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袁剑：“新清史”为何被误读为“分裂史”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和相关著作的汉译出版，“新清史”近来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议话题，《中国社会科学报》最近更是刊文对“新清史”进行了“热评”（第728期“争鸣”栏目）。“新清史”究竟来自何处，其学术发展理路与核心观点何在，中国学界对新清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哪些误区，又该如何对其进行回应？

        4月28日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人创新工作室”邀请袁剑博士以“美国‘新清史’：形成语境、学科互渗与当下影响”为题开讲。袁剑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目前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袁剑博士在讲座现场       

错位的回应：不仅仅是清史

        讲座伊始，袁剑即指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或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并不是对传统清史学科的一种简单回应，而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转型的背景下形成的以清代为研究时段和对象的一种新范式，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族际转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它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强烈影响，是现代学科互渗的产物，并与美国的内亚研究以及近些年形成的新帝国史研究有着研究区域上的某些重叠及相互影响。

        “新清史”的范式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是在社会科学范式转型背景下的一个具体体现，因此对其不宜简单以清史这一学科回应，否则将是一种错位。必须了解新清史的形成背景，才能更好的对其予以回应。

        “新清史”名称与论述的形成过程中，受到“前新清史时代”三方面路径转型的影响：

        第一，反思“现代化”：人类学等视角的影响。20世纪后期，在人类学社会学视野下，现代性问题已经有了反思——现代化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步骤吗？这实际上奠定了“新清史”对中国清史研究中隐含的现代化叙事路径的反思。

        第二个路径转型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书中，提到西方研究中国原来是在西方视角本位进行研究，但是在西方看到的中国的场景和中国实际的场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到中国去研究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化”的趋势。

        第三就是中国内部地域的复杂性：中国除了具有China Proper之外，还具有广大的“内亚”区域，这块区域被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包括今天所说的中国边疆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这四块地区具有和中原非常不同的社会、文化特质，其运行模式和中原非常不一样，中国这块区域在拉铁摩尔看来并不单一：事实上是边疆与中原共同构成一个更大意义上的中国。在承认中国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政治现实之外，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内部各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使“新清史”学者意识到，在清代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而存在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差别——很多主体。比如为什么在东北是将军辖区，在新疆是伯克制度，在藏区是政教合一？

拉铁摩尔

        上述研究形成了对以阶梯式现代化思路思考整体中国史的反思。当将这种问题意识带入清朝历史研究时，就出现了新的解释路径——这就是“新清史”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首先将这种路径转型与清史问题联系起来的是一场争论，即1996-1998年罗友枝、何炳棣关于清朝地位的讨论。1996年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批评传统研究中认为清朝汉化的观点，认为清朝具有自身兼跨东亚和内亚的特性，恰恰是其“非汉化”才使清朝稳固下来。何炳棣1998年发表《捍卫汉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对罗友枝进行了激烈反击。这场争论奠定关于重新认识“清史”的主题。

罗友枝与何炳棣

        形成“新清史”名称与概念与两本书有关，一本是《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内亚帝国》（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2004），书名“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出自该书责任编辑之手，为的是在销售市场更具吸引力。第二本书是司徒琳主编的《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英文原书2005年出版）——这本书是“新清史”作为观念的形成的标志。

        美国学者卫周安的文章《新清史》（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in 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2004, pp. 193-206）将“新清史”概念加以固化，指出“对于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应该做比目前的认识更为严肃的思考。这就是新清史的核心目的；它的意义不仅影响中国以及其他横跨欧亚中部以及更广阔地区的帝国形成的历史，而且也影响我们对于帝国种种问题及更具普遍性的、恼人的现代性过渡问题的理解”。

《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内亚帝国》

“新清史2.0”时代下的滞后对话

        一般认为“新清史”研究初期以“新清史四书”为代表作，具有以下这些主要论点：

        第一，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代表作就是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

        其二，强调历史学全球化的视角，将清史纳入全球史范围内加以研究，特别主张将清朝与同时代的大帝国加以比较研究；

        其三，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的重要性。当然，此前日本学者对蒙古史和满洲史的研究也强调过语言的重要性。但日本仅是从工具角度阐发其研究理念。从另一角度看一种语言写作和叙说，实际代表着一种逻辑，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逻辑。

        当然最新的“新清史2.0”——欧立德和米华健（James A.Millward）的学生辈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族群、认同、边疆这些问题，开始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族性和边疆的考虑，也开始关注到环境、帝国之间交往等问题，“满洲因素”的色彩已经较为淡漠。但是现在国内的回应文章还在谈“满洲因素”，这可能与他们还没接触到后面“新清史”的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的转变有关；另外也存在一些僵化的思路的影响，总觉得提清史的“满洲因素”就是分裂。比如马世嘉（Matthew Mosca）的《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其研究中的“满洲因素”是很弱的，已转向西南研究，而其他“新清史2.0”学者有的则研究西北问题或东南问题。“满洲”不再是“新清史”的必然关注点，国内回应“新清史”时应该注意到这一转变。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

        在对“新清史”的基本判断上，袁剑引用定宜庄、欧立德的论述——“‘新清史’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潮流和档案资料的新发现，而绝非像一百年前跟随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与政治互相纠缠的东洋史。”（《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同时，袁剑认为新清史的发展逻辑是美国社会科学发展逻辑的延续，并不与中国的清史研究同节奏。“新清史”不是针对中国清史研究而产生的，双方既不在一个层面上，也不在一个节奏上。

“新清史四书”：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8.已有中译本）、柯娇燕《半透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性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2000.已有中译本）、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四书”成书年代在1998年到2001年，“新清史”的名字是在2004、2005年出现的，但是形成集团性影响是这四本书打出来的。

“新清史”的理论给养：地域分区、内亚问题、帝国比较

        袁剑提醒中国学界应注意到，“新清史”是美国内部学术发展的产物，跟中国清史研究等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也不同于美国汉学中一般意义上的明清史研究。米华健在《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一书中将“新清史”形成的理论资源归纳为三点：地域分区学说；对内亚问题的关注；18世纪政治史研究的推进。这三方面的研究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时就产生了三种新的研究视角：

        首先，在地域分区方面，逐渐意识到中国自身内部具有多样性，开始探究中国内部更为特定区域范围的问题，对“边疆”形成更多的衍生思考。代表论著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内部分区学说的影响等。

        其次，从仅关注传统中原政权的政治治理与社会实践，转而注意到中国在国家型构和国家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开始关注“西北向”的中国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与社会所形成的影响，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东南向”的中国并往往以之来涵摄整个中国。

        第三，帝国比较史的研究。基于政治史研究的新发展，将原有对政治史的“一国研究”发展为“帝国比较史”研究。从对帝国延续的研究转向对帝国转型的关注，也即开始关注延续中的断裂而不仅仅关注延续本身。

“新清史”为何被误读

        为什么“新清史”会在中国国内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袁剑指出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国内主流学界与舆论界往往将基于传统历史王朝谱系叙述的中国话语视为理所当然，在面对“新清史”的区域化和解构式研究时十分不适应。

        国内清史的元问题、近代史的元问题与“新清史”的元问题彼此不合拍。我们的清史尤其是晚清史的叙述隐含着现代性叙述和“民族复兴”的号召在里面，往往装在革命话语中进行，而“新清史”不会有这个问题。二者的元问题上会出现一种对抗。

        其次，中国对“新清史”著作的引介并不完整全面，导致“新清史”往往会被设想为仅仅跟历史和当下的中国边疆问题相关，进而引起强烈的回应。在这种语境下，“新清史”往往被等同于“分裂史”，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引介不完整导致的。我们介绍的新清史都是关于民族的、边疆问题的，而忽略掉其中研究环境问题、外交等问题的著作，给我们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导致将“新清史”等同于“民族分裂史”或“边疆解构史”。

        再次，国内学界在对“新清史”进行更具学理性的回应之前，未对美国“新清史”产生的语境与学科互渗特征有深入的认知，因此往往未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形成有力回应。不了解前因后果，仅就“新清史”本身做一个批判。

        袁剑最后指出，时刻把中国与世界关联起来进行思考、理解对方语境、多语言文献解读能力、自身解释逻辑的自洽性是中国学界回应和对话“新清史”的基础。在讲座的结尾，他提出了三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主流清史学界与民族史学界在对待“新清史”问题上的观念差异？

        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内，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清史方面在对待中国内部政治与族群分化方面的态度差异？

        当代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如何面对“新清史”提出的问题，在其将“常识”问题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基本“常识”又在哪里能够立足？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民族国家仍在建构过程中，而袁剑此处提出的问题，或许正是中国学界面对后现代范式转换下所形成的“新清史”的挑战时，所亟待直面与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