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与二十世纪同行”：变动纷乱中的稳定与信赖

2018年10月16日，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与二十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的会议发言稿。因为时间的关系，会上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许多朋友多年没有见面了。最近一次见到李陀，是2004年在海南开“文本分析”的研讨会，《天涯》杂志组织的，已经快十五年了。上次见到陈思和，是他到北大参加完比较文学年会来我家，那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估计距现在也有十五六年。王安忆的作品当然经常读，也是她的粉丝，在书刊报纸上无数次看过她的照片，但见到真人还是在今天。当然，蔡翔、罗岗、毛尖、倪文尖见面机会比较多。刚才播放了李欧梵先生的视频；他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八九十年代，我从他的《铁屋中的呐喊》，和收在乐黛云老师主编的《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中他的六七篇论文中学到很多，可惜他今天因故没能出席这次会议。

“与二十世纪同行”的题目很好，也很大。“同行”的说法浪漫、惬意，不过，每个人和“历史”的联系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可能是叱咤风云的弄潮儿、冲锋战士；有的是像鲁迅谈柔石《二月》说的，“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柔石作〈二月〉小引》）；当然还有是被裹挟者，或成为“历史”的囚徒的……

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确实想了好些天，也不知道能说什么。我就谈一些零碎、感性的生活碎片吧。十好几年前到俄国旅游，离开莫斯科机场已经下午三四点，旅游车便把我们直接拉到吃晚饭的北京饭店——一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修建的、斯大林式的宏伟建筑。吃了一顿与这座建筑全不相配的“旅游饭”后走出饭店，发现前面广场中心有一尊高大塑像，走近一看，啊，马雅可夫斯基！他是我们这些游客——孙玉石、赵园、吴福辉等都十分熟悉的诗人。这时暮色渐浓，广场上行人不多，他依然高傲、酷酷地站在那里，却显得孤单落寞。我骤然意识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也没有读他的作品了。五十年代上大学，有几位外国左翼诗人参与塑造我们这些“爱诗者”的诗歌意识：聂鲁达、希克梅特、艾吕雅……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假如你们愿意——/我可以变成百般顺从的温情的人/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列宁》《好！》《向左进行曲》。《好！》之中如“生活/是好的/生活得/很好”这样“创世纪”式的语句，呼应着我对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想象。可是，曾经喜爱的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轻易地、转眼间就从自己的记忆里清除？这是当时在这个名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广场上留下的问题。

八九十年代编写《文学史》，后来写《阅读史》，在查找材料过程中，看到我“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一些笔记、文章。当年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我也是参与了的，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曾在全系师生会上宣读，并登载在学校内部刊物《红楼》上，另一篇和教现代文学的一位先生合作，用笔名登载在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重读这些让我感到十分陌生的笔记和文章，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惊讶我怎样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设想如果不是留存有这些“证据”，我是不是会否认它们出自我的手？俄国的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认识》里说，“选择完成记忆”。这种记忆中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自觉的，也有的时候其实是无意的。

1959年集体科研，我和谢冕、孙绍振等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我们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来处理新诗史的诗人和流派。在我负责的部分中，“新月派”“现代派”以及当时成为“右派”的艾青，都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或有问题的行列，推举的则是臧克家、殷夫和“中国诗歌会”的杨骚、蒲风、任钧。可是，前些年我和一些先生（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合编《百年新诗选》，这些原先推举的诗人，都没有在里面出现；相反，“反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诗人则出现在显著位置上。

这些前后分裂，既是我的情况，但相信并不只存在于我的身上。这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相遇》，蔚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33页）这也是福泽谕吉说的“一生而历两世”的情形。

这种分裂，也体现在细微的、隐秘的心理、感情层面。大学毕业的六十年代初，曾一度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戏剧，读过关于他的许多评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有一本书叫《回忆契诃夫》，里面收了阿维洛娃的长篇回忆《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也收了契诃夫妻子、大剧院演员克尼碧尔的回忆文章。阿维洛娃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契诃夫的“秘密情人”。我眼泪汪汪地读了阿维洛娃长达几十页的“照亮自己灵魂”的爱情描写，对克尼碧尔显得平静的叙述却没有什么感觉。可是2010年我写《我的阅读史》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发现感受发生了翻转：无感的是阿维洛娃有些撕心裂肺的倾诉，亲近的却是克尼碧尔懂得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感情联系的限度，因具有深刻的悲观因子，而体现出节制却并非无情的叙述。这就如同戴锦华先生的一位学生在评论契诃夫时说的一句话：“不爱是容易理解的，而爱却永远无法成为谈话的内容。”这种感受上的激变，既与年龄有关，与当时一个刚二十出头的人的处境有关——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肯拿正眼看他——但也是时势变迁所导致。

情感、观念、评价标准发生颠覆、翻转，所引发的生命分裂，不仅发生在个体自身，而且也体现在因不同个体对时代感知的错位，而形成的对比。正是这个因素，让我读王安忆的《英特纳雄耐尔》时，在这段话上面停留许久：

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这首诗，现在已经为读者熟知，我至少见到六七种中译文本，里面有这样两行——我用的是西川的译文：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这是饱经沧桑的老者晚年的平静心境，是他对自己生命过程的回顾。有的译文将“羡慕”译为“嫉妒”；我不知道哪种更接近原文，但感觉“嫉妒”在情意上有点强烈。对我来说，“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也许有达到的可能，而“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如何通过阅读、写作来修复生命中的裂痕，重新建立一种故我、今我同一的整体性，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难题；这也许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我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自然主要希望能够深入把握对象，但也是对自身问题的清理与回答。

那么，在这变动纷乱，许多时候个人无法预测自己命运的世纪里，在这生命呈现众多裂痕的人生中，是否还存在稳定、可靠、值得信赖的事物？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搜寻起来，我想到那些本原性的、朴素而日常的事物和观念——犹如那躲避着一切名称的鼠曲草，“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冯至：《十四行集》）。如果希望成为一个连贯的主体，以便能承受“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关键便是形成自己的思维构造和行为方式。通过转化引起自我共鸣的思想资源，而建构的个体与时代洪流最具主体性的结合方式，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给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丸山升：《鲁迅和〈宣言一篇〉——与〈壁下译丛〉中的武者小路、有岛的关系》）。

还有就是对文学的信心。在人们熟知的左翼批评家看来，“只要有人支持‘回归对于语言的敏感’，即使彼此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也都能在精读细品文学中找到共通点”（泰瑞·伊格顿：《如何阅读文学》，黄煜文译，商周出版，2014年，单德兴推荐序）。台湾一位左派学者言及他和我的区别，说在文学问题上，他是“灵魂工程师派”，我是“文学自主派”；但是，“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体验和某种伟大的艺术世界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一种寄托”，“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伟大之处，这是我们共同肯定的东西”，“有了这种肯定，其他差异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阅读经验》，人间出版社，2015年，吕正惠序）。这大概就是文学的超越性吧。

在座的毛尖，被一位年长的学者友善地称为“小左派”——这里的“小”，不是说分量、价值，指的是年龄、身材。可是我发现，自己和她同样有着共同肯定的、让“其他差异显得不怎么重要”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都认可苏联导演丘赫莱依1959年的电影《士兵之歌》里，那个火车上没有多少台词的舒拉，是“整个二十世纪最纯洁的姑娘”（毛尖：《夜短 梦长》，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8年，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