年，他们穿着相似，清一色戴着电视剧主人公经常佩戴的复古蛤蟆镜。“在欧美，我经常听到人们说‘中国人穿得都一样’，然后我就遇到了他们。”刘香成按下快门，而这幅标注为“中国朋克”的照片，成为刘香成的代表作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内，刘香成是外媒当中唯一的驻华摄影记者。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西方世界发表的有关中国的照片中，有超过一半出自刘香成之手。1976年，刘香成受《时代》杂志委托拍摄毛泽东的葬礼，后因故滞留广州，他记录了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1978年，他再度赴京，并在中国待了五年。期间，他先后为《时代》杂志、美联社工作。

刘香成认为，在中国创作时，要思考两个问题：其一，是否把中国人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其二，对中国之前走过的路、之后又会走向何方，有怎样的理解。

与战争、自然灾害等冲突强烈的影像不同，政治经济类题材相对平淡，比较难以进行视觉呈现。而刘香成擅长用生动有趣的日常生活细节描摹历史的浓墨重彩。如在大连理工大学校园，一个青年在毛主席塑像前自如地溜旱冰，象征着个人崇拜的瓦解；而另一位青年穿着军大衣，在故宫太和殿前举着瓶装可口可乐，评价饮料“马马虎虎”，可口可乐第一次在新中国开设生产线。

1981年，大连理工大学校园内，一个青年在溜旱冰。刘香成 供图

这或许得益于刘香成贯通中西的文化背景。他1951年出生于香港，在福建度过了童年时光。十年后他回到香港生活学习，接受了英式教育。之后又赴美留学，在大学主修政治学，并接触了新闻摄影。这种“三分之一中国、三分之一香港英式、三分之一美式”的多元经历，亦成为刘香成工作和创作的优势——既不陷入外籍记者对“他者”异国情调的片面追寻，也不困于中国本土摄影师对壮观大场面的本能偏爱。

1981年，北京，在故宫拿着一瓶可口可乐的青年。 刘香成 供图

“很多中国人看了我的照片后都觉得很亲切，”刘香成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而外国人也能感受到我有多贴近拍摄对象。”他的照片中，有公园里相互依偎的年轻情侣，有借着天安门广场灯光彻夜复习高考的市民，也有南京路上挑着扁担经过巨幅索尼广告的青年。

但选择了不同于传统中西创作思路的刘香成，发现自己不仅经常需要向外国同事解释，也时常需要跟中国同行表示：“不，中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刘香成认为，很多中国本土摄影师喜欢寻求一种具体的模式。而在他看来，“摄影是没有模式的。我们都说摄影客观，但实际上摄影也十分主观。相机记录现实，但是你选择聚焦的区域却是非常非常主观的。”

一张照片何以不被历史尘埃淹没而得以流传，其中没有套路。但好照片似乎有共性：能够打动人。刘香成陆陆续续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他的照片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走向更加多元与个性化。

1980年，北京，在照相馆拍摄结婚照的夫妇。为了节省开支，新娘选择了只有上半身的婚纱。 刘香成 供图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长安街上身着同样的工装、骑自行车下班的工人，到预算有限、只能穿上半身婚纱照相的新婚夫妇，再到新世纪开着敞篷车在浦东陆家嘴兜风的新女性，或倚在栏杆上一脸骄傲的郭敬明，这些见证中国发展的景观中，透着细腻而又微妙的变化。

刘香成的摄影职业生涯并非仅限于中国，他后来担任美联社驻南亚的首席摄影记者，见证了东欧剧变。他和同事在苏联解体前后拍摄的一系列照片，获得1992年普利策新闻奖。功成名就背后，却出现了类似军人战后应激障碍的心理压力，刘香成称这种压力为“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他此后离开了美联社。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经历过多少战争。”刘香成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除非你不全身心投入工作，否则很难免于这种疲劳所累。很多人都说摄影师很机械、很专业，就像钢铁一样——实则不然，恰恰相反，我们是人类。”

刘香成目前在上海生活，并创立了非营利性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oP）。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刘香成致力于推动摄影文化的发展，鼓励艺术家和摄影师创造更出彩的作品。

（明晔、季韵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