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多面基辛格；争议《拿破仑》

多面基辛格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一生中访问中国100多次，直接推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促使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积极对华政策。中国国内对于基辛格逝世的纪念可说备极哀荣，主流舆论毫不吝惜对其传奇一生的赞誉。美国国内主流媒体围绕基辛格的讨论同样声势浩大，然而对基辛格的评价却毁誉参半，且在美国建制派主流媒体中毁大于誉，展现出基辛格及其政治遗产的复杂面相。

亨利·基辛格

即便是对基辛格总体持正面评价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认其人其行的多面性乃至矛盾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刊发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的署名文章，题为《基辛格的矛盾：战略洞察力和道德近视如何塑造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纳夫塔利认为，基辛格在世界舞台上驰骋了六十多年，在此期间，他既出色地说服了强国，又巧妙地欺骗了它们，并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他去世后依然存在。他是唯一一位掌握了外交政策制定所有杠杆的美国官员——他曾在两年时间里同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超级大国时代的美国外交关系史上无人能及，唯有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与之接近，但艾奇逊的影响力，虽然是全球性的，主要是在西方联盟的形成，而不是世界秩序。基辛格真正的对手是欧洲大国君主的顾问，与查尔斯·莫里斯·德·塔列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十九世纪奥地利外交家）和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比肩，这说明了他在现代所扮演角色的独特性，也说明了他与民主超级大国当选领导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特殊性。

纳夫塔利写道，基辛格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有着钢铁般的智慧和自负的自信，但他也很情绪化，有时会被不安全感所困扰。纳夫塔利回顾了基辛格一生的外交成就。基辛格首次进入政府服务是在约翰·肯尼迪时期，他不仅相信有限的、可生存的核战争的可能性，而且认为有计划地有限使用核战争是威慑苏联的必要条件。这与试图淡化核武器作用的肯尼迪总统格格不入。

基辛格真正得以施展拳脚是在理查德·尼克松政府。1969年之后波澜壮阔的八年，基辛格见证并参与了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年、东南亚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柬埔寨的内战、美苏之间的贸易壁垒扩大、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开放、约旦内战、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印巴战争、智利军事政变、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以及随后的全球石油危机，上述历史事件奠定了其一生外交成就的基石。

在纳夫塔利看来，尽管基辛格有外交天才，但他有一个巨大的道德盲点。他只能从30000英尺的高空或者说通过强者的眼睛看待世界。1969年美国开始秘密轰炸柬埔寨，促成了红色高棉政权的崛起。在他的回忆录中，基辛格不愿承担任何破坏柬埔寨稳定的责任。他嘲笑说，将这一结果归咎于美国的轰炸“就像将希特勒的大屠杀归咎于英国对汉堡的轰炸一样有意义”。

1972年，基辛格策划了美国的秘密行动，以协调伊朗和以色列对库尔德部队的支持，后者与亲苏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作战，牵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军队，否则萨达姆可能会派这些军队去攻击以色列。但是，1975年，当伊朗国王出于自身原因决定解决与伊拉克的边界争端，并撤回他对库尔德人的支持时，基辛格在伊拉克军队残酷镇压库尔德人时选择袖手旁观。

在智利，尼克松政府继续执行肯尼迪开始的政策，采取秘密行动阻止社会主义者萨尔瓦托·阿连德成为总统。1970年9月，基辛格监督中央情报局安排了一场军事政变，以阻止刚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阿连德成为当年的总统。“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让一个国家走向马克思主义，仅仅因为它的人民不负责任。”这个被称为“第二轨道”的秘密行动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三年后，残暴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虽然皮诺切特不是美国扶持的傀儡，但基辛格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并拒绝向新的亲美派施加任何压力。1976年6月，皮诺切特的军政府拘留了数千名无辜的智利人，拷打了大约3万人，处决了至少2200人。基辛格在一次私人会议上对皮诺切特说:“我的评价是，你是世界上所有左翼组织的受害者，你最大的罪恶是你推翻了一个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的政府。”

在伊拉克和智利，基辛格可以说离明显不道德和非法的行为只有一步之遥。但没有什么能将他与1972年在北越屠杀平民的事件分开，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圣诞节轰炸”。这次军事行动至今仍是美国冷战时期最丑陋的外交政策决定之一。到1972年秋，基辛格与河内就美国从越战中撤军的框架问题进行了出色的谈判，但他的努力遭到了南越的强烈反对。为了向西贡表明华盛顿仍然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基辛格主张轰炸北越。B-52轰炸机出动729架次，投下1.5万吨炸弹，没有任何理由为这次袭击辩护。这次袭击造成大约1000名越南平民死亡，但对双方的军事力量或谈判立场都没有影响。作为总统，尼克松应该承担最终的责任，但几十年后，尼克松所做的解密文件和秘密录音将揭示，基辛格曾迫使不情愿的尼克松对北方的越南平民发动暴力，纯粹是出于象征性的原因。在基辛格复杂的职业生涯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信念是，只要美国的信誉受到威胁，就必须让外国公民流血。

这种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漠视，是十八、十九世纪——早在自由价值观在西方社会扎根之前——为帝国君主制服务的政治家的典型特征。例如，在塔列朗对海地奴隶的暴行中，盲点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的。基辛格在20世纪下半叶为一个自由民主共和国服务，他没有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找这样的借口。

不过，纳夫塔利在文末表示，即使有人纠正基辛格叙述中自私的省略，也无法否认他成就的非凡性质。他在全球事务中取得了不朽的成就，为美国建立了持久的关系。他为未来美国权力的实践者留下了充满警示性故事的遗产。正如他在1957年警告政策制定者教条主义的危险时所暗示的那样，他的现实政治没有规则。它和实施它的人——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样独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治国传统格格不入。由于缺乏任何政治意识或人类同情心，这种做法与自由民主制度极不协调，因此必须秘密实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辛格的积极遗产来自他与精英互动的天才、他的野心和他非凡的毅力，这些因素促成了谈判协议，让使用暴力来捍卫现实政治变得更加困难。

《外交事务》另一篇署名小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的评论文章也在结尾给出较为正面的评价：基辛格有时候辜负了与他的性格和勇气相称的美德，他的一些手段也值得怀疑。国际关系对于伦理是艰难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各种价值观的妥协。但就后果而言，世界因为他的政治家风度而变得更好，他的成功超过了他的失败。

但在自由主义左翼那里，基辛格却是充满了权力欲望、缺乏政治原则和道德意识的冷血形象。

作家大卫·克里昂（David Klion）在美国知识界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发表文章认为，亨利·基辛格只关心一件事，他身后留下的所有死亡和苦难都只是他一心追求精英权力的副产品。基辛格的许多崇拜者看到的都是他一贯的自我呈现：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一个多产的作家，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伟大和重要思想的人。虽然他当然不缺乏学术资历，但这给人一种误导的印象，那就是真正驱使基辛格的是什么。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上很灵活，投机取巧，对任何类似真诚原则的东西都不屑一顾。

克里昂写道，基辛格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对柬埔寨和老挝的非法的地毯式轰炸，在孟加拉国和东帝汶的灭绝运动，以及对从希腊到智利的右翼军政府的支持。基辛格为了实现美国大战略的抽象概念，不惜施加无情的暴力，这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乔治·W.布什似乎至少还对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在良心上感到有点尴尬，而拜登政府目前正忙着说服关键选民，他们并不喜欢以色列在过去两个月里在美国资助的空袭中杀死数千名巴勒斯坦儿童，但基辛格从未觉得有必要为更大规模的屠杀道歉。我们的政策精英除了钦佩他趾高气扬、帝国式的逍遥法外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克里昂表示，出生于德国的基辛格在战后的美国受到了欢迎，受到了赞扬，受到了半个世纪的总统们的追捧。基辛格对自己的公众形象有着强迫性的控制欲；他渴望与任何看起来重要的人分享一个舞台；他狂热的个人野心，他对这种野心的人道代价完全不感到羞耻，最重要的是，他的野心和无耻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刻，正如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所说，基辛格是典型的美国人。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加里·J·巴斯（Gary J. Bass）在另一份美国知识界杂志《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的评论文章也揭示了基辛格的这种“美国性”。 巴斯写道，基辛格没有考虑他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更不用说为违反法律而道歉了，而是竭力掩盖他在南亚危机中的记录。基辛格的辩护者们倾向于轻而易举地越过这种对外国的粗俗刻板印象，颂扬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追求，却忽视了他对真正的人类所付出的代价。南亚危机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如今流行的平淡版本的基辛格与历史记录几乎没有关系。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上流社会的许多人如此愿意宠着他，而不是诚实地面对他的所作所为？

社会主义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则迅速编纂了基辛格评论文集，并将黑体加粗的醒目标题《只有好人才英年早逝：对亨利·基辛格的判决》置于网站首页，展现出深恶痛绝的批判态度。这一文集的导语写道，如果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是一座宏伟的堡垒，那么亨利·基辛格就是在其走廊上出没的食尸鬼。半个世纪来，他是战争室和新闻发布会上无所不在的人物，尽职尽责地通过军事干预和卑鄙的外交政策引导美帝国。对于几代反战积极分子来说，基辛格是美国战争机器堕落的化身。

与批评之声分庭抗礼的是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该刊网站上的数篇评论对基辛格总体持正面评价。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在该刊表示，基辛格博士经常因其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而受到批评，但基辛格的批评者误解了他的基本性格：他是一个对美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深信不疑的人。他明白美国是伟大的，美国是好的，美国是例外的。这也是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如此成功的原因。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则认为，基辛格试图传授的关于治国之道的更重要的一课是现实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他来说，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促进一个国家的利益，更大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行的秩序，以防止灾难性战争。在经历了纳粹主义的恐怖和一场导致5000多万人丧生的战争之后，基辛格的当务之急是和平。

戏说或是胡说？雷德利·斯科特新片《拿破仑》的争议

由好莱坞知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历史传记片《拿破仑》（Napoleon）已于今年11月下旬陆续在全球各地院线公开上映。这是已经85岁的斯科特进入21世纪20年代之后执导的第三部院线电影。此前他的《古驰家族》（House of Gucci）和《最后的决斗》（The Last Duel）均于2021年公映，而《拿破仑》正是在后者杀青时宣布开启的新片计划。《拿破仑》由索尼-哥伦比亚公司发行，并预计会在后续登陆苹果公司的流媒体平台。纵观斯科特的作品列表，其中不乏《异形》《银翼杀手》《末路狂花》以及《火星救援》等话题佳作，但此次的《拿破仑》却因为对拿破仑这个举世闻名的历史人物的描绘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拿破仑》海报

此番雷德利·斯科特版本的《拿破仑》聚焦于华金·菲尼克斯所饰演的拿破仑·波拿巴从普通士兵到一代帝王，以至最终兵败滑铁卢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故事，间中穿插他与凡妮莎·柯比扮演的皇后约瑟芬之间的爱情故事。虽然据说斯科特日后还将会推出25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但目前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公映版却已有不少“槽点”，让人更加好奇导演剪辑版成色几何。在公映版本中，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爱情成为影片叙事的焦点，拿破仑的诸多行动也均由他对妻子近乎屈从式的爱而驱动。而在一些观众看来，这部电影也介于形式上的宏大古装历史大片与略显狗血和戏谑的喜剧之间，观感非常复杂。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从斯科特的前作《古驰家族》和《最后的决斗》中看出些许导演为《拿破仑》所做的铺垫工作：两部影片中，前者聚焦意大利奢侈品巨头家族的罗曼史与伦常血案，后者则同为古装大片，并有不少打斗和动作场面。

对这部影片争议最多的莫过于法国观众。在法国人心目中，拿破仑一直享有颇为崇高的地位，但这部影片从形式到内容却足以让高傲的法国人震怒。首先，斯科特本人来自曾与法国进行过百年战争的死敌英国，而片中角色则无一例外采用英语对白，而非法语。这种在拍摄非英语国家故事却坚持用英语对白的行为如今也不免被视作好莱坞导演的一种过时与自大——最新一部的《碟中谍》开场，俄国军官们也以一口俄式英语对话，在另一部近来上映的传记片《法拉利》中，通篇的意式英语也让影片成色打折不少。《纽约客》的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就认为，一个讲英语的波拿巴让整部片子在法国的语境下显得超现实且颇有喜剧感。戈普尼克说，我们不会因为银幕上的凯撒和角斗士没有讲拉丁语而感到奇怪，但当一部在当今好莱坞有着如此丰厚资源的古装大片还执着于用英语来演法国人的故事，这对于法国人来说未免难以接受，尤其这次的主角还是至今深受爱戴的拿破仑：试想一下，当美国人看到由法国演员“大鼻子情圣”德帕迪约来饰演林肯总统，并且从头到尾都在用法语说话，对他们来说又会是什么感受呢？

通篇采用英语对白带来的另一个尴尬就是，拿破仑和与他作战的敌人们都在用同一种语言对话，而最终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则必须更加拿腔拿调地说英文，以让自己与这帮操着一口英语的“法国贵族”们区分开来。戈普尼克笑称，影片中的威灵顿公爵仿佛一个讽刺漫画式（caricature）的英国贵族，被刻板形象填充满了。这种“英法对立”也是《拿破仑》惹恼法国观众的另一大原因：曾经为拿破仑撰写过两本满是正面评价的著作的历史学家Patrice Gueniffey就专门撰文直言，这部影片就是英国人拍出来“反对法国”的。除此之外，《拿破仑》一片在历史事实上并不算讲究，而是布满演义式的戏说，而菲尼克斯饰演的拿破仑一世在种种戏说情节中既呆板又略显滑稽的演出，则让法国舆论进一步攻讦，称这些不严谨的情节是为了进一步矮化拿破仑这个历史人物。在戈普尼克看来，法国人的愤怒固然有其道理，《拿破仑》或许也称不上一部佳作，但两者之间的对碰有一大部分成因是法国人对一个帝王的怀缅和右翼民族主义作祟下的狂热情怀，也使得这部影片在银幕之外也产生了戏谑的喜剧效果。

但《拿破仑》的过度戏说和人物描摹上的粗浅也让法国以外的观众感到不满。历史学者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曾经撰写过多部关于拿破仑的著作，他就撰文批评，斯科特的剧组并不需要面对来自拿破仑的压力，因此他完全有足够的条件来让这个故事拍得“更好”一点；相反，拿破仑的形象缺乏正面呈现，一些并非他所发起的战争行为也被安在他头上，甚至不断暗示法兰西皇帝和希特勒之间的相似性，其中有数百个错误是斯科特及其剧组稍加研读与拿破仑相关的研究著作就可以避免的。《拿破仑》也已在12月1日于中国大陆院线上映，在豆瓣电影上，这部影片也引发了两极评价，批评者认为，这部影片缺乏对史实的基本尊重，同时剧情狗血；而好评则多聚焦于精美的服化道，同时也有观众以观看“浪漫喜剧”的经验给予影片肯定。

但目前看来，种种评价都不能对导演斯科特本人产生任何影响——接受媒体采访时，斯科特坦言，自己并不在乎那几百本关于拿破仑的研究著作，因为他们只是对事实的报道，然后是“报道的报道”（reports on report），所以阅读这些书籍并不能带来任何准确性；斯科特更极端的表述则是：拿破仑经历的事情发生时，没有人在现场。这一切也都不能阻止《拿破仑》成为近来的话题电影，无论是好评差评。甚至在法国，这部影片也在票房上取得不俗的成绩。据《名利场》报道，该片在法国首映当天就斩获过百万美元的票房收入，整个法国市场也支撑起了影片公映首周的全球票房，也被认为是法国电影市场自新冠疫情结束后逐渐复苏的另一标志。制片人凯文·沃尔什（Kevin Walsh）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为影片助阵，他认为，考虑到近年来流媒体平台纷纷进军电影业，但除去网飞，其他平台无论是商业或是口碑上的成绩均有所欠奉，此次《拿破仑》得到了苹果公司的支持，同时又在院线上映时表现不俗，或许能为更多流媒体平台在网飞的经验之外提供更多成功的启发，也有助于为流媒体行业和传统制片公司之间的互利合作提供借鉴。

（参考资料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