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有裂痕，这才是光照进的方式：2018纽约夏日的碎片

纽约是个碎片。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皇后、史泰登岛，五块拼图，桥梁和隧道把它们连起来。但老纽约客也迷路也抓狂，这些年里，路名改得多了起来。

去年冬天他们在塔潘·齐（Tappan Zee）大桥上集会，抗议带有荷兰开拓者和印第安原住民意涵的老名，在用惯了的六十多年后，突然被官方改成了“马里奥·科莫州长（Governor Mario M. Cuomo）大桥”，此君是前任州长，也是作为民主党人的现任州长的亲爹。纽约指定城市地标曼哈顿市政大楼在矗立了百岁之际，也在2015年被改了名，现在叫“大卫·丁金斯（David N. Dinkins）市政大楼”，他是纽约第一位也是唯一的黑人市长、民主党人。纽约是掩饰不住的优越感，政治领袖、商务精英、文人雅士，风云际会；纽约是民主党人的蓝色版图，永远“文化先进”，永远“政治正确”。但物极必反，一切都无定数。你很难依恋某个特定的场景，这才是纽约的现实之处——它不羁浪荡，是一堆碎片。

不确定“性”

原因也许是，纽约除了不确定性，一无所有。其实连“性”，在纽约也未必可以确定。今年夏天去哥伦比亚大学拜访人类学的前辈老教授时，确实在该校的厕所门上看见过贴条：“请选用最适合你社会性别的厕所。查询校内中性厕所，请见下列网站或下载下列应用软件。”请注意，是说“社会性别”，这座顶级学府显然没有把现任总统特朗普放在眼里，他在去年2月就推翻了前任总统奥巴马的“跨性别厕所令”，后者曾要求“各公立学校”“允许学生根据自认定的性别，不必依照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来使用卫生间和更衣室。”美国很多地方随即冒出不少标有“任意性别（whichever）”标志的厕所，我倒觉得大不如写上汉语的“随便”来得爽。

去年冬天，我去曼哈顿一所知名小学听课，据说家长们大多是银行白领，一进学校，教务长就提醒我，该校在建设“性别包容性（gender inclusive）学校”,“男孩”和“女孩”属于禁忌语。“那我怎么说呢？”“你一定要说那个意思，就说‘穿蓝色衣服的’和‘穿粉色衣服的’。”我学过社会语言学，但还是有点不明白，“那么，如果他们都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呢？”当我听说“爸爸”和“妈妈”这两个词也因为可能会导致性别诱导，也在禁忌之列时，我第一次困惑于作为读书人曾经相当尊重过的纽约的“政治正确”了。带着诲人不倦的教务长对我的深刻的担忧，我去到我的调查点，讲给建筑工地上的波兰裔工人们听，没料到他们直接就不礼貌了：我不是我妈生的，难道是他妈的养的？

当你觉得纽约可以如此这般撒丫子“随便（任意性别）”的时候，也有人千万分地确定起女性的生理性别来：“我也是（Me too）”运动在《纽约客》点燃了燎原之火，惊若了寒蝉的男汉子们从去岁寒秋一片片凋零，到今夏，故事突然有趣了起来。其中的关键人物女演员艾莎·阿基多（Asia Argento）在2017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演讲，细节丰满地指控绝对有“国际地位与声誉”的导演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然而今年8月的《纽约时报》报道，她向指控她性侵的时年17岁的少年，支付了38万美元的封口费。“性暴力是关于权利和特权的。即使作恶者是你最喜欢的女演员、活动人士或教授，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我也是”运动的发起人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毫不犹豫地声明这般，而运动领袖罗斯·麦高恩（Rose McGown）却为她的战友打起了圆场：“我们谁都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会有新的情况被揭露出来的。还是和善些吧。”然而，好玩的，她也曾经说：“与已知的施害者共事过的人，只需做三件简单的事：相信幸存者，为把工作和钱包置于正义之前而道歉，狠狠痛击并谴责。如果做不到，你就是道德的懦夫。”纽约大学今夏也有反转的戏码。女权主义教授阿维塔尔·罗内尔（Avital Ronell）被她的前研究生、男同性恋者指控长期性骚扰，校方调查后暂停了她的工作。随即学界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们联名上书，要求被她们证明“优雅、机敏和有智识担当”的女教授“理应得到与其国际地位和声誉相当的特权”。在掌握所有事实之前，人们应该如何严肃对待一个人名誉和职业生涯毁灭的可能？如何即使不论男女或者非男非女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乃至说确保头脑与生殖器的必须分离或者不可分离——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一言一行都有其道理。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行为都有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的动机。

暴力的欢愉

《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里活色生香的纽约，迷幻着曾经中年危机的我们。里面的米兰达，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地与酒保恋爱，还从曼哈顿搬去了布鲁克林。我因此知道了布鲁克林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地。开播20年后，饰演米兰达的尼克松女士非常纽约地携女友高调出柜，竞选纽约州长；而布鲁克林高楼拔起，成了新晋的小清新地标。房租高企与时尚新潮，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一拒一迎，越来越多的千禧一族涌向后者，也和当年的米兰达一样，在灰蒙蒙的本地平民里晃着眼——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中年人的现实主义，互相看不上眼，对逼之下，纽约画星条旗的民间画家勒贝多直接在旗帜上吼出来：“不要踩着我”！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18岁到24岁的美国青年中，支持社会主义的比支持资本主义的比例要高，这点我是信的，但是我不信美国年轻人的左派激进主义和我这个中国中年妇女生活其间的主义真的是同一个主义。

从去年夏天，美国就开始弥漫类似文化“清算”的热风。多地拆除了南北战争中联盟军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弗吉尼亚为此发生骚乱并出现人员伤亡。9月，中央公园内的哥伦布雕像遭到污损，底座上刷上了“仇恨不可以被宽恕”，并有威胁性的语句：“还会有事发生”。10月，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矗立了78年的前总统罗斯福的雕像底座被泼了红漆。前者被指启动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统治，后者因有过“白人优越”的表述而被认定为“纽约白人霸权最显著的象征”。——从历史的长河里拖出来孤零零地示众，历史人物瞬间变成“争议人物”，甚至被批评有过涉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行径。对某些美国人而言的“开国元勋”无非另一些人的“大奴隶主”罢了。特朗普道出美国人的难堪：“难道我们还打算把华盛顿和杰斐逊的雕像也拆除了吗？”有人怀疑这些都是“反法西斯运动组织（Antifa）”所为，这是美国一个自定义的反法西斯激进组织，他们使用直接行动，骚扰他们认定为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右翼极端分子的人。他们既有网上“文斗”，又有线下“武斗”，“文攻武卫，针锋相对”。当代中国人应该比较熟悉这类场景，觉得这些做法比较眼熟吧。历史的余音袅袅不绝：“革命无罪”仿佛永远是“政治正确”的，可是谁有资格来定义革命以及谁革谁的命呢？

“暴力的欢愉，终将导致暴力的结局”，莎士比亚写下这句话，是否也指文化的简单粗暴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国旗竟然也成为被“革命”的对象。福克斯新闻频道8月21日报道，一名叫保罗的民主党男子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参加反右翼机会时，被击裂头骨，原因是他扛着一个“法西斯标记”——星条旗！保罗觉得共和党人爱用国旗以至于国旗要变成他们的了，“民主党人要把它夺回来”，但他恐怕“太傻太天真”了。他的国旗被两名黑衣蒙面的“反法组”成员夺下，另一蒙面者用黑布袋中的钝器把他的头盖骨敲开了10厘米。连纽约的共和党飞地史泰登岛，星条旗也渐成被撕毁和争夺的对象。当地日报《史泰登前进报》去年夏天就报道过岛上的盗毁国旗事件，监控显示多名青年用镜子遮住面部，三人一组撕扯下社区居民家门口的国旗。今年六七月间又有多起见诸报端。8月17日报纸上赫然出现了芳邻德利斯的大名和照片——他门前的“细蓝线”国旗都被人粗暴扯下，“我从1963年就住在这个社区，没跟人结过怨。警察不容易，我敬重他们。这些家伙怎么可以侵犯我的私人财产？”7月里，另一街区的托马斯家的旗杆被折断，几户街坊的星条旗都在半夜被扯下，勒贝多马上联系，要给他家的外墙全画上国旗，“看丫的再怎么扯吧”。结果托马斯的太太有些害怕，毕竟家里还有三个很小的孩子。托马斯只能婉拒了勒贝多的好意，但在家门口插上了更多的国旗，包括一面加兹登旗，“不要踩着我”！整个街区的邻居也都如法炮制。原本宁静的街坊一时间旌旗猎猎，真不知道是喜感还是苍茫？

愤怒的小鸟

作为纽约文化主流的民主党或曰左派，正在将一切常识道德化；也倾向于把共和党或曰右派尤其是特朗普的某些言论仅仅当做是他们个人品质的败坏。《纽约时报》9月5日发表评论《我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抵抗势力的一份子》，编者按很生猛：“今天采取了一个罕见的做法，刊登了一篇匿名观点文章”，来自于“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该文称：美国目前动荡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总统没有道德观念”，所以“他的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都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倾向，而他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困境。”特朗普在憋闷了半天之后被惊醒了，在自己的推特放出“愤怒的小鸟”：“所谓的‘政府高级官员’真的存在吗，或者只是失败的《纽约时报》引用了另一个假消息来源？假如这个匿名人士真的存在，为了国家安全起见，《纽约时报》必须把他交给政府!”

《时代（Time）》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今年7月号的一期封面是：洪都拉斯小女孩叶连娜在特朗普总统面前嚎哭。这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悯，公众开始炮轰政府迫使骨肉分离的移民政策；但随即剧情反转，在美墨边境非法越境的这个洪都拉斯小孩被多方证实并未被带离过母亲身边。等到知道拍摄这名小女孩的摄影师约翰·摩尔（John Moore）是获得过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高级记者时，等到仔细审阅了相关的美国法律和执法实情后，你肯定不会怀疑“在与理性的永恒冲突中，情绪从未失手”。封面照片是合成的，照片力图批评的事实也并不存在，那么《时代》周刊有没有误导读者的嫌疑呢？91岁的房东老太太握着遥控器，从福克斯（FOX）转到全国广播（NBC），一个个频道转来转去，“真是活见久了，如今怎么就一个台都没得看，一句话都不可信了呢？”

勒贝多今年夏天在朋友的院子里竖起了巨幅特朗普画像。那个小装修公司的老板告诉我，“我为此装了监控，邻居们也会帮我看着。”我明白他指的是2016年5月选战正酣时，勒贝多竖过4米高的大“T”，支持特朗普，结果8月被人纵火，差点连那家业主的房子都给烧了。勒贝多告诉我，特朗普够义气接地气，直接给他们打去电话，说“哥们在史泰登岛上有我做靠山！”认真想，谁又是谁的靠山呢？

裂痕与光

弗兰西斯·福山教授在介绍其最新的政治学新著《身份》时指出：“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在如今的许多民主国家，左派对构建范围更广的经济平等的关注减弱了，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LGBT（作者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转性者）群体。与此同时，右翼将其核心使命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这种身份通常明显是与种族、族裔或宗教相关”。坏事未必都是坏人干的，人类历史已经有过多少次断送于乌托邦之梦？

第五大道特朗普大厦前时有抗议者和支持者轮番上演各自的剧目，游人们也乐于以他们为背景，拍下最纽约的一景。我不知道如何评价纽约人对特朗普的情感，能想到的只有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写下的句子：“人们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纽约的这个夏天实在是太闷热太躁乱了，各色媒体为我所用地断章取义，国会大法官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接近无赖骂街；9月6日傍晚马克·莱文（Mark Levin）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脱口秀里，抨击着《纽约时报》匿名信以及相关做派的“深刻危害和十足流氓”。这个写过《自由与暴政》的百万量级畅销书作者，直言不讳，“我不管特朗普是谁，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的三权分立的体制。左派的激进主义正在败坏体制，撕毁美国。我捍卫的是自由，这是这个国家的基石。”他每天傍晚都这么吼2个小时，中气十足。当我准备收笔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另一种金灿灿的气力：9月3日，全球最大的鞋类与服装品牌耐克公司发布最新视频广告，以反对美国国旗而出名的卡佩尼克（Kaepernick）为其配音，广告中的他不像运动员，更像是呼号口号的“革命者”，他的两句台词是：“去相信，哪怕牺牲一切。”还有一句是，“不要问你的梦想是否疯狂，要问是否彻底疯狂”。唯有牺牲多壮志，争议人物倒真是自带流量的，哪怕是在美国的劳动节假期。耐克是“想做就做（Just do it）”了的，资本的逻辑一如资本的贪婪，政治的逻辑一如政治的凶残。

纽约的一群语言爱好者做过一项有意思的调研，发现在这个超级都市中，正在使用着的语言超过八百种，难怪纽约有它无以伦比的嘈杂。想想因为语言的不通，人类永远无法建成通向天堂的巴别塔，而在纽约更是难上加难的时候，心里就难免悲伤，甚至烦躁。好在每次从史泰登岛到曼哈顿，到圣乔治码头乘坐渡轮，船行至在上纽约湾，辽阔的水面总会一下子让人安静下来。靠近自由岛的时候，还能非常清晰地看见自由女神像，那真是难以名状的惆怅与安慰。“思想解放与人身自由（liberal and freedom）”是美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熟语，这两个英文单词都可以翻译成“自由”；而“自由女神”（Statue of Liberty）其实更多指的是“思想的自由”。纽约的不确定性，恐怕就是她思想解放的产物吧，破坏的动能与撕裂的张力，生成了这座城市让你如此愤怒又这样感动的丰富与激情。

也好吧，就像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有首歌里唱的，“一切都有裂痕，这才是光照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