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又见伯克利（上）

1973年末，我决定离开加州伯克利大学（U. C. Berkeley）近两年的教职，将全部家当塞进了汽车行李箱，车前侧那根天线杆上，绑了枝鲜花，那是前一晚朋友们在欢送会上所送的一千多枝花中的一枝，它带着湾区朋友们给我衷心的祝愿，伴我一路向东驶去。正好伯克利有朋友要顺道去东岸，时间上我没有任何约束，于是花了九天从容不迫地横贯美国。车子绕去大峡谷，穿越黄石公园，一路上搭篷露宿、观景赏月，把车上的家开进了纽约曼哈顿。从此我成了“纽约客”，没有机会再见我此生收获最丰、印刻最深，也是后来影响我人生轨迹改变的最特殊据点——伯克利。

由于1971年开始，我经常到美国东部演出，总会找机会到纽约去观赏各类艺术活动，上不同体系的现代舞课。每次在纽约短暂逗留，却使我恋恋不舍、流连忘返，我深深地被这座城市的艺术环境、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能量吸引。心中确认：真正学习现代舞，必须要到现代艺术中心纽约去。最初有了这个念头，我也犹疑顾虑过，好不容易才在伯克利安定下来，一切又要重新开始，前途会怎样？但另一个意念同时在提醒我，当初我抛下一切，并不是去追求生活上的安定，自己经历过昔日的“大明星”光环，再清楚不过那“名利场”只是过眼云烟。难道眼下仅仅是为了生活的安定，而放弃心目中确认的目标吗？我已跨越了太平洋，离开了那片熟识的土地和在上面的“家”，现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由西岸加州迁移到东岸纽约，又有什么不同？怕什么呢？这几年，由于巡回演出频繁，我已习惯拎着箱子东飞西颠，走到哪里都一样——箱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想到这些就再不犹疑了。虽然离开加州后，我只有麻省理工学院担任一个月“驻院艺术家”（Resident Artist）的邀约，但我还是做了拎箱子把“家”搬到纽约的决定。2018年尾，从香港回纽约的旅途中，我决定停留旧金山湾区访旧友。被主人萧亦玉（Helen Tu）和陈宗元（Andrew Chen）问及：“你在湾区这几天想干嘛？”似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想重温伯克利！”

2018年12月27日，我们一行五人，在阳光普照下由旧金山驱车上路。离开伯克利整四十五年了，车在驶过海湾大桥进入目的地的那一霎那，往日一幕幕生活图景如倒片般瞬间掠过脑海。我变得焦渴起来，急迫地想重临旧地，将校区印证一番，但不免又近“乡”情怯。

萧亦玉旧日在伯克利Spruce街的一座木屋仍保留着。那间紧临校园的屋子我再熟悉不过了，依然如故地隐蔽在树后，只是门前的大树成了巨树。一踏进屋里，成型的整块回忆像冰封的海面上融冰似的，大大小小的冰块开始在脑海中浮动起来，碰撞着。这里曾经是她和杜维明的爱巢，我在伯克利第三世界艺术系开始任教时，萧亦玉在东亚系任职，杜维明是历史系教授，很快就跟这对当年东海大学的“金童玉女”、热情洋溢的伉俪认识并成了朋友。厨房如昔，我仿佛看到美丽无华的女主人萧亦玉在掌厨；客厅如昔，健谈的男主人杜维明笑容可掬地在给壁炉生火；墙上的画如昔，艺术家好友庄喆、马浩、Linda Young……不到十岁的小儿子杜龙荪（Eugene），和妈妈看上去一样弱不禁风，一般都安静地躲在楼上用功。

散步往校园走，路经主要街道邮电大街（Telegraph Ave.）时，忽然闻到了飘浮在空气中的大麻味，那是我四十多年前对伯克利的最深印象，二十六岁的我哪闻过这迷惑人的“香气”，顷刻之间腾云驾雾般翻回到七十年代初期，旧时旧地一切历历在目，每个细微点滴都如真似幻般在眼前闪跃。

1972年春天，意外地收到伯克利第三世界艺术系寄给我的信。内容是：系里派人看了我在加州长堤分校的中国舞示范演出，很欣赏，问我是否有兴趣应征该系舞蹈教师的职位。意外使我兴奋，但又踌躇起来，凭我的英文怎能应付大学教舞的工作？但求职心切，只好硬着头皮在怀中揣了本英汉、汉英两用字典去闯“关”。应征时，我把字典在办公桌上放下，开门见山表示：“我很希望得到这个教席，但在语言方面障碍很大，如果你们不介意，可以允许我像今天这样带着字典上堂的话，我愿意试试。”面试我的几位看我诚恳又爽快，不禁笑出声，表示：依据他们看我在台上的表现，相信在课室中我也一定会表现得同样出色。

1972年春季开学那天，我带着字典进了教室，第一堂课的开场白：“我教你们舞蹈，你们教我英文。”开课后才发现美国大学里学舞蹈是自由选课，男女学生几十人中，各科、各系、各年龄、各肤色的人全有。来学中国舞的大多数人纯然是当做一门知识去了解。我认认真真准备的动作加风格的形体训练教材，完全是为培养专业舞蹈演员，一上课才发现教材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于是除了简化形体训练外，教材中加入了简介中国舞蹈史，以及中国民间舞基本常识：各民族舞蹈分布情形、活动形式、动作特点等等。这些知识自己从未研究过，因而下工夫到图书馆中翻查，幸好伯克利和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可以找到的资料很丰富，请同事帮忙摄制成图文并茂的幻灯图片。在准备新的教材中，丰富了自己的舞蹈知识面，受益匪浅。

在伯克利的校园中，我真正享受了加州的“阳光”，校园中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充沛的热力和能量。每张布告栏上七歪八斜地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片，写着形形色色的内容：人权专题讨论、反战抗议、政治集会、电影欣赏、妇女解放、同性恋示威、瑜伽班招生、搬家拍卖、寻室友同住……在校园中除了有机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听到形形色色的声音和音乐，参加形形色色的活动，选修形形色色的课。

我利用教职在大学中免费选修从没接触过的现代舞课，初接触现代舞，刹那间，面前出现了一片崭新的前所未知的舞蹈天地：动作规律、创作题材、编排手法、整体艺术观念上，都与我以前所熟识的舞蹈大相径庭。自从发现舞蹈“新大陆”，我感到无比新鲜和振奋，还记得当年非常喜欢躺卧在校园中绿油油厚实的草地上，贪婪地吸收着万里以外的太阳赐予的温暖，枕臂朝上看，格外感到天空开阔、明朗……

工作学习之余，几乎所有的时间全被“保卫钓鱼台运动”占据。七十年代开始，以台湾留美学人为主，以爱国民族主义为诉求的“保钓”轰轰烈烈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在美各大院校“保钓”人马，雄赳赳气昂昂大串联似的，投奔伯克利大本营，穷学生投奔就需要投宿，忙得地主人仰马翻。第一次接触到自己同胞敢于关心民族命运，敢于公开集会讨论，敢于上街游行……我自然而然地被如火如荼的狂热感染卷入其中。当时大家对我当过“大明星”还有印象，所以屡次要求我义务为“保钓”做筹款演出，我义不容辞欣然应允。记得当时在伯克利就读的才华洋溢的刘大任、郭松棻、李渝、傅运筹等，因废寝忘食热情洋溢投入“保钓”，而宁愿放弃博士学位，把他们的博士导师陈世骧教授气得差点儿要吐血。还有些思想活跃、言词激进、年纪相仿的朋友，为“保钓”失学又失业，结果为生计，在校园周边贩卖中国食品，一清早，他们去中国城批发外卖运到校区卖，都是叉烧包、春卷、炒饭……外国人爱吃的一类。我课和课之间时间上有空隙，常常爱在校区四处逛，一被认识我的“小贩”逮个正着，就要求我临时“替班”，几乎千篇一律的理由是“内急”。后来“替班”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保钓女同志把孩子一并交给我管，那天我还穿着紧身练功衣“替班”，然后，天越来越晚，注目礼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冷、心越来越急，结果发现她早忘了我，是约会偷情销魂去了。结果这对荒唐加浪漫到无以复加的“同志”，喜剧收场——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蹒跚走在校区里，想将留存在心目中的印象好好验证一番，行经之时，由于带着怀旧的心情，少不得对一树一楼一草一墙一花一门行注目礼。适逢伯克利校庆一百五十周年，校园作了番“打扮”以装点门面，每个灯柱上都挂了旗帜，每面有不同的讯息，但下端都自豪地写着：一百五十年的光辉（150 years of Light）。其中一面让我感触良深，我的体验千真万确如此，旗上写：通过道路进入了萨瑟校门，校园的节奏骤然响起，很少人可以逃脱掉伯克利的魅力（The pavement of Sather Gate throbs to the beat of the campus, and few who enter through those Portals escape the fascination of Berkeley）。正逢年假，校园冷冷清清静悄悄的，喜庆氛围中又带一种落落寡欢的寂寞，又见伯克利，对我是喜还是悲？还是悲中带喜？疑惑下不禁无限感叹：人老了、树高了。仍然辨认得出来，当年每天工作的Durant hall的出入口，常在午后晒太阳的厚草坪，挤在人堆中看热火朝天以学生运动著称的集会广场Sproul Plaza，我充当“小贩”站立在大街上贩卖食品的大概位置……

上面我提到的几位伯克利“保钓”朋友，大都在1972年中国入联大后，在联合国任职，现在也跟我一样退休了，有机会见面时，常常怀想伯克利轰轰烈烈让人“迷恋”的岁月。当年伯克利同事现在常来往的是老友刘大任和李杰英夫妻，夫妻享受园林生活外，大任笔耕不断，于2010年出版了以保钓为题材的小说《远方有风雷》，他送了我一本留念。在书的后记中他写道：“我所以要写，当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通过自己的体会和反思，我觉得我了解他们。他们的志气，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欢情愁，他们的动摇幻灭和追求，我懂。”这段文字在我这次又见伯克利后，不能如他写：“我懂”，但至少省思洞察到了当年这批中国知识人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联想到著名伯克利摇滚乐歌手蒂姆·阿姆斯特朗（Tim Armstrong）有首歌名叫《伤心但真实》（Sad but True），倒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