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酒馆 | 女性在以色列：奥兹文学之夜

《作家酒馆》之夜系列：

女性在以色列：奥兹文学之夜

3月2日，这是一个转换之夜，在30度的湿热里，清风忽然穿堂而来。有奶油草莓，有芒果干，有酒。

谢谢dweller空间，我们可以怡然地席地而坐，不施粉黛。这是作家酒馆之夜在dweller的第二场（第一场是塞尔玛·拉格洛夫主题）。

特别的是，有一位盲男孩也来了。看到他，就想起罗伯特·卡帕在1950年，刚刚建国的以色列，拍摄的一张盲人移民，手拉手，踏上这片土地的照片。

1950年，以色列专门为盲人移民建村庄，供他们到此加入、生活。

罗伯特·卡帕1950年的摄影作品：盲人移民来到以色列

那时的以色列，用奥兹的话讲，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梦想，关于这个国家的前景，关于这里的生活，可以成为地球上怎样的一个理想的地方。

奥兹全家也是这火热时节的一部分。但1951年1月，奥兹时年38岁的母亲自杀身亡。这件创伤，后来成为奥兹全部创作生涯的激发点。

奥兹和他的父母

从1968年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开始，到20世纪末，他说他终于“释怀”，可以用小说的方式处理这一创伤了。

他写了《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是一部家族小说，讲了他作为一个耶路撒冷的小男孩，从1940年代英国托管结束后，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和后来的以色列的生活。

所有的故事，最终落脚在母亲的选择。

奥兹小说里充满了女性视角。即便是男人为主角，女性视角也是清晰可见。女性视角意味着“向后看”，被过去所约束，在过去中沉溺而不（不能或/和不愿）自拔。这是女性的弱点但也是特长。就像孩子无论长得多大，母亲永远会记得、会提起孩子出生之时。

奥兹的母亲是个来自乌克兰的移民。1934年就来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她的家乡是洛夫诺，乌克兰一个西部城市。

酒馆里有酒，可续杯，可犯晕

虽然移民了，但“过去”追击她，迫使她向后看。在娜塔莉·波特曼导演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电影中，这个回望的表情特别经典。在奥兹的其他小说里，也不乏回看的女性，比如《我的米海尔》里的汉娜。

奥兹写道，1941年，母亲得知在洛夫诺郊外，纳粹士兵用冲锋枪杀死了2万多名乌克兰犹太人。那片郊外是她熟悉的地方，那里的森林、鸟鸣、醋栗、浆果，她都熟悉。被杀的人之中就有她认识或知道名字的人，朋友、熟人甚至亲属。

在诸多向前看的人之中，她坚持回望，向后看

她能为自己提前离开的“幸存”而庆幸吗？不能。她不能摆脱一种想象：类似的命运也会发生在她的头上。

这种联想足以侵蚀她当下的性格，使她抑郁，使她即便居住在一个民气旺盛的新国家、新社会里，也无法摆脱不安全感。

当然她的崩溃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也是我们读《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收获之一。

奥兹是个勇毅的人，对自己的写作持有诗意的诚实，他拥有一个睿智的人的诸多典型品格，比如幽默。我从来没觉得，谈论这些发生在他的家族、他的民族的沉重的故事，会和自己无关。因为那种基于自身经历而来的脆弱感，那种对未来的恐惧，不敢“向前看”，是人所共有的。

曾有一个女孩告诉我，她不要孩子的原因是，自己儿时曾被父母丢下不管，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重复当年自己的境遇。”

我鼓励她：你可以反过来想，比如，能否通过一个自己的孩子，通过给ta以爱的照抚，来克服自己的遭遇？

她说：没有勇气这么想。

奥兹葬礼

有几件事实很激发大家的反应。当说到奥兹父亲会十六七种语言，母亲也会六七种时，“哇——”；当说到奥兹的墓碑和一般以色列人一样，都是朴素的一块方石时，我听到一句吃惊的问话：“啊，他去世了吗？”

是的，奥兹2018年年底去世了。作家酒馆的一个目的，是让这些杰出的人活着，活在所有阅读和讲述里。谈论他们时，不是在谈论一堆有关文学的知识点，谈论一堆“干货”，而是在谈论我们共同的朋友。

（到这里，想起王智量先生翻译过的一本书：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关于智量先生的文章，在我的公微永久置顶）

新书《作家酒馆》上市：

原标题：《作家酒馆 | 女性在以色列：奥兹文学之夜》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