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中国｜张海儿：凝视“坏女孩”

张海儿曾在《新周刊》做了二十余年的摄影师，也曾为巴黎VU图片社工作。他拍女人，拍同性恋，拍异装者，拍民工，还连续多年混迹于巴黎高级时装秀的后台。

张海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女性肖像：他镜头里的女性大多罗裳半解，酥胸半露，但又不是搔首弄姿式的迎合；面对男性的迫视，这些女性并不怯于渐次展示自己身体的反应，某些照片里的女性甚至看上去带有挑逗的意味。1988年，张海儿作为最早一批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亮相的中国摄影师，让这些被他誉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女性被全世界看见。“他的《坏女孩》系列之所以能在阿尔勒脱颖而出，因为在那时，官方并不认为这种’生物’在中国存在。”张海儿工作过的VU图片社创始人Christian Caujolle曾这么评价。

回溯张海儿的成长和创作经历是理解Christian评价的路径之一。1957年，张海儿出生于广州，1974年作为知青下乡，1977年高考恢复，他回到广州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设计系，1982年毕业，与胡源莉结婚，1985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攻读油画硕士。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拿起相机拍妻子和身边的女性，并逐渐明确了用摄影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

厘清了这个时间脉络，就可以知道张海儿的整个青春时代经历了时代的巨变——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文革时期，女性被鼓励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呈现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形象，“去性”化束缚了女性的自我表达，也压抑了男性对女性带有性欲的观看。改革开放后，文艺作品里流行的女性形象是：或清纯甜美，笑容具有治愈力量；或坚强隐忍，突出的是母性特征。在这个阶段，男性依旧没有直面欲望本身，他们躲在“唯美”的女性形象背后，避免暴露目光里的“有色”成分。张海儿的照片颠覆了这种观看方式，他把镜头对准了女性身体的质感和姿态，捕捉女性在被迫视时的情绪和身体反应。通过拍摄这种行为，张海儿将被荷尔蒙驱使的男性凝视，堂而皇之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当时，这样的影像极具先锋性，开启了将这种半地下的性别观看方式作为主题的摄影潮流。就像语词的脱敏带来观念的解放一样——当曾经是禁忌的某个词汇被不断公开讨论，禁忌逐渐被打破，张海儿则通过创造影像不断地进行自我表达，让欲望从耻感里解放出来，获得了合法性。

1965年，人民画报封面女性（

左），人民画报1987年第7期的封面女性：电影演员王馥荔

（

右）。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海儿的观看带有某种暴力特征，他的镜头与被拍摄女性之间有着压力感的距离，“强迫”女性必须对他本人的存在做出回应。在这种逼视下，“乖女孩”的回应被设定为害怕、躲闪、娇羞。传统观念要求女孩表现得像淑女，不然就会被道德审判。但在张海儿的照片里，女性则勇敢回望着男性的凝视。“坏女孩”们公然回应男性对她们的欲望，看起来危险，不听话。这样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像的方式被不断传播，一次次挑动着传统观念的神经。“主流是一个很可耻的词。”张海儿认为好的艺术不应只在造型层面标新立异，应该带有知识分子似的批判，颠覆某些陈旧的观念。

张海儿，《广州1989 NO.9》。张海儿供图

对性别政治的日益敏感，使得摄影也面临新时代的语境。张海儿照片里的女性，尽管看上去离经叛道，但她们仍然置于“被看”的状态。因为不断强化女性的性吸引力，当年看起来先锋的影像，其中赤裸裸的男性凝视饱受质疑。“离经叛道的是创作者，不应该是被拍摄对象。”张海儿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所做的是为了歌颂那种肉体无可争议的美，那种性的美好。”他的作品不仅是简单的欲望投射，他更看重的是通过拍摄这一行为，让他自己和被拍摄对象双方的欲望得到释放。

张海儿坚持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在此之上，他更像一个坚定的性自由捍卫者。在他看来，诸如女性不被允许上桌吃饭的社会习俗对女性的压迫，至少应该获得与地铁上的“咸猪手”等量的愤怒。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女性对习俗的隐形压迫还不够敏感。

张海儿认为，在地铁痴汉事件里，除了女性是受害者，这个男性也极可能是脆弱的，“他还没有学懂怎么样能有一个好的方式去获得他在性上面的抚慰。从人性的角度说他是备受煎熬的。”张海儿抱持的女性主义观点，恰好与法国百名女性在《世界报》里发表的公开信里，质疑#MeToo运动的观点相呼应——对性的重新道德化保持警惕。

张海儿，《林小姐》，1989。张海儿供图

涉及性的题材，一直都是张海儿的兴趣点。除了拍摄女性，张海儿还拍摄了二十几年的法国同性恋者巡游，“第三性”也是他的拍摄对象——他从不用“异装癖”之类的词来定义。张海儿是阿根廷“性别自决”法案的拥护者，在他眼中，一个人是男是女，理应由自己决定。量变带来质变，孜孜不倦拍摄了三十几年，这个性格内向的摄影师以摄影为手段，主观为自我表达，客观上勾勒出了时代的肖像，传递出了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