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面对教育惩戒权，老师们为何“退避三舍”？

今年中央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育惩戒权。

关于教育惩戒权的讨论，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甚至出现怪象：管理部门希望将戒尺交给老师，老师们却摆摆手、摇摇头，不愿接过戒尺。

“惩戒是人生成长的一味良药。没有惩戒的教育，是缺钙的软骨教育。”采访中，有老师这样说道。然而，现实中面对教育惩戒权，他们又为何退避三舍？教育惩戒权从文件走向现实还有多远？

从“不听话您就罚”，

到“我都舍不得罚，你有什么资格”

“你们整个学校都在欺负我孙子！”前不久，湖南湘潭的一所初中来了一位情绪激动的家长。因为其孙子在学校上课不听讲、考试不答题，班主任严肃批评了他。孩子回家告诉了爷爷，爷爷一气之下冲进了校长办公室。

老师们为何不敢举起戒尺，从一些新闻中可见端倪：老师批评学生只考3分，被家长暴打致住院；孩子座位被调整，家长投诉要求换班主任；老师通报孩子成绩，被“差生”家长要求登门道歉；孩子犯错被叫家长，家长带着律师和录音笔来校对峙……

“一些家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都舍不得罚，你有什么资格’？”云南大学附属小学校长谢静从教30年了，她深刻感受到这些年家长在管束孩子方面明显的态度变化，“家长不再像上个世纪那样，认为严管才是厚爱，现在护犊成了主流。与此同时，孩子自尊心更强，抗挫抗压能力却更弱了。”

这不是个别教育工作者的体会。江西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告诉半月谈记者，过去，家校双方都认为教师行使惩戒权是天经地义的，一些家长甚至会诚恳地对老师说“不听话您就罚”“不听话就好好管”；如今，一些孩子却成了“小祖宗”。

“熊孩子在学校无法无天，老师一旦惩戒，一些家长轻则挺身而出讨说法，重则大动肝火‘闹天宫’，加之一些极端事件变成负面报道广泛传播，一种舆论氛围就形成了——教育似乎不该有惩戒。”张青云说。

“惹不起躲得起”，

老师“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

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曾说过，适当的惩戒不仅是老师的权利，更是老师的义务。但近年来，面对学生的出格行为，越来越多的老师出现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

今年，广东省司法厅公布了《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审稿）》，其中明确：学校和教师依法可以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但此法规一出，诸多受访教师却纷纷表示，管理部门的好意“心领了”，但这个权利却“不敢用”“不愿用”。

“老师们在发火生气时，稍微重一点的话都不敢说。”谢静说，一些老师拒绝使用教育惩戒权，是因为担心“引火上身”。

“只要孩子不高兴，家长就到学校找麻烦，这还让老师怎么教？”湖南80后英语教师小雅说，她曾在课堂上严肃批评一名玩火柴点火的女孩，并令其抄写单词以示惩戒，身边的老师却好心提醒她，这位学生的奶奶十分溺爱孙女，“之前就因为孙女挨批评，到学校大闹过一次，少管点吧”。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唐瑾也表达了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困扰：“尽管校纪校规对作弊等行为有明确的处理规定，但有些家长要求孩子受处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甚至威胁‘如果孩子因此出事，学校负全责’，所以我们都很小心。但这样的处理起不到警示作用，挺矛盾的。”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舒曼认为，社会上一些家长的过度维权，导致老师因为担心“惹事”而不愿行使教育惩戒权。

采访中，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的多位受访校长、教师反映，长期以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严禁教师体罚等规定三令五申，而对力挺教师适度行使惩戒权却“缄口不言”。执纪和维权的失衡，让一些老师选择“明哲保身”，形成“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的氛围。

老师举戒尺，还须迈过几道坎？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呼吁、探索保障教师的教育惩戒权。但受访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们认为，从建章立制走向真正落地，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白纸黑字与现实操作之间，尚有几道坎需要跨越。

第一道坎，是“发育不全”的家校联动。昆明家长王女士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作为教育惩戒权的坚定拥护者，王女士专门买了一把戒尺，在班级家长微信群中“推广”。她坦言，目前教育惩戒权落地情况不容乐观，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些家长不接受孩子被惩罚，只要有一个家长去学校、教育局闹过一次，就会让整个学校的老师不敢再行使惩戒权”。

一些家长的“玻璃心”和“应激维权”，成为横亘在孩子健康成长之路的“天堑”。

家校共育心理学专家梁晓玲告诉半月谈记者，成人心理状态的不稳定，往往会投射到孩子的教育领域。“父母的心是一片大海，孩子是海里的小船。如果大海总是波涛汹涌，小船怎么能平稳航行？”梁晓玲说，家长抗拒教师适度行使惩戒权，对孩子而言，看似是心理保护，实则是心理磨损。

当然，近年来确有一些教师滥用惩戒权的负面事件出现。过度惩戒给学生身心造成伤害，也让一些家长忧心忡忡。家长与老师之间由此引发的不互信，导致不少地区家校共育的良性循环没有形成。

第二道坎，是“暧昧不清”的界限细则。江西南昌站前路小学教师李屏认为，目前惩戒的形式、范围、程序等都缺乏明晰的法规界定，导致教师行使惩戒权出现“法出无源”的困境。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保障教师行使惩戒权的倡议和指导性文件，但细则的缺乏导致一些构想的操作性并不充分。

“确实不好把握尺度。话说多重算批评，多重又算辱骂？抄几首古诗算练习，几首又算体罚？”不少老师追问，行使教育惩戒权的界限尺度究竟在哪里？

“现在一些标准很主观，家长觉得老师爱孩子，批评就是惩罚，老师不爱孩子，批评就成了伤害。可老师爱不爱学生，这是个主观判断，边界在哪里？谁说了算呢？”张青云认为，要让老师用好“戒尺”，关键在于有明确的法规细则为教师壮胆撑腰。“只有细化、明确化，才有可操作性。不妨拟出清单式管理条例，既明确原则性的红线底线，又明确可以实施的惩戒方式内容。厘清边界，才能握住戒尺。”（刊于《半月谈》2019年第21期）

（原题为：《“我都舍不得罚，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惩戒权，教师不敢接、不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