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做编辑工作，既要围着著者的书稿转，也离不开学术的探讨

周振甫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型编辑，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担任责任编辑的《谈艺录》《管锥编》不仅享誉学界，其敬业精神与深厚学养深受作者钱钟书嘉许，也成为书林佳话。

由出版史研究名家范军教授精心编选的《一编审足矣：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近日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今天，我们从书中节选《谈谈编辑工作》部分论述，以展现编辑工作在不同时代下的具体内涵。

一

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工作时，同傅彬然先生在一起。记得傅先生曾经讲过，做编辑的围绕着著者的书稿转，今天围绕着这部书稿转，明天围绕着那部书稿转；好比跑龙套，今天围绕着这位主角转，明天围绕着那位主角转。傅先生说这段话，他的含意是说，做编辑的，一般说来，知识比较杂，不像著者对他所著的书稿做过专门研究。编辑对他所审读的书稿，既不像著者那样有专门的研究，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尊重著者，要向著者经过专门研究的书稿学习。还要提高自己审读书稿的水平，参考有关的书籍。但我国古代的著名编辑，却不是这样。《汉书·艺文志》说：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刘向、刘歆父子做的就是编辑工作，他们应该是古代最大的编辑了。他们是当时第一流学者。当时还请“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是请当时各科专家来校读各科专门著作。清代章学诚著了《校雠通义》，实际上是讲编辑学的书。他在叙里说：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文集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又在《原道第一》里说：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师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的校雠，即编辑，不仅要汇集各种版本，校正脱误，编成定本，写出对各本书的评价，还要研究各书在学术上所处的地位，研究先秦到汉代的学术流变，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结合图书目录写出从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史来，不是深通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是写不出这样的著作的。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即编辑学，认为编辑所要做的工作，从版本，校勘、审读加工、定本到学术评价、学术史的演变都包括在内，少了一项就无法完成编辑工作。因此，编辑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学术研究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像刘向做的对每书的叙录，刘歆做的《七略》，都是经过研究所产生的著作，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样看来，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的编辑工作，只是围绕着著者的书稿转，谈不上研究，谈不上评价，比之古代大编辑刘向、刘歆的编辑工作真是不可同年而语，所以傅先生把它说成跑龙套了。

刘向

当时的编辑工作也不光是跑龙套。1934年，叶圣陶先生写了《十三经索引自序》，说：“十二年（1923）春，余始业编辑。编辑者，采录注释耳。”叶先生到商务印书馆去做编辑，他做的是采录注释。大概在国文部编注了几种选本，像《苏辛词》《周姜词》《荀子选》等。这个工作，相当于文学研究所之选注《诗经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商务的编辑工作，还包括编《辞源》，相当于语言研究所之编《现代汉语辞典》。商务里把这种解放后研究所里做的工作都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照刘向、刘歆的编辑工作看，完全合适。他们做的编辑工作，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远远超过编选注本和辞书之上。不过刘向、刘歆的工作当时不称为编辑，就编辑这个词看，顾名思义，把研究所的工作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是合适的，把现在编辑室里主要的审读加工工作称为编辑反而显得不够。颜真卿《干禄字书序》：“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可见编著成书，相当于研究所里的采录注释工作，才是编辑；现在编辑室里的审读加工工作，只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即在编著成书或采录注释以后的一步工作，把这一步工作称为编辑，反而有以偏盖全的不足。

叶先生在商务里做的编辑工作，相当于文学研究所里的编注选本。叶先生在开明书店里做的编辑工作，还包括著作。像叶先生替开明书店编的一套小学教本，这套教本完全是叶先生写作的，即使其中有的课文是有所根据的，也都经叶先生改写过的。再像叶先生编《中学生》，《中学生》需要一部用故事体写的长篇连载的讲写作的书，当是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就由叶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合写，即刊在《中学生》上的《文心》，这也属于叶先生编《中学生》的编辑工作。把这种著作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就刘向、刘歆的编辑说，刘歆的著作《七略》是专门著作，这部专门著作是为他的编辑先秦到汉的图书服务的，只有写定《七略》，才完成他的编辑工作，所以《七略》的著作也应该包括在他的编辑工作内。章学诚指出他的校雠，就包括《七略》在内可证。叶先生的著作《文心》，正是编辑《中学生》的需要，所以《文心》的著作也该包括在编辑《中学生》的工作内。抛开《文心》，专就《七略》来说，只有完成了《七略》的著作，才能完成刘歆的编辑工作，《七略》的著作，是包括在刘歆编辑工作之内的，也是他的编辑工作的一部分。

开明书店同人合影。从左至右，前排依次为叶圣陶、章锡琛、傅彬然，后排依次为徐调孚、金仲华、贾祖璋、顾均正。

二

现在再来看看跑龙套的编辑工作，围着著者的书稿转，要做好这样的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行，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来做好编辑工作。这里还有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要做些补充工作。比方有一部《文史通义校注》，其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开头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陆九渊），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 撰 叶瑛 校注

看了这段叙述，发生几个问题：一、一般认为浙东学术与朱熹、陆九渊不同，朱熹、陆九渊讲性理，浙东学术讲经世致用，这里对这个主要区别为什么不谈？二、浙东学术既与朱熹、陆九渊不同，这里为什么把浙东学术说成出于朱熹、陆九渊？这篇里的浙东学术究竟指什么？对这三个疑问，《校注》里都没有讲。围绕着书稿来做编辑工作，不能不对这三个疑问考虑一下。一般认为朱熹讲“遗学问”，陆九渊讲“尊德性”，都是讲性命性理的。金华吕祖谦有中原文献之传，讲明治体；永嘉陈傅良讲政制治法，叶适讲经世济用；永康陈亮研究立国的本末方略。他们同朱熹、陆九渊不同，称浙东学派。可是章学诚在《浙东学术》里，不提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却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但浙东的袁燮、袁肃、袁甫都推崇陆九渊，不违反朱熹的教导。又讲到王守仁提出“致良知”，刘宗周本致良知提出慎独；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开创万斯大、斯同兄弟的经史学，发展到全祖望的经史学。本篇的注释，对以上的应该注的词语都作了注解，但对以上提出的三点疑问没有说明。《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上》全祖望案语：“乾淳（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可见浙东学派与朱、陆两派成三分鼎足之势，那末《浙东学术》里只讲浙东之学渊源朱熹，尊崇陆九渊，显不出浙东学派的特色，也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讲。那样的注释没有注意到读者会产生的疑问。原来章学诚的《浙东学术》，称“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他并不排斥朱、陆两派讲天人性命的道理，他主张天人性命不当空讲，一定要跟史学结合。因此他不赞成南宋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派，尤其是陈亮，称：“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方抵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是排斥朱、陆讲性命的，所以他不讲南宋的浙东学派。他讲的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即讲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到全祖望的浙东学派，他们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陆九渊、王守仁。王守仁推崇陆九渊，讲性命还讲“六经皆史”，正符合“言性命必究于史”的主张。章学诚讲的浙东学术，从黄宗羲以下，他们讲史学不排斥性命，不同于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术。这样一讲，才把上面的疑问解答了，这篇的用意讲明白了，可见围绕着著者转的编辑工作，也离不开探索著者的学术思想。编辑跟学术思想的探索还是分不开的。

（选自《一编审足矣：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范军编选，中华书局2025年1月版）

原标题：《周振甫：做编辑工作，既要围着著者的书稿转，也离不开学术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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