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美国“汉学三杰”

美国“汉学三杰”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4月14日澎湃新闻刊发《孔飞力弟子忆先师：那一代美国汉学家，他培养的学生最多》，次日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扬（@雲中上師）在微博上转发此文时评论道：“汉学三杰纯粹是个当代中国外行书评人创造的概念，却成了普遍流行的概念，比竹林七贤还有名，值得用来写篇学士论文讨论下中国对西方汉学的民间想象。”

随后，另一位网友（@乾隆皇帝专属微博）补充道：“欧立德当年给Wakeman写的悼文中，已隐然提到了魏孔史汉学三杰之说，他当时用的词语是trio。这算是国产概念外销到北美学界后的冲击回应吗？”

这里说的汉学三杰是指魏斐德、孔飞力和史景迁。那么，这个说法是怎么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的呢？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刘东在《读书》2004年第6期发表的《舞蛇者说》中已经有“三杰”的提法。当时，刘东这篇文章是对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进行点评，由此牵引出了“三杰”的对比：

对于这类历史哲学问题，大家当然只能见仁见智了。甚至在我看来，就连一些行家里手，包括在费正清之后并称“三杰”的美国汉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三位顶尖“讲故事”高手——哈佛的孔飞力（Philip Kuhn）、耶鲁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伯克利的魏斐德，也同样在这方面见仁见智。史景迁似乎更沉迷于“故事”本身，一门心思要把它描摹得娓娓动听，往往一涉笔便能挤进畅销排行榜。不过这种丰富的文学魅力也有代价，那就是往往从中见不到作者本人的研究过程，因而也往往难被纳入历史学的知识增长之中。与之相反，孔飞力看来更关注“讲”本身，对于叙述者的主体性具有强烈而深刻的自我意识，即使不能借着这种讲述来说明自己对整个人生的理解，也要费尽思量找到一个故事来说明自己对这个知识领域的理解。由此写下的历史学著作，其妙处在于往往能够开风气之先，以一个的经典案例开出一种可供师法的范式；然则其短处也恰好在于，一旦要给往事压上如此重大的负载，那么能够讲出的故事必然寥寥，而且一旦自家的范式被后起的规范所取代，早先那种问题意识过强的历史分析，也可能同时被范式更新所牵累。所以，相形之下可以发现，在作为“行吟诗人”的史家和作为“先知”的史家这两种角色定位之间，本书作者魏斐德的选择似乎更其循着儒家“执两用中”的智慧：他总是尽可能多地向人们谈论往事，认定了惟有这件任务才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使命；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职业化地意识到了，不管你把故事讲得多么周详完备，事实上它也绝不会当真周详完备了，而只能属于一个不断延续的研究过程，由此他讲出的故事又总有点间离效果，因为他总不忘详尽提供自己的研究线索，以便把进行此种叙述的理性根据交代给来者。

同一年，许知远在10月20日的《商务周刊》上发表《剧烈变革时代的巨蟒》，也是评点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其中写道：

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柏克莱大学教授魏斐德不懈地将精力投在对戴笠的研究上，最终这位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的历史学家发现，只有这种恐怖而神秘的生物才能作比他的主人公。

由此可见，美国汉学三杰的提法，在2004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2005年初，庄秋水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是这样评价史景迁的：“他今天是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

其后，顾思齐在2005年5月23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以下简称顾文），使这一提法更多地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同一年，戴轶尘的《文化认同问题：史景迁视野中的清朝文字狱》（《社会观察》第9期）提到“汉学三杰”：“史景迁是当代美国的‘汉学三杰’之一，素以下笔如挥闻名，著作等身。”其中“下笔如挥”四个字，顾思齐文中也有。但戴文没有说明其他“两杰”是谁。2006年5月5日，刘东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题目是《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其中谈到美国汉学界的“清史三杰”，也引用了顾思齐的文章（《中国学术》总第二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2007年，马金生发表《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史学理论研究》第4期），在文章注释中提到了顾文。2013年，王平的博士论文《魏斐德与他的中国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提到“三杰”时给出了注释，即顾文。

在此期间，美国汉学三杰的说法，在著作、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史学期刊和报纸上多次出现。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默认使用“汉学三杰”这个称号，并不会给出具体出处。比如在《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2005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4月”的第3条即是“史景迁系列论著在中国出版”，其中说道：“继汉学大师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界有‘三杰’之誉，史景迁便是其中之—，与孔飞力、魏斐德齐名。”同时，该段介绍还给史景迁加了一个“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称号。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顾思齐是谁？

通过读秀可查到，《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一文收在胡文辉的《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末注明：原刊《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23日，署“顾思齐”。可见，顾思齐即是胡文辉。他在文中有几段对“汉学三杰”的总结性评价：

事实上，在欧陆传统汉学已趋式微的现时代，似乎只有两大领域，即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及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比之中国本土仍具学术优势。因此，人称“汉学三杰”的史景迁、孔飞力及魏斐德，作为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汉学家典范，就不仅是当今美国汉学的代表，亦可视为西方汉学的标志了。

我个人对“三杰”的总体印象，大致是：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相对说来，我更认同魏斐德。从专业角度看，史景迁花拳绣腿，孔飞力偏锋取胜，而魏斐德更接近名门正派，看似平淡，胜在平实。

综上所述，美国汉学三杰应该是21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大陆学界流行起来的。不过，顾文中使用的是“人称‘汉学三杰’”，可见，应该还有更早的提法。

经朋友提醒，台湾学界其实更早地将这三位汉学家放在一起讨论了。康无为（Harold Kahn）在1993年出版的《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中提到：

我要讨论的三位史家是柏克莱的魏斐德、哈佛的孔复礼和耶鲁的史景迁。我选择他们是相当武断的，如果勉强说有什么理由，那是因为我喜欢他们三个人的作品。对他们的作品，我虽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但读来仍觉是一大享受。在中国史研究这个领域中，我不相信他们比其他史家更重要，也不晓得他们的作品是否禁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为后代子孙所阅读，尽管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作者和史学教授。从史学史角度看，我也不认为他们三位属于任何学派。他们所代表的可以说是比较传统的历史学风，认为广义的政治史才是历史学者所应致力的志业。他们主要关怀的课题是权力、权威、特权、法源、组织、系统、有血有肉的皇帝以及政治运作中的官绅。当然，他们的作品中也会出现一些例外。（《三位史家以及对他们作品的反思》）

此外，孔飞力先生的学生方德万教授也表示，在他上学时，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就被认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位中国历史研究者，而且这种看法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前就有了，不过柯文这书确实增强了孔飞力和魏斐德的地位；但“汉学三杰”这个具体称号他并没有听过，但觉得肯定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感谢澎湃新闻记者彭珊珊提供方德万教授的看法）。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于1984年，可见，将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三人并提的看法，应该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所以，必须要予以说明的是，笔者的所见所闻有限，搜索工具所收录的文献也是不完全的，所以，以上内容只是目力所及之处，更早或者更全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其他国家的“汉学三杰”

其实，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国汉学三杰外，其他国家也有三杰的说法，而且有的出现得更早。

比如俄国，李明滨在《世纪初俄国汉学三杰》（《国际汉学》2003年第1期）中就明确说道：

恰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汉学进入了辉煌时期。……与此相适应,苏联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成长出一批名家。他们大体同时在20世纪50～60年代步入成熟期,取得丰硕的成果。有三位汉学家可作为实例,2000年在北京、莫斯科和彼得堡分别为他们隆重举行了“诞辰百周年纪念”。这三位学者就是翻译和研究章回小说的罗高寿、研究汉语的龙果夫和编纂汉俄大辞典的鄂山荫。他们不但闻名于苏联,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也享有声誉。三人恰好同于1900年出生,我想,可以称之为“世纪初俄国汉学三杰”。

法国也是汉学重镇。陈友冰在《法国“汉学三杰”之戴密微》（国学网）中指出，三杰是指20世纪以前的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20世纪上半叶的沙畹（Chavannes Edouard）和20世纪下半叶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其中，以儒莲名字命名的儒莲奖是由法兰西文学院颁发的汉学奖项，于1872年创立，1875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被称之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我国语言学家王静如、哲学家冯友兰、国学大师饶宗颐、敦煌学家潘重规、史学家廖伯源、北大史学教授杨保筠等人都曾获过儒莲奖。

关于德国，陈友冰在《终生推崇中国文化，推动中德文化交流——德国“汉学三杰”之一傅吾康》（国学网）中提到：德国则是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马汉茂（Helmut Martin）。不过，关于德国汉学三杰的人选，许宽华在《联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汉学教研室》（《德国研究》1999年第1期）中认为其中之一是威廉·硕特，但该文没有说其他两位是谁。

英国的汉学三杰，暂时只在赵慈爱的《英汉互译中的Faux Amis(“假朋友”)——以“封建”与“feudal”、“feudalism”w为例》（《英语学习》2009年第4期）中看到其中之一是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其他两位未见作者提及。

除了欧洲，还有澳洲汉学三杰。管永前、孙雪梅在《麦克法夸尔与<中国季刊>的创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的注释中提到：“C.P.Fitzgerald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教授,是澳洲‘汉学三杰’之一。1946－1950年曾生活在北京,随后于1956年、1958年又两次重访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简史》、《中国革命》、《中国高潮》。”网上有文章提到澳洲汉学三杰之一还有费约翰：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教授，代表作是《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至于还有一位澳洲三杰是谁，暂时不得而知了。

以上即是笔者所见的一些关于“汉学三杰”的论述。其实，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中常常也可以看到各种三大某某、四大某某、八大某某等等的排位和称号，或许，国人是比较迷恋带数字的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