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世界上的最后一道“柏林墙”｜镜相

作者 | 丁海笑

编辑 | 吴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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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芒城与隔离墙

塞浦路斯，一个地中海中央的岛国。它的宣传海报（政府为推介观光旅游、展示国家形象推出的海报照片）是一个面朝大海的木凳子，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全部：你坐在凳子上喝咖啡，看大海，颐享天年，岁月静好。养老，就足以支撑人们在这座岛上生活的理由。这让我想起从安曼飞到这里的初衷——我要写地中海，就要躺在地中海的岛上写稿，四周安静得只有树叶窸窣的声音。到塞浦路斯，我只写稿，哪也不去。

从拉纳卡机场（塞岛东部）到首都尼科西亚（塞岛中部），路边都是柴垛和四四方方的小房子，所有植物都像被阳光过度照射过，实在太热了，我习惯性戴上太阳镜，窗外的速度即刻变慢了，但还是很热，所有乘客都在流汗。

天气让每个人都变得冷酷，缺乏耐心，街上没什么人，公交四十分钟一趟，我想天气热得他们都懒得繁殖了。

公交车站的车编号非常多，好像能通往全国各地，但每个时间点只有一辆开过来，他们拥有现代城市的公交，却没有现代城市便捷的理念，这是一个只能靠步行游览的首都。公交车站的柱子上贴着菲律宾移民工人联盟的寻人启事，照片上是一位穿着宽松睡衣、长发飘飘的女性。岛上还有众多俄罗斯裔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酒，酒可以治愈一切，而医院在这里则像一处裸露的草场。

岛上热得连细小的植物都长得巨大，蜥蜴也很大，仙人掌比树还要高，而且形态各异。当地人实在是太喜欢棕树了，它们被种在自家院落、街心转盘，甚至阳台上。地中海住民对棕树的喜爱自古有之，棕叶甚至出现在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上，被称为“刀片凤凰叶”（blade phoenix leaves）。

后来我在罗马的古董店里发现了一些公元1至2世纪的古罗马钱币，这些银币来自地中海旁边的巴勒斯坦，他们把棕树印在钱币背面，正面印着一个马头，而不是罗马统治者的头像，据说是因为不喜欢罗马的统治。棕树在罗马时期是胜利的象征，早期基督徒用棕榈树枝象征忠实信徒的胜利，用棕树节（Palm Sunday）来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棕树在《圣经》中被提及超过30次，在《古兰经》中被提及至少22次，在犹太教中棕树代表着和平与富足，是住棚节节庆仪式中的四大植物之一。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屿，地中海文明的诞生地之一，据称有一万年的历史，曾被不同的领主统治过。1571年，土耳其人将这个岛屿从威尼斯手中夺走，而后不断有土耳其裔移民岛上，土耳其人的统治持续了三个世纪，塞浦路斯又被纳入大英帝国的麾下，直到1960年独立。

在为纪念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而修建的塞浦路斯博物馆内，奥斯曼时期的印迹被清除得一干二净。门前的爱奥尼克柱象征着这里曾经有过希腊-罗马化的恢弘文明，主展厅展示了塞浦路斯悠久的制陶传统，这些器皿明显受到迈锡尼、腓尼基和雅典之光的普照，却又具有其独特性，譬如陶制的人物塑像长着一副中东人的脸，下颚留着大胡子或者山羊胡。

塞浦路斯博物馆立面

塞浦路斯博物馆展示的古代陶器

塞浦路斯博物馆展示的希腊化人物塑像

1963年，时任英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指挥官的彼得·杨（Peter Young）用绿色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虚构的停火线，以缓解日益升温的族群冲突，正是这条绿线日后将塞浦路斯一分为二。

1974年，岛上的希腊、土耳其两裔在经历一系列武装冲突后，最终依照绿线设置缓冲隔离区，形成了南北分治的局面，南端属于塞浦路斯共和国，受到国际承认，北部属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仅土耳其认可。此外，英国在塞浦路斯还保留有两座英属军事基地。

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是一个太阳形状的城市，四周都有星芒般的城墙，这里有无数的狗和猫。绿线也将尼科西亚分成两半，只有动物在这里是自由穿行者。隔离墙一面写着“统一塞浦路斯！”另一面则有“你的墙不能分离我们”的涂鸦。缓冲区不像朝韩之间的DMZ（Demilitarized Zone，指隔离区）那么荒凉，里面还有城市的遗骸。

我本想来这里放松几天，享受地中海的炙烤和闷热，结果散步时不小心穿过莱德拉街的绿线，到了北尼科西亚——隶属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游客只能从南塞浦路斯入境北塞浦路斯，反过来则不行，欧盟公民除外。跨境很轻松——至少他们努力维持着这样的感觉，但我却担心再也取不回我的行李了。

傍晚的北尼科西亚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很多奥斯曼时期的建筑，里面却空无一人，甚至能听到里面回荡的鸟鸣声，让人感到瘆得慌。我迫不及待想要一瓶啤酒来缓解旅途的焦灼。

北尼科西亚老城街景

“请问，外面能喝酒吗？”我还保留着在中东穆斯林社会时的谨慎。

“当然，路边就不错。”商店老板热情地说道。

我同街边老人坐在一起，喝土耳其产的“EFES”啤酒，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盘着伊斯兰的赞珠。一口啤酒下肚，我找回了久违的快乐。

提着茶托的穆斯林妇女在眼前疾速行走；街上总是会有一些身材肥胖的人，骑着与其体型不符的迷你摩托车缓慢经过，他们头戴《虎口脱险》电影里面那种德军头盔，长得也像《虎口脱险》里的人物。每个人都乐意停下手中的活，让我为他们留影。

北尼科西亚老城街景

北尼科西亚老城的夜景

土耳其人正在逃离这个首都——一座只存在于意义之上、却幸运地保留下一座奥斯曼时期的城市。

绿线从一栋残破的筒子楼中央拦腰穿过，一个开货柜车的小伙邀请我上去拍照：“看吧，你现在已经进入军事隔离区了，这是隔离墙，那是联合国军队，从外面看不到……”

筒子楼的原住民早已离开了，里面不知道搬进了多少户贫民，大部分人的家里只有一个床垫，沙发就搁在过道上，公用的厨房直对着卧室。每个人都用惊恐的眼神凝视着我这个闯入的陌生人。

喝土耳其红茶的北尼科西亚老城居民

“你们是土耳其人？”

“是的。”

一个男人赤膊睡在露台上，露台上有一张床榻，几把塑料椅，电视，信号接收器——朝着南塞浦路斯方向，蓝色的护栏被有刺铁丝网缠绕，上面挂着晾干的拖把，护栏下面便是军事掩体和装甲车。这里的人们早已对在隔离墙上的生活习以为常。

北尼科西亚老城内的人就像是活在历史中的化石，夕阳下街角的清真寺、肉铺、水果店、五金店、面包坊、土耳其餐厅聚集了帝国的最后一抹残余。而不远处的赌场、奢侈品店、便宜的零售店、廉价的酒吧吸引着南方青年，每天越过边境，过候鸟般的生活。夜晚，绿线附近一些空荡荡的街道变成了小型音乐现场，餐酒、晚宴与反坦克沟渠一点也不违和。

北尼科西亚老城的屋顶

绿线对面的北尼科西亚新城，路边是美式快餐店、轻浮的音乐酒吧和红酒餐厅，开车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绿线”在哪，他们从没有去过那边，也搞不清楚我是怎么过来的。

午后，花园，罗勒草

我回到南尼科西亚，住进热得透不过气的白色独栋别墅里，白天无论哪个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开水，房间里布满了细小的蚂蚁——原来别墅也有别墅的问题啊。找它费了一番周折。“我们这里有民宿？我第一次听说。”邻居认为拥有时髦的民宿与游客都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仿佛住进了一个殖民者的庄园：别墅的门前是一株巨大的棕树，房间里有我急需的咖啡与浴缸，客厅里摆着老旧的钢琴和地毯，窗外总能看到邻居的老人走来走去，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产的彩色电视前坐一整天。

只有当我开始播放巴赫的钢琴曲，站在浴缸上面冲凉时，才发觉自己根本就不想挪动半步，这里舒适到足以原谅岛的炎热以及隔离区带来的种种问题。

午后的南尼科西亚，变成一座只有涂鸦的空城，像被丧尸袭击过的地方，到处是破碎的玻璃窗、残垣断壁，街上见不到行人，只有汽车偶尔经过，商店似乎已经不开门很久了，画廊、酒吧、艺术工作室的门窗紧闭，停车场比住宅多，偶尔能见到几个生活店铺，到了晚上就只有加油站才营业了。拍出的任何照片都像是廉价数码卡片机生产的，一片卡白。

午后的南尼科西亚老城街景

“这些房子里都没有人吗？”我逮到一个在路上疾走的程序员，他是希腊裔，现在是午休时间。

“或多或少吧。”

我们买了那么多门票去参观古建，这里则到处都是被抛弃的古建，上面似乎写着：“看吧，我就是历史。”一些新兴的建筑工地似乎想要努力修复这座城市，但根本无济于事，重建永远赶不上朽坏的速度，一个“欧盟计划”的标志牌被人画了叉。

这里永远缺少人口。没有人会过来背包旅行，来首都的人们都是为了打工或者安度余生，到处是勤劳的菲律宾人，他们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和当地人通婚。也许是岛屿相通的天性，让菲律宾女人在此找到了通往欧洲的入口，难怪大街上的男人只要见到年纪轻轻的菲律宾女人，都想跟她调情，那些女人也不避开，似乎对这种侵犯已经司空见惯了。

莱德拉街还能见到些人，只是威尼斯式百叶窗好像永远关闭着，上面的孔只是单纯为了透气。午后的阳光透过大教堂前的栅栏，在水磨石地板上留下花瓣、圆圈与十字架的阴影，和我小时候住的单元楼的透气孔形状一致，我顿时明白了那些符号的涵义。

我快被热化了，坐在教堂前的椅子上半寐。一群纹身、打着唇钉、穿着破洞牛仔裤的亚文化青年围聚在教堂前面，听音乐，刮彩票，和人讨价还价。

我很难想象不巧在这个岛上度过晚年的感觉。当然，我们有很多琐细的事项比无事可做地呆着更为痛苦，就像我们人生中的很多阶段，都是在购买电器、修理电器、等待电器报废等诸多其实无意义的事情中度过的，我们还得终其一生办理不同的证件，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上学、结婚、出国等也被无数道人为的阻隔所折磨，填申请表、开证明文件、等待证件派发，孜孜不倦，如此往复……

或许，我也该学着像当地人一样，不用思考那么多，每天越过边境，去对面喝个啤酒。

见到穆拉特先生的时候，他正坐在家门口的罗勒草丛中。塞浦路斯的所有人都拥有花园，这里是他的花园，虽然仅仅只是一条门前通行的小巷。他是一名保安，正在休假。穆拉特体型臃肿，半秃着顶，下巴颏儿刮得干净，嘴唇上方留了一撇标准的土耳其式八字胡。我无意间路过他的“花园”，打算为他拍几张照片。

当听说我来自中国后，他摘了一大株罗勒草的花茎，让我将它带回中国种下，说可以放在沙拉里调味、提神，以及防蚂蚁——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岛上的蚁患我已经领略过了。

为我采摘罗勒草种子的穆拉特先生

“记住要在二月种，先在小盆中培育，再换到大盆。”穆拉特先生让他的女儿翻译给我听，他很执着——不顾我的一再婉拒，我一度以为他是要我帮他走私植物。他给我演示了分离种子的方法，又将种子用一张方格纸包裹住，在纸上写下：“罗勒草，植物种子。”——他并不是用土耳其语写的罗勒草，而是用的土族塞浦路斯方言“Feslikan”，有一首塞浦路斯的传统民歌就叫做《Feslikan》。

作为地中海中的大岛，塞浦路斯曾长期与外界隔绝，因而生长出一些独特的香料、鸟兽和草木。它曾经是地中海中央的国际中继站、物种的跳板，将最早栽培于印度等地的罗勒传至地中海沿岸，成为意大利菜的灵魂香料。塞浦路斯的宫廷还曾向西方传播过唐朝的服饰。现在穆拉特要我不顾携带违禁品的风险，将塞浦路斯罗勒再度传回东方。

地中海帝国的衰落

“穆拉特”在土耳其语里是心想事成的意思，他有三个女儿，其中二女儿叫“塔伊贝”（Taybe），为麦加的旧名——穆斯林介绍名字时总会搬出其宗教含义。我们需要借助多种语言的音调才能确定一些具体的名词，这也许是最初人类在克服语言障碍时使用的交流方法。

从麦加的话题，穆拉特先生给我描绘了一整个伊斯兰世界。他让我坐下来，叫塔伊贝拿来世界地图——背面是土耳其地图——“我的父亲喜欢看地图，他没事总是盯着地图。”塔伊贝无奈地说道。

“我们（指土耳其）、沙特、叙利亚、约旦……都是伊斯兰国家，《古兰经》是我们共同的经典；伊朗、叙利亚、大部分伊拉克人是‘什叶派’，‘什叶派’也是穆斯林。也门有一半逊尼派穆斯林，一半什叶派穆斯林，二者势均力敌，所以现在他们在内战。”穆拉特对中东局势了如指掌。

穆拉特的故乡在土耳其的安塔基亚，历史上曾是塞琉古帝国的首都，罗马帝国东部最大的城市之一。安塔基亚与叙利亚相邻，同北塞浦路斯隔海相望，是塞浦路斯岛地图上，那个像手指形状一样的海岬指向的地方。海岬以使徒安德烈（Apostolos Andreas）命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写到它曾被叫做“塞浦路斯之匙”。

穆拉特在他十八岁那年，从家乡坐飞机来到了尼科西亚，当时他是一名木匠。那是1991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才刚确立几年的光景，之前它被叫做“北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现在的穆拉特已经拥有了北塞浦路斯的身份证，但他同时还持有土耳其护照。

穆拉特三个女儿的长相完全不一样。塔伊贝二十岁的姐姐斐凯耶长得像中亚人，常被大家开玩笑说是蒙古血统；最小的妹妹德里亚十三岁，拥有一双宝石蓝眼睛，和南欧人一样——穆拉特将这归因于奥斯曼帝国广阔的疆域，他在他的地图上用笔一划，整个阿拉伯世界、半座欧洲都成了奥斯曼的版图。

穆拉特先生和他的女儿

“我们过去也和中国一样，幅员辽阔……”他特别提到了苏莱曼一世，其统治时期是奥斯曼帝国最鼎盛的时期——“那时候他们都只有一个苏丹，那就是苏莱曼。”

塔伊贝在故乡安塔基亚出生，两岁时到的塞浦路斯，今年十八岁，是怀勒国际大学（Fina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英语教学专业的一年级新生，姐姐斐凯耶也在同一所大学，学的是幼师，准备今年开始工作。怀勒国际大学是一所由土耳其教育集团在2015年与当地企业合作创办的全新大学，位于凯里尼亚——塞浦路斯北岸的港口城市，据说比北尼科西亚繁华，与土耳其往来紧密，许多土裔塞浦路斯人都定居在那里。

“为什么北尼科西亚的街上空无一人？”我问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穆拉特弄懂我的提问，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北尼科西亚的老城区，不能代表整个北尼科西亚。

“一些人的离开是因为他们的亲戚在战争中丧生。你看到旁边广场上法兹尔·库楚克（Fazıl Küçük）医生的雕像了吗？”

“还没有。”我说。

“你应该去看看。”法兹尔·库楚克医生是一位为塞浦路斯土耳其裔权利抗争的斗士，也曾是短暂存在过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副总统。塔伊贝在一旁帮我们做着翻译，每当遇到难以解释的复杂事情，穆拉特就会无奈地说：“你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

“附近有很多商店都关门了，它们似乎才关门不久。”

“那些商店的顾客主要是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因为物价便宜，他们常常跨过边界来买东西。但我们不能越过边境去南尼科西亚，土耳其人不行。”穆拉特属于1974年后移居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公民，因为主权的排他性，不能通过绿线进入南塞浦路斯。

“我看到不少人仍住在隔离区附近的房子里，那些离开的原住民是因为害怕吗？”

“老城靠近边境的房子几乎都空了，那些房子年久失修，人们喜欢新式的房子，就都走了，现在只有穷人住在那里，因为房租便宜。”穆拉特一家租住的房子也非常残破，建筑的一半已经完全坍塌了，另一半由几家人合租。

“你们有希腊裔的朋友吗？”

“没有，他们恨土耳其人，不会和我们成为朋友。我们要和平，但希腊人不同意。”穆拉特指的是希腊裔普遍反对联合国所提出的安南方案（Annan Plan ），安南方案也被称为塞浦路斯统一方案，目标是成立一个瑞士联邦模式的塞浦路斯联合共和国，但在2004年的公投中，只有24%的希腊裔塞浦路斯人支持统一方案。

土耳其咖啡被端了上来，我们一边喝着油脂满溢的咖啡，一边佐以清水，话题变得有些沉闷。我也想帮助他理解我们的世界，但穆拉特依然在跟我灌输他的世界观。他向我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的音乐是一段土耳其传统乐曲。

“伴奏的乐器是都塔尔吗？”

“不，是冬不拉。”姐姐斐凯耶答道。

“我以为是都塔尔，我会弹都塔尔。”

我说完，塔伊贝有些惊奇地看着我。我试着用一些蹩脚的突厥语词汇和穆拉特交流起来，我们的谈话不再有因为翻译而造成的停顿，感觉此刻更加理解彼此。“你的那些突厥语是中亚方言，我都能听懂。”穆拉特说。

当我们聊到中亚的语言和历史，穆拉特放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带有土耳其人个性中的那种咄咄逼人，但又表现得十分包容。“请相信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

土耳其的种族主义一直饱受西方世界的诟病，而土耳其也同时抨击欧洲的种族主义有增无减，我对奥斯曼过去如何统治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知之甚少，但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土耳其连续数年荣膺收容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足见其社会的包容程度，而复杂的群体构成，也更易产生民族问题。

谈话最后，穆拉特又掏出了他的地图——“当奥斯曼帝国统治世界的时候，耶路撒冷也是它的一部分，耶路撒冷的地契现在仍在土耳其。”

奥斯曼是地中海最后一个横跨亚欧非的帝国，同时也是一个超越民族甚至国家的共同体，除土耳其人以外，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希腊人甚至亚美尼亚人都有资格自称奥斯曼人。“土耳其人”起初可能是源自欧洲的一个称呼，在许多语言里它都带有贬义。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正式地确立了“土耳其”的国名。2022年6月1日，联合国正式批准土耳其将其外文国名改为Türkiye的请求，取代Turkey、Turkei、Turquie等各类拼写。

天色向晚，我起身向穆拉特先生告辞，朝老城的城外走去。在凯里尼亚门前的小广场上塑立着法兹尔·库楚克医生的雕像，他死于1984年，北塞浦路斯宣布独立的第二年，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他谈到自己“重获新生”。这是穆拉特先生要我了解的历史。

老城仿佛还沉溺在奥斯曼帝国的怀旧伤感之中，小广场却无比宁静，人们悠然地喝茶、抽烟、打牌，也和隔离墙呈现的气氛不同。出了凯里尼亚门就出了老城，不远的新城已是另一派景象。

年轻的人们几乎都住在新城，对他们来说，边界线就像从来都不存在一样，即便很多人在这里长大，却对绿线视而不见，甚至都不知道边界的门开在那里。

遛狗的南尼科西亚居民

南尼科西亚老城中心街景

老城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地方，南方的希腊裔来这里，只是为了享受低廉的物价、酒吧，他们不会离开绿线走太远，老城恰好扮演了缓冲区的功用。我到的前几天，民宿房东说她每周要去北边购物，手机可能没信号，无法及时回复我，这种感觉就像是在长城外开设的用于互市的马市，而废弃的长城，也常被羊倌们当作临时的居所。

北方的土裔年轻人更愿意去海滨城市凯里尼亚，那里有无尽的派对，琳琅的酒店、赌场。曾经誓死力争的半壁首都终将会成为一个符号、谈判筹码或名义上的存在，我不知道这样的短暂和平会持续多久，而“世界在沉默中也同样感到羞耻。”

第二天临近傍晚时，我又一次跨过绿线， 顺道买了些糖果，去向穆拉特告辞。穆拉特不在家，他趁着热气初散，去外面散步了。为我开门的是他的小女儿德里亚，看上去还在午睡。塔伊贝解释道：“今天太热了，我带妹妹去上暑期学校，中午在外面走了走，就感觉太累了，回来一直睡到现在。”

地中海沿岸都有午睡的习惯，这项传统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西班牙的阿多尔镇甚至立法规定了人们神圣的午睡权——倡导在酷暑的下午2点到5点之间一切商铺关门，禁止室外的球类运动以避免噪音。

“中午没人在外面，因为他们都懂道理。”塔伊贝说道。塞浦路斯人在白天睡觉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天气热得要命。中午所有人都午休，街上除了汽车外，看不到什么人，也没店铺营业，如同空城一般。

穆拉特留我吃晚餐，晚餐是土耳其散蛋饭（Menemen）——与西红柿炒鸡蛋很像，他用手扯下一小块薄饼，舀起散蛋饭后直接放入口中。他示意我别用刀叉，用手更方便，我试了几次，弄了不少番茄汁到衣服上，引得穆拉特哈哈大笑。饭后，穆拉特的邻居过来寒暄了几句，她是一位裹着穆斯林头巾的妇女，用猎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你的邻居全是土耳其人？”我问。

“全是土耳其人。”

“我的意思是，没有岛上的土耳其裔？”

“以前住得有，后来都搬去凯里尼亚了，他们不喜欢这里，大部分都走了。”

“所以老城内已经没有塞浦路斯土耳其裔了吗？都是1974年以后的土耳其新移民？”

穆拉特对我的困惑感到不解，他开始给我梳理塞浦路斯漫长的近代史，那些都是我已经反复读到过的。

“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屠杀了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短暂的沉默后，穆拉特继续说道，“塞浦路斯是奥斯曼帝国租借给英国的，但英国人对这里似乎不感兴趣，塞浦路斯实在太小了，他们还有印度，有也门，有非洲……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脱离了土耳其……”他认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从土耳其独立出去的。穆拉特的历史表述反映了部分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的观点，与岛上的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各执一词。

“你们不能去南塞浦路斯，因为你们是土耳其新移民？”

“我在塞浦路斯出生，但我也没有塞浦路斯护照，不能去南塞浦路斯。”德里亚补充道，她时常想加入大人们的谈话，而姐姐又经常为了纠正而打断她，这回她没有说错。南塞浦路斯认为土耳其在1974年“入侵”了塞浦路斯，因此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及其子女的公民身份。

“我们在安塔基亚有两幢房子，是真正的房子，不是像这样的棚屋。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安塔基亚玩，那里太棒了。”穆拉特看上去对未来很乐观。

“今年你们回过安塔基亚的家吗？”

“我们打算明年回。马上两个孩子要缴学费了，没有钱。”

“明年坐船回去吗？”

“不，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坐船只能坐到土耳其南边的一个港口，还得再坐十几个小时的大巴。”

“以后你们打算留在塞浦路斯吗？”

“回土耳其。”穆拉特很肯定地回答道。

“我很喜欢塞浦路斯，但我必须回土耳其。”塔伊贝说。

临走的时候，穆拉特指了指门上挂的龟壳——代表好运，这似乎是亚洲大陆共通的古老图腾。“杀龟取壳？”我以为是当地的一种习俗。穆拉特摇了摇头，用身体语言表演了乌龟死的过程，他的表情夸张，把我们都逗笑了——“他爬上了山，然后自己死了……”

最后我们合了张影，穆拉特给了我一个土耳其男人间的热情拥抱，面贴面，胡碴扎脸，感觉自己陷入到他肥胖的身躯中。

“再见！”

“土耳其见！”

老城迅速地入了夜，巷子里到处都是土耳其的红白色星月旗、总统埃尔多安的肖像、印有星月图案的短袖，甚至有一幅巨大的红白色星月旗笼罩在尼科西亚北面的山上，天空蜕变成加冰的调色鸡尾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