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唐太宗用突厥人的习惯给骏马起名？

        昔日太宗拳毛騧，

        近时郭家师子花。

        ——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四有一条：

        唐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拨，二曰紫叱拨，三曰青叱拨，四曰黄叱拨，五曰丁香叱拨，六曰桃花叱拨。上乃制名，曰红辇，曰紫玉辇，曰平山辇，曰凌云辇，曰飞香辇，曰百花辇。后幸蜀，以平山、凌云为谶。(巴蜀书社，1991年)

        北宋秦再思《洛中纪异录》也有这条记事（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涵芬楼1927年排印本，第1册。参看阮廷焯《秦再思洛中记异录辑》，载《大陆杂志》第66卷6期,1983年）。李石和秦再思应该都是录自唐人笔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剽掇说部以为之”，尽管文字微有不同。《续博物志》记唐玄宗所改马名中的红辇和紫玉辇，在《洛中纪异录》中作红玉犀、紫玉犀。《洛中纪异录》没有末尾幸蜀应谶那一句，“制名”作“改名”，而在改了马名之后还有一句“命图于瑶光殿”，是很重要的内容。“犀”应是“辇”字之误，因形近致讹，这样才与其余四马命名的形式相一致。“红辇”当作“红玉辇”，夺了一个“玉”字，因为“红玉辇”才对得上“紫玉辇”，也才符合唐玄宗华丽的制名风格。可见李石与秦再思两书所录此条各有所得，互勘之后庶几近于原本。  

何谓“叱拨”？

        大宛是唐人用汉代地名称呼当时中亚的拔汗那（Ferghana，今译费尔干纳）。白鸟库吉早在1906年就在《大宛国の汗血马》一文中考订叱拨一词的语源（etymology）,认为与大夏（Bactria）语的ashpa，波斯语的asp/asb，梵文的aśva，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极可能就是费尔干纳地区（粟特语）的āspah的略译（白鸟此文原载《东亚の光》第一卷第四号，1906年8月，收入《白鸟库吉东洋史论集》第一卷《西域史研究》上，东京：岩波书店，1941年）。原田淑人接受了白鸟的说法，称叱拨的语源应该是伊朗语的aspa（见原田淑人《东亚古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4年）。

        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又译谢弗）是从原田的著作获知这一语源讨论的，但他在其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中文译本由吴玉贵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的一条注释里，否定了这一见解，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根据费耐生（Richard N. Frye）提供的线索，把叱拨的语源考订为粟特语的čərθpāδ，意为“四足动物”，可用来指马。费耐生的意见仅见于此，应该只是私下的提示或建议，并非出自严肃的讨论。

        我认为薛爱华的这个说法是迂曲不通的，因为粟特语中有关马名的用例，绝大多数还是和波斯语一样的通用词汇，即asp/əsp。萨珊波斯的巴列维语（Pahlavi），即中古波斯语（Middle Persian），和粟特语一样，表“马”的词都是asp/əsp。不仅伊朗语，可能整个印伊语（Indo-Iranian）都是如此，古代译经有阿湿婆、阿舍婆，都是梵文中马这个词的音译。例如《翻译名义集》（《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2131号）卷二：“阿湿婆，此云马。”《大唐西域记》卷九有“阿湿婆恃”，原附注曰“唐言马胜”，即是以阿湿婆对译马。季羡林等校注者认为，阿湿婆恃即梵文Aśvajit，巴利文作ssaji，即以aśva对译为“马” （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九之二十二“上茅宫城（旧王舍城）”第2条“舍利弗证果故事”，中华书局，1985年）。《翻梵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2130号）卷九：“阿舍婆者，马。”薛爱华可能对叱拨缺少asp/əsp词首元音的译法不能理解，其实中国中古时代这种省略词首元音的译法是十分常见的，比如始波罗（又译沙钵略）就省去了išbara的词首元音。

        根据《续博物志》和《洛中纪异录》，来自费尔干纳的这六匹汗血马在进献给唐玄宗之前，本已各有名号，只是极为朴素。这六匹马的原名分别相当于汉语的红马、紫马、青马、黄马、丁香马、桃花马，但是汉语译名里保留了原文的叱拨，予以音译而不是意译，大概之前这个音译词汇已经流行，在汉语中的新词义超越了asp/əsp语源的本义，与中亚名马早已紧密链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有句“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可见叱拨作为外来语借入词在唐代是很流行的。这个音译词在汉语词汇里具有专名性质，带有异域风情，因而常见于后来的文学作品，如白居易《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有“齿齐臕足毛头腻，秘阁张郎叱拨驹”，韦庄《长安清明》有“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鞦韆”，陆游《闻蝉思南郑》则有“金羁叱拨驹，玉盌蒲萄酒”，等等。研究者摘出已多（如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下编之四《唐代汗血马“叱拨”考》，中华书局，1998年），兹不赘举。      

作为汉语的“叱拨”

        叱拨进入汉语之后，不仅专指骏马，而且似乎也渐渐缩小范围，特指某种毛色的骏马。《宋史·兵志》马政部称，如果按马的毛色划分，“毛物之种九十有二”，其中“叱拨之别八”，把叱拨与青、白、乌、赤等并列，显然指一种花色（杂色）。《宋史》这一划分的依据大概是今已不存的《群牧故事》。杨慎《丹铅杂录》卷五有“叱拨”条，称“《群牧故事》六卷，中载九龙十骥之名称，西河东门之骨法，无不具焉，其说马之毛色九十一种”，“又云叱拨之别有八，曰红耳叱拨，曰鸳鸯叱拨，曰桃花叱拨，曰丁香叱拨”等等，“又曰北方马以叱拨及青白紫纯色绿鬃骝为上”。叱拨的义项从唐初广义的马到宋元狭义的花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元代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六有《红叱拨赞》，序称“余有良马曰红叱拨，取韦庄‘紫陌乱嘶红叱拨’之语名之”，又说“诸突厥部遗俗，呼今之诸色桃花马为叱拨”。按照耶律铸这个说法，印伊语的asp/əsp一词缩小义项，用以专指杂色花马，这个变化也发生在突厥社会。或者进一步推想，汉语里的叱拨一词，并非直接来自印伊语，却是从突厥语（Turkic）各人群转贩而来的。我对此还是有一点怀疑，从耶律铸的许多写作来看，他有时似乎故意掩盖他从唐宋文学汲取的营养，把中原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想象解说成中亚或草原的真实知识。

        不过，按照印伊语的修饰词序，红叱拨、紫叱拨这类名字，应该是被修饰词叱拨在前，表颜色的修饰词在后，也就是说，当作叱拨红、叱拨紫、叱拨桃花等等。据波斯语大百科词典《徳胡达词典》（Lughat-nāma-yi Dihkhudā，Tehran: Mu'assissi-yi Lughat-nāma. Dihkhudā and Tehran University Press, 1373/1994），萨珊波斯巴列维语文献Minuye Kherad提到“白马为众马之王”，其语序就是“Asp（马）arus（白色的）aspan（诸马）rad（首领，王）”（在asp和arus之间还有一个表示修饰关系的附加元音i）。成书于萨珊时期的巴列维语文献《怀念扎里尔》（Yadgar-i Zariran），记载波斯人与所谓匈奴人（Khiun）作战的传说，提到很多马，如asp-i ahanin-sumb（蹄子如铁一般的马），asp-i asuda-yi tizro （轻快迅捷的马），aspān-ē nēv（好马，骏马），构词法都是asp在前，修饰语在后（本文涉及中古波斯语asp/əsp的所有用例，都得自北大王一丹教授的指导，谨此致谢）。

中原骏马的制名传统

        《史记》卷二四《乐书》：“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可见汉武帝时得自大宛的“蒲梢（蒲骚）”，似乎是一个以asp/əsp（蒲）前置、毛色修饰词（梢/骚）后置的硬译，多少反映了大宛马名的本来形态。不过，出现在唐玄宗面前的红叱拨、紫叱拨这种马名，是翻译之后的汉语形式，经历了一番文化间的过渡与转换，不仅意译了表毛色的词，还遵守了汉语修饰词前置的词序规则，而叱拨也可以视为外来借入词。这种遵循汉语修饰词序的翻译方式，可以说是汉语翻译的一个主流传统。

        唐玄宗所制马名不仅华丽，而且还看不出是马，字面上似乎只是一种皇家辇乘。六马本来一律以毛色为名，丁香、桃花都是描述毛色的词汇。比如桃花马，古又称赤骠马，是一种杂有红白浅黄毛色的花马。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许慎《说文解字》马部释骠“黄马，发白色”，可见是一种浅黄间白的毛色。马祖常《桃花马》诗曰：“白毛红点巧安排，勾引春风上背来”（《石田先生文集》卷四）。玄宗改名之后，红玉辇、紫玉辇、百花辇还保留了原名中描述毛色的部分，而平山辇、凌云辇和飞香辇就不再能反映毛色了。

        唐玄宗这种不求表达毛色而着意强调其品质德性的命名方式，也源自一种古老的传统。《西京杂记》卷二说汉文帝从代国到长安即位时，带有九匹骏马，合称“九逸”：浮云、赤电、绝群、逸骠、紫燕骝、绿螭骢、龙子、麟驹、绝尘。《西京杂记》虽非信史，但这条记事多少反映了汉晋之际“代马”的美誉。《文选》收曹植《朔风诗》有句“愿骋代马，倐忽北徂”，鱼豢《典略》也说“代马，阴之精也”，可见汉晋之际代北地区的骏马是很颇受赞誉的。值得注意的是，“九逸”的名字中，只有逸骠、紫燕骝、绿螭骢和麟驹大致上看得出是马，而所有的名字都在强调骏马迅奔之能，并且也只有逸骠、紫燕骝、绿螭骢点明了马的毛色。

        《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引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马，一曰追风，二曰逐兔，三曰蹑影，四曰追电，五曰飞翮，六曰铜雀，七曰晨凫。”这条记事虽然不能当作秦汉史的材料来使用，但大致可以认为反映了魏晋时人对名马命名原则的某种理解：这七个名字在字面上全都与马无涉，成为马名只是因为描述了马的速度。汉末曹操有马名“绝影”，见《三国志》卷一《魏书·太祖本纪》注引《魏书》：“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绝影”同样是表彰奔跑迅捷。《太平御览》引崔豹《古今注》还记曹真有马“名惊帆，言其驰骤如烈风之举帆也”。《三国志》卷九《魏书·曹洪传》记曹操为董卓将徐荣所败，因为“失马”而一度陷于危境，曹洪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曹操。曹洪救助曹操的这匹马，到了王子年《拾遗记》里，还得到一个名字“白鹤”（据《太平御览》卷八九七所引），虽不可信，却同样可以反映魏晋时人对马名的理解和预期，其重点就在速度。

        汉末魏晋描述骏马，大都侧重其迅捷快速。《文选》卷四十收陈琳《答东阿王笺》，有“飞兔流星，超山越海”的句子。众所周知，吕布坐骑有著名的赤兔，赤兔的命名规则显而易见与白鹤一样。《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引王子年《拾遗记》，还有一条是周穆王“八龙之骏”的名字，“曰绝地、翻羽、奔霄、越影、逾晖、超光、腾雾、挟翼”。基本上都是汉晋之际的命名风格。据《隋书》卷七六《文学传》，隋代的诸葛颍著有《马名录》二卷，可惜早已不传，否则我们对古代和中古的马名就会有多得多的知识。

        魏晋及之前马名多为双音节，即两个字（如所周知，项羽有爱马名骓，是单音节马名，这种单音节命名方式，是否反映战国和秦代的习惯，还有待研究）。双音节马名的传统，与那时人的双音节姓名（姓+名）之间是否有关联？汉晋时期人名流行单名，加上姓氏即为双音节。这与汉语及汉语文化自身的发展应该是有关系的，那么马名的双音节大概也可以从中获得部分的解释。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南北朝以后的马名则流行三音节，即三个字，这和人名双名的流行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

隋唐以后马名以三音节居多

        这里要关注的是，南北朝以后的马名，通常会反映毛色。马名中包含有表毛色的部分，本是一个普遍现象。《说文解字》马部共收字115个，其中描述马毛色的就有23个，后世常用的如骝、骠、骓、骢、骊、騧、驳等等，俱以毛色状马。汉晋时期的马名虽然有时候字面上看不出是马，但也有一些是可以表达毛色的，比如白鹤、赤兔、紫燕骝、绿螭骢等。刘备“马跃檀溪”时所乘的“的卢”，一般认为是“馰颅”的讹写，而馰颅，是指“马白额入口至齿”的一种马。《说文解字》释“馰”字曰：“马白额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德行篇“庾公乘马有的卢”条，笺疏引《伯乐相马经》云：“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

        以毛色特征而为马名，古今中外都是最为常见的。《晋书·慕容儁载记》记西晋时期鲜卑慕容廆有马名“赭白”，这应该是来自内亚鲜卑人群的一个例证。不过，用“赭白”双音节（两个汉字）来翻译慕容廆的这一马名，只是反映了那个时期汉语马名的一般习惯，并不代表该马鲜卑语名字的音节长短。在赤兔、白鹤这类汉晋之际常见的双音节马名中，除了表毛色的部分（赤、白、紫）外，另一个部分是表“德行”（马的德行就是迅捷），通常用另一种动物来比类（兔、鹤、燕），或以星云雷电之类的自然风物来譬喻。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个偏正结构中，表颜色的修饰词居前，表德行的被修饰词在后。

        可是隋唐以后的马名则以三音节为多。而且在三音节马名中，表毛色的词和状德行形貌的词还发生了颠倒，即颜色词居末而德行形貌词在前。《旧唐书·铁勒传》载草原北部的骨利干部于贞观中“献良马十匹”，“太宗奇其骏异，为之制名，号为十骥：一曰腾霜白，二曰皎雪骢，三曰凝露骢，四曰悬光骢，五曰决波騟，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翺麟紫，十曰奔虹赤”。唐太宗所制十骥之名，都是三音节，都是毛色词在后而德行形貌词在前。唐诗中常见的照夜白、玉花骢等马名，也都属于同样的结构。由于骢、骠、騟、騧这些词既表毛色又含有马的意思，居于词尾是符合汉语语序传统的，但白、赤、紫这类纯粹的颜色词出现在词末，显然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更著名的例子是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按照宋敏求《长安志》卷中《昭陵图说》所记的顺序，六骏分别是青骓、什伐赤、特勤骠、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其中五个名字是三音节，而什伐赤、飒露紫、白蹄乌则都是以纯粹的颜色词作为词尾。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些颜色词后面省略了最核心的被修饰词“马”，而这种省略是因为要遵循三音节的要求。后世黄骠马、枣红马、黑骏马这类名称，就是既满足了三音节的要求，又没有省略被修饰词“马”。

        《长安志》说唐太宗“刻蕃酋之形，琢六骏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阙”。在陵墓前雕刻六骏，其实是要表彰自己的辉煌武功，因为六骏分别亲历了太宗指挥和参与过的重大战事，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足以承担纪念碑的职责。可是，唐太宗骑过的战马何止六匹，他特别挑出这六骏，据我理解，是因为他要匹配“天子六龙”的传统说法。《周易》乾卦有“时乘六龙以御天”，太阳所乘的日车也是“驾六龙”，故西晋傅玄《日升歌》有句“羲和初揽辔，六龙并腾骧”。六龙因而指代天子座驾，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亦有句“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唐太宗在昭陵雕刻的六骏，大概就是他要垂之永久的六龙。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隆重对待西域所进的六匹“汗血”叱拨，亲为制名，统以“辇”为称，是为六辇，也是模拟“天子六龙”的做法。     

突厥阙特勤碑中所见战马名

        六骏之中的特勤骠和什伐赤，一看就知道与内亚有关，确切地说，是与突厥有关。有学者认为什伐赤之什伐，即前所举的叱拨。据我所知，中古音译北族名号时，不会用叱与什音译同一个外语辅音。《北史》记柔然使者有“乌勾兰树升伐”，大概不是指一个人，《魏书》作“乌句兰树什伐”。勾、句同字，升当作什，形近致讹。不管这是一组还是多组名号，其中“什伐”与什伐赤的什伐，是同一个名号，确切地说，是同一个名号组合。什，和俟、涉、始等中古音译常用汉字一样，常用来音译el/il这个词，而伐对译的则是常见的bäg一词。因此，这组名号组合，其实就是elbäg/ilbäg。在这组名号中，el/il是官号，bäg是官称。

        同一组名号，中古又写作俟力发或俟力伐，还有俟匿伐、俟利发、颉利发等其他多种译法，过去一般认为对应的是突厥文碑铭里的eltäbär，而我认为其实是elbäg/ilbäg。东突厥第一汗国的始毕可汗，其可汗号始毕，也是同一组名号。什伐赤，是指一匹获得了什伐荣誉名号的红马。什伐本是北族用作军政人物头衔的众多名号之一，现在用在一匹马的身上。因此什伐赤就是一匹获得了什伐荣誉称号的战马。按照唐代突厥文碑铭的习惯，什伐赤可以还原为elbäg qïzïl，如果要把中文名省略了的“马（at）”再给添加上，就是elbägin qïzïl atï。同理，特勤骠就是一匹拥有特勤（tegin）称号的浅黄色战马，还原为突厥文，可写作tegin sarï，或teginin sarï atï。

        什伐赤和特勤骠可能本来就是突厥马，这两个名字也是从原名直译过来的。这就涉及突厥给马命名的传统。幸运的是，阙特勤碑文中有十五处提到阙特勤生前所骑战马的名字，共涉及九匹战马。九个马名有些附有“马（at）”，有些不写，两种情况都有。可以这样理解，明确加上了中心词“马（at）”的地方，是为了应对后面的动词“骑（bin）”，当然即使后面有动词“骑”，也可以省略“马”。因此，按照省略“马”的形式，即去掉马名中的语法性后缀，把阙特勤这九匹马的名字列在下面（阙特勤碑文的录文、转写、翻译与注释，有很多研究者和很多作品，这里依据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8）——

        1. tadïq čor boz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2行，tadïq是官号，čor是官称（通常音译为“啜”），boz是灰色。

        2. išbara yamtar boz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3行，išbara是官号，通常音译为始波罗或沙钵略，yamtar是官称，boz是灰色。

        3. yegän silig bäg kädimlig toruγ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3行，yegän和silig都是官号，bäg是官称，kädimlig是指马衣，toruγ是红褐色或栗色。Kädimlig大概不是马名中的一部分，只是描述其披甲状况。

        4. bayïrqu aq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5行，bayïrqu是名号（部族名，通常译作“拔野古”），aq是白色。同一匹马的名字又出现在东面第36行。

        5. bašγu boz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7行，bašγu没有确解，有研究者理解为白头或头上有白毛，boz是灰色，因此bašγu boz就是一匹头上有白毛的灰马。

        6. alp šalči aq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40行，alp是常见官号（通常译作“合”），šalči可能是一个官称，aq是白色。这匹有着alp šalči名号的白马在阙特勤碑文里共出现了四次，除了东面第40行，还见于北面第2、第3和第4行。

        7. azman aq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5行，azman没有确解，一般理解为微黄色，加上aq（白色）就是黄白马，近似汉语中的“骠”。同名又见于第6行。

        8. az yaγïz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5行，az是一个专名（部族名或名号，有学者翻译为“阿热”），yaγïz是褐色。同名又见于第8行。

        9. ögsüz aq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9行，ögsüz 的意思是没有母亲，在这里与aq（白色）一起构成马名。

        以上九匹马的马名，共同的特点是毛色词后置，毛色词之前则是某种名号词，这些名号词又可分为三类：一是部族名（如bayïrqu和az），二是由官号加官称构成的一组类似政治人物所获得的那种名号（如tadïq čor，išbara yamtar，yegän silig bäg，alp šalči），三是某种发挥临时性专名功能的描述性词汇（如ögsüz）。

        对于其中官号加官称所构成的政治名号，过去的研究者，似乎多半倾向于认为是人的名字，也就是说，tadïq čor，išbara yamtar，yegän silig bäg以及alp šalči，分别是四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阙特勤骑的是他们的马（大概是战利品）。但这种理解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阙特勤的爱马却总是带着敌人的名字，而这本不是该马过去的名字。我认为，这些名号是阙特勤用来称呼他的爱马的。给爱马加上拟人化的名号，在阿尔泰世界里并不奇怪。正是因为这样，唐太宗六骏中的什伐赤过去并不隶属于一个叫什伐的人，特勤骠过去并不隶属于某一位突厥特勤。除了这类有官号官称的马名之外，ögsüz aq和bašγu boz两名，与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非常接近。另外，azman aq与青骓也很像。这样我们就看到，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确有高度的相似。

        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显而易见的是，忽雷驳之名与什伐赤、特勤骠完全同构。忽雷，即突厥常见名号küli/ külüg，驳是杂色马（毛色不纯）。秦琼这匹忽雷驳未必是突厥马，或者这个马名未必是直接从突厥而来，因为忽雷这个源于突厥的名号似乎在唐宋时期相当流行。《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二琵琶门引《乐府杂录》：“唐文宗朝，女弟子郑中丞善于胡琴，内库有两面琵琶，号大忽雷，郑常弹小忽雷。”忽雷之号不仅用在琵琶身上，还用作鳄鱼之名。《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骨雷”条引《洽问记》说“鳄鱼别号忽雷……一名骨雷”。骨雷不过是忽雷的另一种汉语音写形式而已。忽雷还用作勇士的名字，《太平广记》卷二五二“顾敻”条引《北梦琐言》记前蜀王建麾下亲骑军的拳勇之士，有个樊忽雷。卷三九三“欧阳忽雷”条又引《广异记》说唐代桂阳人欧阳绍在雷州勇斗巨蛇，获得“忽雷”之号，人称欧阳忽雷。忽雷一词进入汉语既早又深，那么秦琼这匹忽雷驳，也有可能是在中原得名的。

唐初骏马制名习惯源自突厥？

        前面说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有高度的相似，但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相似，并不意味着唐初以某种官职类名号给马取名这种做法，一定不是源于中原自身的传统，而是从突厥学来的。《太平御览》卷八九五兽部七马三引《续安帝纪》记司马休之避难于南燕时，得所乘骓马警示而免于为慕容超所害，“乘以南奔，殆而获免，后还荆州，加骓马扬武之号”，就是用扬武将军这个将军号来给坐骑取名字。《北史》卷八《齐本纪下》记北齐后主高纬时“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斗鸡亦号开府”。《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则说北齐后主时“犬为开府仪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号”。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南朝。《南齐书》卷一《高帝纪》记宋齐鼎革之际，萧道成在苍梧王被杀之后，“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不仅萧道成以龙骧将军称其坐骑，而且社会上所接受的马名“龙骧赤”，也是把表毛色的词语放在末尾，与什伐赤、特勤骠和忽雷驳完全同构。也就是说，毛色词后置的三音节马名，南北朝时期已有个别用例，至少为隋唐时期骏马制名朝这个方向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不仅是马名，武器的名字也有类似的用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还记单雄信以一丈七尺长的枣木制作大枪，“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寒骨白这个枪名，同样是颜色词后置，而且同样是三音节。也许，这只是中古汉语自身发展趋向的一个反映而已，虽然颜色词后置这个趋向到盛唐就已渐趋式微。

        然而，唐与突厥骏马制名的相似又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除了相似，是不是还相关。除了什伐赤、特勤骠，勉强还可以算上秦琼的忽雷驳，从名字上看可能直接来自突厥之外，其他的马，应该都是在中原（再次）取名的，即使这些骏马来自内亚草原或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近年一些研究者试图替飒露紫、白蹄乌这样的汉语词组，寻找到突厥语或粟特语的语源，在我看来是一种过度诠释，超越了语文学的基本约束，更何况完全缺乏突厥学的支撑。如果说外来文化对唐朝骏马制名传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那也绝不是表层的影响。唐朝骏马制名至少在语词层面，还是主要继承汉晋的文学传统。飒露紫之飒露，以秋露飒飒形容骏马的冷峭逸群，如《九歌》所谓“有风飒然而至”。白蹄乌，则是指四足白色的黑马，语义清晰明确，怎么可以另外寻找（并不存在的）突厥语源呢？

        隋唐之际中原骏马的制名传统是否受到了内亚特别是突厥的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两者间形式上的相似，是因为背后还存在着文化上的相关。如果答案是不肯定、甚至是否定的，那么两者间的相似只是一个巧合，是平行发展的表面现象。可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可以支撑相关性的证据，没有结论，只有开放的疑问。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就唐初骏马制名制度的这个变化是否受到内亚特别是突厥的影响，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重视华夏传统的内亚因素

        但可以把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思考。十六国北朝至盛唐之间，是一个内部关系很紧密的历史时段，汉晋文化传统经过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变化的驱动力之一就是内亚特别是阿尔泰文化因素的加入。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做细致的研究，以观察内亚因素如何渗入华夏传统并沉淀下来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在骏马制名这个问题上，应当考虑汉语及汉语社会的“内亚性”问题。汉语史研究中有个“阿尔泰化”的提法，其实类似的思考可以延展到汉晋以后华夏社会的许多方面。用一个也许过于简单的表述：汉晋的华夏社会向隋唐的汉社会的转化过程，关键的历史阶段在十六国北朝，正是这个时期内亚性的骤然扩张，促成了从“华夏”到“汉”的急剧转变。由于历代史书编纂的主导意向更加有利于汉唐历史连续性的传统论述模式，这种变化在史料上不免呈现为零碎而且模糊，在研究上则表现为问题与结论的开放。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开放性。唐代皇陵所展示的的皇陵制度显然有别于汉晋，宋敏求《长安志》所谓“刻蕃酋之形，琢六骏之像”，并非都出于华夏旧制。“刻蕃酋之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突厥石人以及突厥杀人石，即所谓balbal的传统，虽石雕技艺有高低精粗之别，列征服对象于墓前，文化精神却是一致的。陵墓前立石雕战马，不见于中古及之前的草原文化，但汉代霍去病墓园的所谓“马踏匈奴”，似乎算是昭陵“琢六骏之像”的一个华夏远源。进入长城以南的内亚人群，在具备了足够的施工条件以后，立即拥抱了华夏传统的这一部分。《晋书·慕容儁载记》记前燕慕容儁专为慕容氏家传名为“赭白”的骏马铸造铜像，“亲为铭赞，镌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赫连夏石马，有“大夏真兴六年岁在甲子夏五月辛酉”刻铭，显示雕造于赫连勃勃真兴六年（424）。十六国时期这一铜一石二马雕像，虽然都非为陵墓而造，但其强烈的政治性与纪念性（借用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中的monumentality一词）则是与“马踏匈奴”及昭陵六骏前后一贯的。

        墓前立征服对象之群像，以及在陵墓前雕造生前坐骑，这两种传统汇聚到唐太宗的昭陵，就发挥出宋敏求所谓“以旌武功”的政治意义与加强历史书写的功能。有趣的是，这一中原新传统后来又进入草原，形成文化交流的某种“交叉感染”。唐玄宗派工匠为阙特勤建墓园，即是仿唐朝制度，具体而微。只是在具有浓郁唐家气息的阙特勤及毗伽可汗墓园之东，仍采用了超过千米的杀人石长列：一切足以加强汗庭统治荣耀的手段，他们都不会错过，无论是古老的草原传统，还是新输入的唐家样式。十六国以后的华夏社会特别是华北的华夏社会，经历了极其复杂、微妙又深刻的文化转型，内亚性的考察只是研究这一转型的一个角度而已，但仅仅从这个角度，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问题异常复杂，任何单线条的描述都无助于问题的澄清。

        因此，我们在看到唐与内亚骏马制名传统有相似之处的同时，对二者间的相关也保持一点耐心，继续思考，继续考察。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5月15日刊，原题为《昔日太宗拳毛騧——唐与突厥的骏马制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