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罗新：唐太宗的骏马为何叫“飒露紫”？

        4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来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了一场趣味横生的报告。本来讲座海报上的题目是“阙特勤的坐骑——突厥马命名传统对唐朝的影响”，可是等到讲座开始，听众才从罗新教授的ppt上看到副标题被改为“阙特勤的坐骑——唐朝与突厥的骏马制名传统”。在突厥马和唐朝马的命名传统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渊源？

内亚族群怎样称呼“马”？

        在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曾有一句经典台词：What's in a name？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名字代表什么？我们所称的玫瑰，换个名字还是一样芳香。）罗新教授幽默地借用这句台词作为引子，引出报告主题：What’s in a horse’s name?”（马的名字代表什么？）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中曾记载：“唐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拨，二曰紫叱拨，三曰青叱拨，四曰黄叱拨，五曰丁香叱拨，六曰桃花叱拨。”由此可见，除去表示毛色的修饰词外，赫赫有名的汗血宝马被汉语音译为“叱拨”。

        进而可以推断，“叱拨”作为外来翻译词可能最早在唐代初年就已进入汉语，超越原语义，成为中亚宝马、名马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可以在下列诗句中得到说明：“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齿齐膘足毛头腻，秘阁张郎叱拨驹。”（白居易《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韦庄《长安清明》）等等。

        那么“叱拨”的词源又从何而来呢？

        对此，日本东京学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最早认为“叱拨”与波斯语的asp/asb（马）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后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在研究唐代女子骑马俑的论文中也接受白鸟的说法，认为“叱拨”的语源应是伊朗语的aspa。

        

        但美国东方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的一个注释中根据哈佛大学伊朗学权威费耐生（Richand N.Frye）提供的线索，否定了这一假说，并提出“叱拨”的语源应为粟特语，意为“四足动物”，可以用来指代马。

        罗新教授就此问题请教了北京大学东语系波斯语专家王一丹教授后，认为白鸟库吉最初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不仅伊朗语，整个印伊语（Indo-Iranian）都是如此，因为古代汉译佛经中有“阿湿婆”、“阿舍婆”，都是梵文中“马”这个词的对音。

        但问题在于按照印伊语的语法规则，修饰词序为被修饰词在前，表颜色的修饰词在后，应为“叱拨红”、“叱拨紫”，这点与阿尔泰语和受过它影响的汉语的表达顺序恰好相反。因此，可以看出“红叱拨”、“紫叱拨”是经过翻译后的汉语形式。

汉魏传统的马名：两音节，重德行

        不过，上引《续博物志》中记载的六匹汗血马，很快就被唐玄宗改了名字：“上乃制名，曰红辇，曰紫玉辇，曰平山辇，曰凌云辇，曰飞香辇，曰百花辇”，其中“平山”、“凌云”、“飞香”，都代表了人们希望马具有的某种品质或者德性。

        这种不求表达毛色而着意强调品质的命名方式，实际上是中原地区一种古老的传统。例如，《西京杂记》记载汉文帝有良马九匹，“浮云、赤电、绝群、逸骠、紫燕骝、绿螭骢、龙子、嶙驹、绝尘”，号为“九逸”。

        魏晋时期，曹操马名“绝影”，吕布马名“赤兔”，曹真马名“惊帆”，“言其驰骤如烈风之举帆也”；陈琳《答东阿王笺》中也有“飞兔流星，超山越海”之句。这些例子都可以见出几乎所有马名都在强调骏马迅奔的能力。

        

        罗新教授据此认为魏晋之际中原人对骏马的制名传统一般为双音节，而且往往是偏正结构，表颜色的修饰词居前，表德行（马的德行就是迅捷）的修饰词在后，这点很可能与魏晋时人流行单名，加上姓氏即为双音节的命名习惯有关。

唐朝骏马制名：华夏自身传统还是内亚因素影响？

        但隋唐以后，马名就以三音节者居多，而且表颜色作用的修饰词几乎都变为后置，这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如《旧唐书》载唐太宗“十骥”：“腾霜白、皎雪骢、凝露骢、悬光骢，洪波瑜、飞霞骠、发电赤、流星騧，翔麟紫、奔虹赤”。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有著名的“昭陵六骏”，它们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除“青骓”外，均以颜色词作为词尾，如前所述，这种制名方式显然与北方族群传统更为接近。

        

        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推断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受到突厥传统的影响？

        接着，罗新教授运用语文学方法考察了突厥文阙特勤碑铭中九匹战马的名字，总结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毛色词后置，之前是某种名号词（部族名、官号或某种发挥临时性专名功能的描述性词汇）。而“昭陵六骏”中只有“什伐赤”（一匹获得什伐荣誉名号的红马）和“特勒骠”（一匹拥有特勤称号的浅黄色战马）这两匹的制名形式与其相同。

        讲到这里，罗新教授不得不坦承：“说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有高度相似，但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相似并不意味着唐初以某种官职类名号给马取名这种做法，一定不是源于中原自身的传统，而是从突厥学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很多中原传统在唐代以前用官职名号给马取名的用例。其中有力的证据来自南朝，《南齐书》记载宋齐鼎革之际，萧道成在苍梧王被杀之后，“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这里的“龙骧赤”与“什伐赤”、“特勤骠”的命名法完全同构。因此罗新教授不得不搁置自己先前的假设（突厥马的命名传统对唐朝有影响），打趣地说自己的讲座是“一位接近成熟的学者在狡猾地处理一个已经失败的题目”。

        所以，关于唐朝出现的这种明显接近于突厥马的命名方式，到底是中古汉语自身演变的结果，还是受到内亚因素影响而发生的改变？罗新教授认为目前还没有关键性的证据，仍然只能是一个开放的疑问。

        讲座最后，罗新教授重申了自己进行历史研究长久以来的问题意识，即“考虑汉语及汉语社会的‘内亚性’问题”，“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做细致的研究，以观察内亚因素如何渗入华夏传统并沉淀下来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至于最终是否能够证明唐朝对骏马的命名受到突厥传统的影响，或许已经显得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