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满红：我在哈佛跟孔飞力教授读书的经历

【编者按】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林满红，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师从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2015年中研院近史所迎来建所六十周年，在该所主持出版的口述丛书《近史所一甲子：同仁忆往录（下册）》中，林满红教授讲述了她的研究经历，其中即谈到她在哈佛跟随孔飞力教授学习的经历和所得。

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教授逝世。经林教授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转载这一部分口述内容，以纪念这位刚刚逝去的历史学家——孔飞力。（本节内容原题“到哈佛后的学术思路转变”。）

我出国前有人以为依照我在师大从事经济史研究的背景，到哈佛后的指导教授会是经济史方面的Dwight H. Perkins教授，到学校后才知道Philip A. Kuhn教授已主动选我为指导学生。很多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告诉我，Kuhn教授对学生很严，劝我去选其他教授开的课。我听从他们的建议，也去旁听Kuhn教授开的课，同时去上过两位教授的课后，立即决定退掉先前的选课，换去上Kuhn教授的课。

美国的历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研究的典范，自从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论后，后继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修正与反省，我到哈佛读书时，中国中心论正蔚然成风。主张此说的学者认为单由外部刺激论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所不足，还要加入中国内部的动力，而Kuhn教授是带领这项典范移转的重要的学者。

我在修Kuhn教授的课时，由文献解读方式便意识到其研究视角，与我原有的切入点不同。我在课堂上分析一篇清乾隆年间有关米价昂贵的奏稿，依照过去的训练方式，由分析米、货币、人口三者的供需，讨论米价上涨的原因，这是相当典型的经济史研究方式。但Kuhn教授却是透过一位士大夫对于米价的议论，分析他对于国家与经济关系的根本看法。我从这样的分析方式，理解到一句看似普通的说话，背后常隐含着发言者对于国家、政治、经济、道德等抽象议题的主张。

Kuhn教授认为要从中国内部找寻变化的动力而鼓励使用清宫档案、清人文集等材料，我在大学时修读陈捷先教授的“清史资料”课程时，就已接触过。但是，因为切入点不同，当时并没有太留意这些文献背后隐含的思想脉络，并将其与整体社会连结探求其间关连。而Kuhn教授由文献出发去探索思想与现实变迁之间的关联，让我学习到一种思想史的研究方式。我过去以为只要阅读西方的中国研究论著，就可以掌握他们的研究意图，但上过Kuhn教授的课后发现，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用以分析中国历史的社会理论，依旧难以理解其问题意识。因此在我的请求下，Kuhn教授之后以不计学分的方式，带着我念涂尔干（Emile Durkheim）、李维斯陀（Claude Levi-Strauss）、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孔恩（Thomas Kuhn）等人的作品。

除了Kuhn教授之外，我因为属于历史与东亚语文研究所（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而非历史系，可以跨系选课，而不限于在历史系选课，我于是在经济系选修“经济学”、“经济与社会”（西方近古以来的经济哲学）、“已开发国家与开发中国家发展差异的历史根源”，在人类学系选修“经济人类学”，在社会学系修“东亚的工业化”等课程。我在历史系则选修“近代中国史”、“日本的中国史学名著导读”、“日本史”、“近古欧洲的家庭史”等课程。我在哈佛的学科考试，也以“西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为范畴。这些学习大大地开展我的研究视野，将思考对象由中国台湾、大陆，逐渐放大到世界。

我在Kuhn教授的指导下，接触到1980年代美国学界崛起的中国中心论，但是在1980年代美国学界也开始发展另一种新的研究视野，亦即全球史的观点。费正清教授提倡的西方冲击论中，原已隐含全球史的一些面向，因为此研究角度着重观察西方的民族国家在进入东方后给东亚的各个民族国家带来的影响，例如将议会、铁路、电报等所谓的现代化机制，由西方传入东亚各国，这些机制的发展程度成为评估东方各国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虽然这种研究视角蕴含着全球化的视野，但这种视角着重于个别国家与个别国家之间关连，而不是跨国家、跨区域的全球整体关连。到了1980年代，欧美学界有学者开始提倡全球史观点，例如哈佛历史系美国移民史教授Bernard Bailyn在1983年发表于美国历史学会学报的学会会长演说就提出了此观点，表示应该从全球史的角度，关注包含中心与边缘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历史，以及相关的潜在历史（latent history），而不是表象历史（manifest history），或从事心态历史（mentality history）的研究。

美国学界出现中国中心论的主因，实际上也与整体国际局势的改变有关。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成为超级强权，成为其他国家争相仿效的对象，而美国文明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目标，在直线式史观的影响下，各国无不认为自身的文明发展将依循美国的方式进行，正是在此背景下使得冲击反应论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但是，这种文明与价值观到了1970年代后期发生的改变，例如能源与环境危机出现，美国国力发展进入起起伏伏状态，不像以往顺遂，美国各界开始反思这种现代化进步模式的局限性。学界试图追寻自身文明发展的根源问题，想要回溯到近古的欧洲，探索民族国家以外的社会文化史。而此种典范变迁也影响到西方学界的近代中国研究，学者开始由晚清的口岸开放时代往前追溯到明清甚至是更早的时期，因此便形成中国中心论的概念。

在1980年代进入的电脑产业时代，1990年代进入的网路时代，则又增加对全球史的兴趣。虽然这股兴趣至今仍然在发展当中，毕竟许多学者在脱离民族国家的研究焦点之后转而着手地方社会文化研究，要由地方迈向全球视野仍充满了挑战。

我虽然接触过中国中心论，试图找寻中国变化的内在理论，但我的研究基础还是建立在海关资料之上，十分习惯由外界整体的角度看待历史变化，因此全球史论点与我的研究有相当契合之处，只是中国中心论着重于中国内在变化，与全球史视角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我在哈佛的博士论文正是因为一直纠结在这点上，在论文提交后还进行了十七年的修改，最后才完成Kuhn教授的嘱咐，于2006年在哈佛出版成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4一书（2011分别由台大出版社及江苏人民出版社刊布其中文版，书名是《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