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墙：不动的曼哈顿的声色

惠特尼2019年的双年展，占了美术馆四层的楼面。我上上下下磨蹭了两遍，还是担心自己是幼稚的幺儿，撞见了“皇帝的新装”，有一种空泛、夸张的即视感。身体的尴尬与愉悦是不会骗人的。窗外的哈德逊河，把夕阳映射到内墙上，倒是很有棱角很有气度的大师派头。

惠特尼双年展非常“当代、主流、美国”，艺术行情和社会起伏，看一眼参展艺术家的名单就好。今年非洲裔和拉丁裔超过了半数，女性艺术家也是半数。“政治正确” 是“惠特尼模式”的区别性特征，然而，作品的成色与作者的基因，怎样的权重较为合宜？围绕“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争论已有百多年；而艺术史家贡布里奇（E.H. Gombrich）也说，“越走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就越难分辨什么是恒久的成就，什么是短暂的时尚”。

看不懂，似乎是惠特尼的宿命。如果不是大都会博物馆在1929年拒收葛楚·范德伯尔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 女士捐赠的五百多件美国当代艺术品，也就不会有特立独行的惠特尼美术馆了；而命运的底色，是本已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葛楚又嫁给了巨富的惠特尼家族，自己还是雕塑家。自成一格的惠特尼，1914年就在格林威治村开出了自己的工作室，如今已是西八街上的“国家历史地标”。天意冥冥，其中自有草蛇灰线的痕迹。

格林威治名利场

Vanity Fair at Greenwich Village

盛夏的西村，30日的“纽约骄傲游行（NYC Pride March）” 为“骄傲月”点燃了闭幕的庆功焰火。过度蜂拥的彩虹色块蜂拥着，异常兴奋的老少男女兴奋着，这的确有些波西米亚的遗风。整个六月，“社会性别（gender）”可能是纽约首屈一指的关键词。同性恋运动的导火索“石墙事件”五十周年，“朝圣者”排着队绕着圈缓缓往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腾挪，华盛顿广场不时有人脱得精光跳进喷泉里去。

历史的荣光与现实的坚挺，是危险而微妙的关系。过了一周，竞争相当劲爆的西村同志酒吧一条街，只有几名游客举着手机在“石墙”门前自拍了。再往北五条街，踏上韦弗利酒馆（Waverly Inn）故意不弄平的旧木地板，从吧台蹩进餐室，在低矮的天花板和红色的皮椅之间，惠特尼迎面而来，低调奢华地，凸显在一撮有关格林威治村的谈资里。

韦弗利酒馆说起来是个近百年历史的街坊小馆，可当年的格林威治是真穷，不是今天小资们劈情操之“时髦的老旧”。2006年，《名利场》（Vanity Fair）的老主编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收拾残局，叫御用插画师爱德华·索雷尔（Edward Sorel）把墙面画成了本街区的“名利场”——150年间格林威治村的43位名人环侍，搞得好不容易订到位的食客，还真以为自己挤进了其所标榜的“半私人餐饮俱乐部”，不日也能上名人墙一样。不过，菜单上印着大嘴总统川普的评语“纽约最难吃的饭馆”，与我颇心有戚戚，倒算不得装酷。男侍者文气俊秀，一再温存地推荐牡蛎，但并识不得墙上的任何人。杯垫上印着诺曼·金斯利（Norman Kinsley）的句子，二战小说《裸者与死者》的作者，格林威治《村声周报（The Village Voice）》的创办人之一，侍者也不知其乃何许人。历史沦落成促销的廉价包装，不再是惊过心的生死与动过魄的情色，还有人相信“他们虽然发疯却一定会清醒，他们虽然沉沦沧海却一定会复生”吗？巫宁坤翻译了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他“归来、受难、幸存”，老年返归美国，咆哮出自传《一滴泪》，这个夏天亡去的仅是躯体；狄兰虽自省“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却早早的在39岁就醉死在了西村的切尔西旅馆。

爱德华今年该有90岁了，道地纽约客，在《国家》《纽约》和《名利场》等杂志的封面上画了一辈子纽约的人和事，《纽约时报》曾评价他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讽刺作家之一” 。他爱用黑色水笔，A4纸是他的疆域。所以，韦弗利酒馆墙上的所谓“壁画”，不过是电子扫描的插图放大后贴上去的“墙纸”罢了，经不得近看的。据说2012年遭遇了火灾，还再印再贴了一次。没有人心疼。一如惠特尼2019双年展所影射的，当代美国的艺术，打印机之流，已是画笔颜料的同义词，安迪· 沃霍尔一再重印的金宝汤（Campbell’s Soup Cans），早就在现代商业帝国的心脏，复印过金元宝的传奇。

爱德华以“直描”出名，真不为尊者讳，狄兰被画成手握酒杯两眼发直的呆样，浪漫的诗人也是滥性的酒鬼。这比参与到“纽约骄傲月”的很多大型机构要坦诚得多。从纽约公共图书馆《爱与抵抗·石墙50》图片展，到纽约市博物馆《骄傲·麦克达拉（Fred McDarrah）石墙摄影展》，及至纽约历史协会的《放松与反击：LEBTQ的夜生活》和《存在的力量：女同性恋珍档》等公共展览，都以最高规格，把同性恋运动叙述成一部无辜又无暇的受难史和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史。而且，参观者全部没有年龄限制。热风所及，涵盖各大商场甚至教堂。这多少让我细思恐极。同性恋运动的伟大，在于它追求自我解放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自由的精神。虽说石墙当年也是酗酒、滥交、嗑药的大本营，西村也曾是艾滋病的高发区；但今天看来十分便利的“骄傲”却绝不是轻浮的，它曾经以多少人灵与肉的求索和牺牲为代价，“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内核无疑是坚挺独立的。说出历史的完整，本身已是教材。但是，没有人——包括历史学会这样的准学术机构都没有——正告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反传统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当代精神”，传统也自有其成为传统的必然；健康的社会当然要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权益，要给反规范以必要的空间，但当革命总归无罪，造反一定有理的时候，反叛本身也就必然遭遇消解，于个人无非是不过脑子的赶时髦，于社会则不啻为披着“民主”羊皮的专制。这种“革命”……是经历过的。一座庞然大城完全可能因为精神的极端而毁于一旦。

呆在惠特尼旁边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不知有何高见，1961年她就在谈《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还相当精准地预言了街区的“中产阶级化”：新户主无一例外地改变了街区原真的文化多样性，尽管当初是冲着它来的。格林威治村不再有穷人了，上海的田子坊和老码头，也真不再是劳动人民的了。全世界都无话可说。

对面一桌三四十岁的便装白人，一番彩虹互夸，一本正经地相互炫耀自己的公司“各种肤色都齐全了，团队终于实现了多样性。”这粗糙的逻辑，差点儿让我把刚吮进嘴里的长岛蓝点牡蛎给吐出来。好吧，格林威治还是滚烫的，她是很多歌剧里的女主角，作天作地、幺蛾子不断；但也热情似火，体贴入微。她献给纽约的是污血，也是婴孩。

中央公园以东

Upper East Side

惠特尼美术馆原址所在的麦迪逊大道75街，现在是大都会博物馆展示现代艺术的布劳耶分馆（Met Breuer），正在展出慕克吉（Mrinalini Mukherjee）在美国的“软雕塑”首展，大粗麻绳，很手艺很传统很当代。转角有一间意大利家族餐厅2009年开的新店，取名卡拉瓦乔（Caravaggio），四百年前活跃在罗马和西西里岛上的大画家，以所谓“暗色调”出名。大都会博物馆的精粹导览线路总是以他的《音乐师们》作结。他面对模特，不打草稿，油彩直接上画布；经常斗殴，也是不费口舌，直接上刀。真功夫，真性情。

上东区的饭店大多会标明各自的“着装密码”，卡拉瓦乔是“婉拒牛仔、短裤和运动鞋”的，自称室内的艺术品有上百万美元，“是延续‘博物馆一英里’（Museum Mile）的绝佳目的地”。这一英里在中央公园东面的第五大道，从110街到82街，连续有9座博物馆，是上东区的“高地”。卡拉瓦乔一律是有些年龄的男侍者，会背诵长长的每日特价菜单给客人听。这时务必要屏住笑意，想象自己是在百老汇聆听意大利歌剧《乡村骑士》，这个庄严的仪式比吃到嘴里的青口番茄意面更令人回味。内墙满是壁画，一色儿童头像和花朵，这些标记性符号属于出身库珀联盟的抽象艺术家唐纳德·巴克勒（Donald Baechler）。唐纳德宣称，线条、形状等形式重于叙事和内容。这种说法似曾相识，但比他早得多实践这一念头的，有个叫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的，他的白色旗帜正挂在对街的布劳耶分馆里，显然比这些大头耐看得多。不过，唐纳德这种看似萌新实则含混的图像，好似手绘又像复印的拼贴，恐怕符合“高级”的社交策略——暧昧是上东区“富有”的某种“乐趣和美德”。“当我们看到有些人一派孩子气，不肯正视社会现实，却还在当今的世界里找到了合适的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们不是也会感到某种乐趣吗？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对于揶揄不吃惊、不发呆的方式来宣扬我们并无偏见，这岂不是给我们增添了一种美德吗？”贡布里奇评价起当代艺术来，也真是正宗英国腔调。

那还是降下云头，去一个单纯安逸的地方吧。比如，往南走十三条街，到1930年开业的皮埃尔酒店（The Pierre Hotel）里去。《闻香识女人（Scent of a Woman，1992）》选了这里做探戈戏的片场，扮演男主的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出生在纽约平民区东哈莱姆，意大利西西里岛移民的后代，32岁首演《教父》，帅得晃眼；52岁用身段说话，诠释了男人的不油腻与性感之间的关系。时间可以摧枯拉朽，也可以老而弥坚。陪九旬的上海爷叔徐老先生午餐，他有很多故事讲，比如，“赫本、泰勒都住在此地，好比49年之前上海的国际饭店吧，地段身价差不多。喏，宋子文的女儿也在这个厅里结的婚。”他说的是皮埃尔的圆拱大厅，1950年代改装成现在的样子，一时风头无二，绝对当年曼哈顿最豪华的摩登舞厅；2016年修复重开，成为《纽约时报》所谓“纽约最壮观的聚会厅”。站在扶手楼梯上四望，是有少许凡尔赛宫式的奢华感。这座城市郑重其事地上演过很多戏剧，都有同一个舞台，而且背景在半个世纪里也保持不变。1967年，53岁的爱德华·梅尔卡斯（Edward Melcarth）搭上脚手架，手工绘制了从穹顶到360度大厅的所有墙壁。新近公开的档案揭示，梅尔卡斯当年就毫不避讳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他画过不少建筑工人的劳作场景，带着深切的爱欲和同情。原来如彼。那么，与其说梅尔卡斯在皮埃尔画的是罗马松、海神和绵绵不绝的青春男女，不如说是切肤的情色礼赞与热烈的乌托邦幻想吧。他被西方现代艺术史遗忘，看来是生不逢时，若是今朝，单凭他的性趣、理想而非才华，就足以占尽博物馆和头条了。

比起巴斯奇亚（Jean-Michel Basquiat）的研究浪潮，关于梅尔卡斯的论文简直屈指可数。古根汉姆的巴斯奇亚特展在8月里排起了长龙，是今年夏天这座巴别塔式的博物馆里唯一要限定人数的展；而31年前的8月，27岁的街头涂鸦画手过量吸食海洛因，在格林威治意外身亡。等我好不容易入得门去，却不得其门而入。我在成长过程中，被教过太多斗争和革命的美学，以至于并不认为巴斯奇亚狂暴线条所描绘的“与人斗”真的“其乐无穷”；但显然梅尔卡斯式的崇高美学现如今在这个帝国主义的“首都”是不流行了的。上东区要让人家看见，是它永远先进永远正确，是它且只有它在给时代领跑；保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最前卫的作品（直接叫说法也行），装点它的饭店和博物馆，越革命越好。

好在中央公园以东，卡莱尔酒店（The Carlyle Hotel）还在。

装饰艺术风格的卡莱尔1930年开张，所有的美国总统和几乎所有的欧洲王室都曾下榻于兹。年过八旬的伍迪·艾伦（Woody Allen），导演过《午夜巴黎》，在曼哈顿的午夜里，常驻在卡莱尔咖啡馆（Café Carlyle）吹奏爵士单簧管。9月16日今年秋冬季第一场演出的预售票，近距离欣赏伍迪的位置已经售罄。这让人平添惆怅，毕竟已经熬过了整个夏季，七月和八月酒吧都不营业，连看到墙上壁画的机会都没有。1952年，红尘嚣嚣的，匈牙利裔的法国人马塞尔·弗茨（Marcel Vértes），一部电影《红磨坊》，轻取了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和最佳服装设计奖。1955年，他在卡莱尔咖啡馆，寥寥几笔，天上处子般，画上了他的马儿与少年。淡妆浓抹，相宜的，总是情色功夫。

音乐务必是现场的，壁画当然是手绘的。卡莱尔酒店的怡人趣味，老派雅致。在一切都隔着屏幕的现世，这真让人心安。笃笃定的侍应生，欣欣然的旅人，施施然的常客，一切的仪态都端正又新潮。七十多岁的厄尔·罗斯（Earl Rose）是获得过艾美奖的作曲家，在白蒙酒吧（Bemelmans Bar）弹爵士钢琴二十多年，如果听众听出来是他的曲子，掌声妩媚些，他就颔首致意，间或和客人闲聊几句。我问他现在一周还来几次，他说4次吧；然后问我，知道墙上是谁的画吗？空间和时间一下子自由了起来，我答：哦，亲爱的罗斯先生，您和我现在不是在中央公园以东，而是在中央公园的原点，坐拥着1947年中央公园的四季。于是他轻拍我肩：您说出了所有美国人的童年，不如合张影吧。每个童年的记忆，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久远的，如中国人的哪吒，上溯到波斯帝国；切近的，如瑞典人的长袜子皮皮，和比她早几年“出生”的，路德维奇·白蒙（Ludwig Bemelmans）笔下的小丫头玛德琳（Madeline）。

16岁从奥地利来到纽约的白蒙，太熟悉酒店，太熟悉中央公园。他在紧靠公园南沿的利兹·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 Hotel）工作了16年，在饭店便签上画了无数速写，直到出版商慧眼识珠。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一周，白蒙第一本《玛德琳》出版。无数新美国人借着玛德琳的巴黎，遥想回不去的欧洲。白蒙生前出版了六本玛德琳系列，发行1400万，童书里全是他的欧洲和他的法国、他的巴黎和他的伦敦。只在这个原名“上东区边上”的酒吧（Upper East Side Bar），白蒙才画了纽约，把它浓缩进了中央公园里——卡拉韦尔修女牵着玛德琳和其他11个小女孩路过大都会博物馆，去坐1908年旋转至今的超级大木马；贝壳乐池（Naumburg Bandshell）里，管乐队正在吹奏；动物园的笼子前，老鼠先生们在围观电影明星，猴子戴着帽子人模人样地在和银行家交易；公园设计师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的得意之作羊草甸(Sheep Meadow)上，上百只羊正在替他除草，直到1943年经济大萧条，饥肠辘辘的失业者挤走（吃掉？）了羊群，露宿到了草坪上……《中央公园的四季》是白蒙心里的、看见的和记住的纽约，私心里，我觉得这才是他的小真心、他的小噱头、他的代表作。

白蒙酒吧的吧台正墙，画着中央公园最早的地标毕士大池喷泉（Bethesda Fountain）。毕士大池原址在耶路撒冷，《圣经》里说是疗愈瘫痪者的圣地。这样一想，中央公园以东的这面墙，竟生出了层层套叠的隐喻意味来。

上西区艺人行

Artist’s Row

“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画在街头的涂鸦墙画的路数不同，动了在室内画壁画的念头，业主多少是有江山永固的祈盼的。私有的地产主，不必像政府机构，搞得满墙的宏大叙事；实现点私有趣味和自由意志，不是太麻烦。不过，至少要给得出画师与业主双方都有面子的酬金。或者像白蒙，分文不取，但一家人卡莱尔里悠悠地住了个一年半。餐厅酒店，多少还是公共场所。上得厅堂的，讲究的无非是个面子，当然说到底，面子也是里子。

上西区的八月，行迹本该寥寥，这是多数住户飞去南方，晒到西棕榈滩上的季节。也有例外，中央公园西南边的“艺人之豹”（The Leopard at des Artistes），华灯一旦初上，高朋自会满座。这是个画家、影星、议员、收藏家和基金经理聚居的高档街区。“豹”，意大利南方系，菜品正宗，服务殷勤，这一分店如餐厅主人所言，讲究的是“低调的优雅”。毕竟这个地点本身，早是有傲娇的身份门槛的。

西67街1号是个叫“艺人酒店”（Hôtel des Artistes）的地方，其实是个酒店式公寓。1917年，建筑师乔治·波拉德（George Mort Pollard）设计这座18层高楼时，就特意把正面门楣上的滴水角兽（gargoyle）雕成画家、作家和雕塑家的样子，好像是在大声提醒：这是专为艺术家设计的啊。挑高超过5米的双层起居区和同样双层的玻璃窗，为画家和雕塑家提供了在大型画布和装置上工作所需的光线和空间。像在北京的798街区一样，二十世纪初的西67街也曾是破烂空阔的工厂区，艺人酒店与其他七座专为艺术家设计的精美建筑（包括有60间隔音公寓的“音乐家大楼”）拔地而起，新兴的“艺人行” （Artist’s Row）为二十世纪初的曼哈顿，开辟出了独一份的艺术家飞地。

这些艺术家已然功成名就，不必挣扎着挤到格林威治村去，不是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里唱的，要为“你那双冰凉的小手”去烧掉手稿取暖的无名之辈。实验艺术的先驱杜尚（Marcel Duchamp）、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Isadora Duncan）、 插画家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默片时代的“拉丁情人”华伦天奴（Rudolph Valentino）、“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伴侣菲兹杰拉德夫妇（Scott and Zelda Fitzgerald）、纽约爱乐乐团指挥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上个世纪杰出的芭蕾舞男演员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这些“雏菊中雏菊”，风度翩翩地出入艺人酒店，当然有时只是为了去一楼临街的“艺人咖吧”（Café des Artistes）喝一杯。最初，这幢楼不设厨房，不曾想这个上流社会的咖吧、沙龙和会客厅，不经意间记下了一部美国现代艺术家名录，成就了一座不可移易的纪念馆。

百年风云，物是人非。最后不可移易的，还是墙，和墙上的春色无边。

1915年，43岁的霍华德·克里斯蒂（Howard Chandler Christy）搬进艺人酒店，一直住到他1952年去世。在大萧条时期，艺人咖吧险要关张，克里斯蒂提议不如在墙上画上裸女，招揽生意。乍听下来，这似乎过于俗艳了。然而，我竟坠落在上西区的黄昏里，长久地坐在靠楼梯的餐桌，三个小时不知肉味。越过着装刻意非正式但袖扣拐杖、珍珠钻石还是暴露了身份的熟年食客的头顶，我一遍一遍环视餐厅里原有的十二幅壁画中幸存下来的七幅：春的花海中、夏的喷泉里、鹦鹉的目光下、秋千的荡漾间……在饮食男女的欢声里，占据我脑海的始终只有三个字：思无邪。

无尽春光无尽恨，有限光阴有限身。

纽约是霍华德的福地，他出身俄亥俄州的乡间，16岁到纽约学艺，一度入伍，退伍后回到纽约，以一战征兵广告和战争国债海报爆得大名，当时他的模特是他的初婚妻子汤普森（Maybelle Thompson），这位“克里斯蒂女孩儿”在1910年代出尽风头；而艺人咖吧墙上千娇百媚的，则全部是他后来的伴侣爱丽丝（Elise Ford）的样子。而且，不用仔细分辨，也能有七八分的把握断定对望着爱丽丝的，恐怕不是小说电影里的那位“人猿泰山（Tarzan）”，而就是画家自己。

暮色四合时出门，遇到2011年接手艺人咖吧并将其更名为“艺人之豹”的潮范老板。他大约六十出头，一套齐整的淡蓝色麻织西装，脚下一双同色系阿迪达斯运动鞋，一辆蓝色特斯拉。非常上西区的扮相。好像很接地气，故意平易近人，实际上是格外阔的。“豹”老板一边打开膺翼车门叫饭店经理出来搬书，一边与出门的熟客搭讪（这家饭店如今照旧做着左邻右舍的生意），然后问我，味道可好。我夸赞他花费巨资请了专业人士，壁画修复得很在行，如果灯光也能博物馆级就更好了。一个意大利裔式的回答完全意料之中：有品！但我的佳肴才最博物馆呢。

上西区一不留神就是要这样霸气侧露的节奏。可能真是已然视金钱如了粪土，他们还特别热衷政治，餐厅里的“白人左派”们高谈阔论的都是人人平等、全民福利之类的“高尚”话题。只识衣冠不识人。曼哈顿的街头，杂乱喧嚣，似乎也敞开给任何人。但登堂入室并不容易，因为纽约在本质上是区隔的。每个圈层都有自己的领地，即使是饭店餐馆这类哈贝马斯津津乐道的所谓“公共空间”，难道不也是块垒森严，黑白分明吗？“艺人之豹”里，多是冠之以艺术之名的纽约丛林之豹。文化趣味，无非是一层欲盖弥彰的面纱罢了，它恐怕是一种阶级鸿沟的约定俗成的修辞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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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出生于优渥的犹太家族，今年夏天在第五大道上的犹太博物馆有他的特展《一切都有裂痕》，观众袅娜着蜂拥而至（这里的观众真没有身材走形的，在曼哈顿，身材也是阶层标签）。巨大的环绕立体声幕布上，不同年龄段的莱昂纳德显像在各个墙面上，恍然间，有壁画的当代感。最大的展厅里，地上丢着好多个懒人沙发，纽约的文艺老年们，长久地依偎着，和暗哑而性感的那个“轻度痛苦爱好者”一起唱啊唱：“像钉在鱼钩上的饵， 像从古书里走来的骑士。 我为你收集着， 我所有的勋章”。

曼哈顿颁发的勋章，不少是画在内墙上的。人类进进出出，声色犬马。

它们不动。是的，也不响。

2019年8月27日

于弗里克艺术参考图书馆（Frick Art Reference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