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又见伯克利（下）

伯克利校园的撒拉柏剧场 

我们一行人遛达到伯克利校园的撒拉柏剧场 （Zellerbach Auditorium），我的眼睛立时湿润了，忙戴上墨镜“遮羞”。当年我在伯克利任教时，“旧金山中国文化中心”请我开课，并成立了“长城舞蹈团”，在筹备了八个月后，当年秋天“长城舞蹈团”在撒拉柏剧场首次公演。在剧场门口的售票处张望，我依稀又看到自己当年的演出海报，也忆想起演出完后在门口见到了张大千夫妇的情景：我惊讶得失语，因为知道他们夫妇晚上一般是不出门的，何况他们住在卡迈尔，离伯克利有一大段距离。我连声道谢，大千先生摸着自己的美髯，大嗓门用四川话说：“西施姑娘跳舞哪能错过！”一旁的围观者全都笑了。

江青的演出海报

这场演出在我1991年出版的自传体《往时、往事、往思》书中，其中“难忘的演出”章节：“曲终人不见”有详尽的描述，现在再看，还是那时的感受更真切也更细腻入微，怕现在是写不出来了。于是决定将原文一字不改照录——

“曲终人不见”

我的名字与“江上数峰青”仿佛有连带关系，想来凑巧得很，这句诗的前一句“曲终人不见”，恰恰也与我的舞台生涯牢不可分地黏在一起。其中以这次的经验为最：

1972年秋天，由十位清一色女团员组成的旧金山长城舞蹈团（我在旧金山中国文化中心任职时成立的），要在伯克利校园的撒拉柏剧场（Zellerbach Auditorium）作首次公演。从筹备到公演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而只演一场，这一场由启幕到谢幕总共不足两个半小时。谢幕后十五分钟，剧场中的观众席上就已经空无一人，我请舞台管理员将大幕重新开启，好让我拾捡台上零散的道具。从台上往观众席上看去，原有两千左右座位的剧场，此时比我在表演时看出去加大了好几倍，显得很空旷。突然像一把尖刀刺在脚上钻心地痛，低头一看，白天走台时扭伤的左脚踝，现在已经肿得和小腿一般粗了。我才想起几个小时前，我在练习“占步”时扭伤脚踝跌倒的事。跌倒后坐在舞台上，眼看左脚踝像发面一样肿了起来，而且由红转紫。舞台工作人员忙用毛巾包着冰块将左脚包裹起来。然而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担心自己的脚伤，而是考虑怎样去应付当晚的演出。演出中我担当的比重占节目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上不了台，节目就演不成。我用绝对的口吻对文化中心负责人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延期。”这次演出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促成的，到下午为止演出票子已售出了八成以上，延期就等于取消，因为不可能再有经济能力和精力重新安排一切。那就不仅是我，而是所有参与者八个月的艰辛都将付诸流水。尤其舞者都是学生，平日每天上课，都是抽出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排练。马不停蹄的半年下来，大家都筋疲力尽，一旦延期就会像打足了气的橡皮艇触礁裂口，很快的连人带艇一齐往下沉，再打气怕也浮不上来了。

被工作人员抬去了校园中的医务室，知道脚骨没裂就放心了。央求医生无论如何帮帮忙，让我过去今晚这一“关”。医生拗不过我，在摇头叹气下给我在左脚上注射止痛药，再用有弹性的厚绷带紧紧绑住脚踝，还给了我一小包止疼片，就放我回剧场了。九位女孩见我回来都松 了口气，我怕影响她们的情绪，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独自钻进了化妆间做演出前的准备。上台前，我想活动一下身体都不行。虽然打了止痛针，但只要左脚一着力，就疼痛难当。上台前的三分钟我将绷带解除，勉强将失去了知觉肿胀的脚塞进鞋中。

从上台到谢幕这两个多小时，我将这件“意外”一股脑儿地抛到九霄云外。演出时所有的动作，包括大跳、转，我都不折不扣地做下来了，况且丝毫不觉疼痛。现在刚谢完幕，额角的汗珠还挂着呢，我就已经感到不对劲儿了，左脚一着地就痛得揪心，是因为止疼药失了效？还是因为“曲终人不见”？我支持不下去，吞服了两片止疼药后，匆忙卸妆，然后通知管理员，明天一早再回来清理后台。幸好我的右脚没坏，仍可踏油门开快车。回到住处，已近半夜。那时，我租了一间半地下室似的屋子，离秀丽的金门公园很近。大概止疼药带有催眠作用，我和衣倒在铺着褥子的地上，就再也爬不动了。顾不了一天没有吃饭的空肚子，这与“堕胎” 之后腾出的一个空洞，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么呢？也顾不上淋浴，就这 样带着舞台演出时留下来的唯一的一点纪念——汗酸，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向对着后院的窗口望去，天空还没有发白，知道此刻仍是深更半夜，但是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觉得腹空难耐，起来弄了一点吃的，吃后仍感空得发慌。躺在那里，脑子里七转八弯地使我突然起了一种恐惧感，我想到：舞蹈演出不仅是舞者跳舞，而是必须在服装、舞美、灯光等的配合下才能产生舞台整体效果，其中观众在现场也是一大要素，非要将这些因素统统组合在一起才能称“演出”。而结果，由于自己在台上表演，以致自己辛劳了八个月才作的演出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就已烟消云散了。况且，我的创作就体现在这十个人身上，这十个人将各自东西，也就是说我的作品已经被消灭了。

这和血淋淋的“堕胎”经验，在情感上又有什么不同呢？头一次我开始逐渐地认识到：编舞构思酝酿期是怀孕——充满了期盼、兴奋、满 足、自信；到排演时是临盆——痛苦的挣扎与搏斗，夹带着勇气和希望；而作品完成后应该是诞生——无可言喻的自豪、喜悦、舒畅；可是作品发表公演后是堕胎——充塞着毁灭、沮丧、恐惧、虚空。冷不防地对万里之外音讯全无的稚龄儿子成成的悬念，翻江倒海般席卷而来。那时已经两年多不见他，就是想也不再具体，渺茫得很，千头万绪的乱麻绞拧成了一股粗绳，蘸沾着“堕胎”后淌下的血水，在黑夜中无情地向我抽来。

天亮之后，回到医务室做了理疗，换了新绷带，拄着两根夹在腋下的拐棍，回到了剧场的后台。各个化妆间内，就像丢盔弃甲撤退后的战场一样狼狈不堪。朋友们昨晚送来的朵朵鲜花，也像吃了败仗的小兵，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失去了昨晚“出征”前鲜活的神气，有的还是 “伤残”——歪了“脖子”、掉了“头”。我把仍然散发出一阵阵汗酸味的服装折叠好，塞入箱中，再把臭鞋、脏练舞衣、发网、头夹、手绢、扇子以及分不出青红皂白的化妆品，分门别类地扔在大大小小的纸箱中。边收拾时边想：会有再用的机会吗？午后回到住处，闷得手足无措起来，学校有两周的期中假期，我不必回校。上一阶段每天不是上课就是排练，除编、排、跳之外，演出的筹备工作我一手包，每天忙得团团转，恨不得自己能有三头六臂。即使在家，一早一晚也是电话铃声不断，都是为了联系演出的事务。演出一完，铃声也静寂了。脚坏了当然没法练舞，其实脚不坏也没心思，因为我对舞蹈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何苦呢？既抓不住，又看不到，更留不住，也填不饱。因为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当孤寂、恐惧一齐来突袭时，我招架不住投降了——把窗帘像投降的白旗那样，不管白天和黑夜，高挂在窗口上，让自己躲避在一个昏暗的世界里，与世隔绝。昏暗之中我心神不定，坐不住也躺不下，偶尔揭开窗帘角，觉得窗外的阳光刺眼，刺得心烦，它不属于我，我没有勇气面对“阳光”的世界。偶尔间有朋友打电话来问候我的脚伤和谈演出观后感，都要我趁伤多歇歇。全是体贴入微的关怀，但无人理解，我是一个刚“堕胎”的女人，堕胎后腹中的那个空位太大了，不是友情可以填补的。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的小房中，那个空位似乎成了洞。我如陷入深洞中的困兽，挣扎着拼命想爬上来，无奈洞坑太深，最原始的办法就是填，于是八宝饭、红烧肉、冰糖、面条……凡是能在住处找到的食物全部往洞坑中填。我填得狠，好像那样才解“恨”，填得累了就躺下，起来了又开始填，填来填去，任你怎么填，永远都满不了。原来是个无底洞。两周之后假期结束，我只好把降旗——窗帘拿开。在开车驶向校园的路上，我心里直嘀咕，怕学生看见我会大吃一惊，因为我的体重突飞猛进了十二磅。 我一跛一拐地走进课堂，才进门，就有学生把《旧金山论坛报》（San Francisco Tribune）上的舞评塞给我。大标题是“中国舞蹈团舞得灵快”（Chinese Troupe Dances Nimbly）。一看“灵快”字样，我当然惊讶又好奇，接下去看，是这样评的：“江青的独舞灵快奔放，使人屏息止气，而其表达力又能变化无穷。”（Miss Chiang, whose solo dances were breathtakingly nimble, exuberant and communicative in all their variety.）在教学时，无法避免在镜中照见自己，看见肿起的乌青左脚踝和加大了的腰身，想到灵快两字，不禁啼笑皆非。

1972年江青在撒拉柏剧场舞台上

写到创作和演出，不得不写及当年与正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现代诗人王靖献（名字先取叶珊、后改杨牧）的合作，他是陈世骧教授的得意门生，人沉稳内敛，太太陈少聪敏慧体贴，深得陈太太梁美真喜爱。我和这对当年看来是才子佳人的夫妇在伯克利时期开始了愉快的交往。当时我想创作独舞《哀》，迫切地希望通过作品来宣泄因母子离散、离乡背井给我心灵上带来的伤痛。将构思向王靖献谈，并请他写首诗，借以启发之外，也想借助诗的意境，使自己不要故步自封在太狭隘的小天地中。他写了，诗名《秋》：

站在浓霜上

示意，莞尔告别的

莫非是一时错谔

便如此悲哀的秋天 ! 一时

觉得落叶和哀草

都已经编好了，一枚

刻意的指环——

风和血在此交流

撞击跌宕

滑落的叹息

《哀》并没有在撒拉柏剧场发表，主要感到作品不成熟，但，是我编的第一支现代舞《阳关》的前身。由伯克利开始酝酿《哀》至1974年纽约发表《阳关》，是我在创作上摸索、探讨与挣扎的重要过程。

在伯克利马不停蹄地转，脚转脑转心也转，可想又可叹的往事太多了，依依不舍的心情下，我建议去登山看夕阳。一天下来走不动了，只能以车代步，车在前行轮在前转，而我的记忆跟着上山的路却在向后拼命飞转：这里不都是我似曾相识的地方吗？在东亚系任教的郑清茂、陈秋鸿和女儿欣欣三口子的窝不是就在附近？温文尔雅的数学家陈省身的家在哪呢？语言学家赵元任和他“怕”的另一半杨步伟的屋子又在哪里？记起当年被邀，在赵家吃自助晚餐，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女儿卞如兰由哈佛来探望父母，和她一见如故。赵太太饭菜一上，我完全忘了自己是客人，就本色毕露地拿起了盘子——舞蹈演员体力消耗量大，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饭桶。不料赵太太毫不留情地大声喝斥：“怎么后生先上？懂不懂规矩？”那天的确我最年幼。赵先生忙躲闪开，我在一旁灰头土脸恨无地洞可钻。好心的卞如兰为了解围，在旁来了一句：“爱有几深，怕有几深。”逗得我噗嗤一下笑了，结果引来了赵太太的一瞪眼。

车继续走在山路上，天色渐渐暗转下来，我不禁联想到与赵元任先生有关的另一件事：一次，董浩云先生约我去赵元任先生家作客，他走在伯克利的山路上，边走边自在得意地哼唱着赵元任作曲、刘半农作词的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此曲一字不差地由他口中唱出，当年着实令我万分惊讶，至今清晰记得。在“地上吹着些微风，天上飘着些微云”的状况下，我们在山顶下了车，整个湾区尽收眼底，此刻此地，“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她”是谁？六松山庄——陈世骧教授和太太梁美真的住所。“她”身在何处？绞尽脑汁再也记不起地址，只清楚记得在风景优美的山上，家有六颗松树，由露台上望出去，美景无边无际。啊！

在伯克利任教不久，就与陈世骧教授、梁美真伉俪来往了，他们伉俪喜欢也关心年轻学子，陈先生在伯克利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在校内协助筹建比较文学系。跟他们夫妇走动较勤的，是伯克利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史诚之先生和Theresa夫妇，这两对夫妇总有很多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可以交换意见，对我这个小辈也爱护有加。

不料，陈先生于1971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当年谣传他是被“保钓”活活气死的，悉心培育的学生个个醉心于左翼运动，他们夫妇苦口婆心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生都不得要领，个个非要休学当“保钓英雄”。好像只有王靖献、陈少聪夫妇坚持在陈先生指导下修完博士学位。

在我看来，这群热情澎湃的陈先生弟子，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偏激而又盲目地对 “文化大革命”抱有幻想式的崇拜。我向“保钓”朋友们泼冷水，将自己在大陆的生活经历以及各类运动所见所闻无不详尽地一一数来。当然冷水是泼不凉烧得发红几乎要喷火的脑袋的，泼了上去，不但热气腾腾上升，也引起叽哩呱啦脸红脖子粗的激辩。还有人在激辩中情急之下骂我“反动派”。

陈世骧先生的骤然逝去，给了梁美真巨大打击，本来就娇小玲珑的她，不出几天就瘦成皮包骨了。他们夫妇伉俪情深，一想到他们，脑中就出现定格画面：陈先生抽着精美的烟斗，陈太太小鸟依人般偎依在陈先生身旁。记忆中自从我认识梁美真，好像她就没有在外工作过，把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自己也永远打扮得整整齐齐光鲜利落，直感上她的传统唯美风格，跟当年嬉皮士大本营伯克利的年轻朋友们不修边幅的风格落差很大，外表看来有点格格不入。梁美真原籍广东，成长于天津，在法国教会学校念书，来美国后曾经在夏威夷生活过一段时期，生活习惯上比较洋派，也比较讲究：生活、饮食、仪态、礼貌上，给人一丝不苟、略为拘谨的感觉。

偌大的房子在人烟稀少的山上，梁美真一个人住，夜深人静时更感害怕，她急切地需要人陪伴。大家你推我让之后，最后将担子放到我肩上，原因很简单，别人都有家眷，只有我是孤家寡人，又是女性，陪伴她方便些。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好意思也无法推托，责无旁贷地答应搬过去一小段时间，要求大家轮替。

搬过去之后，陈太太感到我称呼她“陈太”显得生分，一定要我直呼她英文名：Grace。她心地善良，身心都很年轻。每天练习瑜珈，精心保养身体和管理花园，花很多时间，讲话细语慢声、进食慢咽细嚼，同时她还有洁癖。当时工作上：我任教伯克利之外也任教旧金山州立大学舞蹈系，同时“旧金山市中国文化中心”也请我任课，任课之外成立了“长城舞蹈团”，需要排练节目。舞蹈进修上：除了每天坚持自练基本功，还抽空在大学里选现代舞课，晚间和周末常去柯蕾葛丝舞团（The Xoregos Dance Theater）上课，当年查尔士（Charles Weidman）和安娜（Anna Sokolow）常在舞团客座，闻名已久，当然得上大师班。Grace希望我跟她学养生，由练习瑜伽开始，可以帮助我将生活节奏慢下来。她的好意好心我完全理解，但当时我哪有可能慢下来，连坐下来吃饭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几乎都是一面开车，一面囫囵吞枣地让食物下肚，饱了就行。

一段时间后，知道没有人会接我班，这对我负担压力太大，尤其是没有充分时间陪伴Grace，常常会有愧疚之感。于是我提议找伯克利学生免费来家住，交换条件是分担家务和陪伴Grace下山购物、看戏之类。很快有外国学生来应征，而且与Grace相处和谐。我松了口气，还了自由身。

没有多久，史诚之先生也谢世了，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亲人的Theresa，与Grace 一样无儿无女。我和她们二位当然是忘年交，有机会时也会三人一起聚，仍然记得Theresa的拿手菜：叫化鸡和锅贴豆腐，色香味俱全。

有时我们会一同去斯坦福大学庄因、夏祖丽家作客，每有这样的聚会，郑清茂、陈秋鸿夫妇也会参加。夏祖丽的烹饪技术和庄因的书法在湾区都首屈一指，庄因为我挥毫题字有求必应，祖丽更是毫无保留地教我烧饭煮菜。回想起这些温馨的片段，心中甜滋滋，胸中暖洋洋！

江青在萧亦玉伯克利家中，墙上挂着庄喆的画作

如今Grace和Theresa两位忘年交早已相继去世，何年？何地？何故？我一无所知，也曾经打听过，但无人说得清楚。当年独领风骚的伯克利“大家庭”，居然也个个搬离的搬离、失散的失散、远行的远行了。“人”哪里寻去？站在山顶，在夕阳余晖中望着湾区万家灯火，金门大桥埋在一片灯火中，眼前灯海茫茫，顿觉人海也茫茫，霎時不禁悲从中来，不正是我拍过的琼瑶电影《几度夕阳红》中，她引杨慎《临江仙》名句来描写的人海沧桑吗：“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问萧亦玉：“怎么我认识的这么多伯克利朋友如今只剩下了你一个？”

“呵——不是的，你走前，会见到我的儿子、媳妇和我的孙儿、两个孙女。”

果不其然，在宗元（Andrew）和亦玉（Helen）家中，见到了龙荪（Eugene），乐融融的一家五口子。印象中弱不禁风当年在伯克利见到的小学生，如今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儿子比爸高，女儿比妈高。我对龙荪说：“看到你，不得不承认，我老了……”

车在往机场的路上奔驰，心中老大不舍，希望不要又是一个四十五年又见伯克利，希望这只是暂别，希望再见伯克利！伯克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