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启功与张中行——用“智”与“趣”拯救生活

近日，在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迷人风景”系列讲座中，学者孙郁以“张中行与启功”为题，讲述了张中行与启功的往事，也讲述了两人对于治学，以及对于生活的态度。“他们通过‘智’和‘趣’，也就是用智慧和趣味来拯救自己。他们保留了传统文化中最诱人的东西，是沉潜于独立思考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澎湃新闻特摘选刊发讲座部分内容。

启功

张中行

用“智”与“趣”拯救生活

启功先生的书法名气很大，但其实他对史学、文学、音韵学、文物鉴定都有不凡的研究。张中行先生也是，两人由于对佛学的兴趣走得很近，也都喜欢绘画之道和文物收藏。有一位叫做刘德水的先生与两人有密切的交往，启功先生曾给他写了一幅字。这幅字先录了张中行一段话，然后又录了启功自己一段话，把他们两个的话放在一起。这幅字写“学之所求，不信胜于信”，这是张中行的话。然后又说，“学之所得，不知多于知”，这个就是启功的话。刘德水先生说这很能体现两个人治学的区别。一个自信，不盲从，一个谦虚，不自傲，我觉得很准确。

启功赠刘德水条幅

张先生喜欢用元白上人来称呼启功先生，两个人的兴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四川作家刘心武请启功题字，是请张中行先生做的介绍，张先生给启功写信后，题字很快就寄回来了。启功先生对于唐宋的变文很有研究。他以俗语入诗，入文。张先生在回复启功的时候也是用了这样的一种词章。他说：“读书为稻粮，写稿为还账。技不过黔驴，自当出洋相。银样镴枪头，棍充金箍棒。劝君省解囊，以免又上当。”这些词句极有意思，和启功先生的那些自嘲的诗都很像。他们的相像，都在于看透了人间的冷暖。

启先生家里是皇族，后来败落了，朝代的更替，加上战乱，他参透了人间的一切。他在一首词《贺新郎·咏史》里写：“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部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辯。檐下飞蚊自生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这种苍凉之感，是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经常有的一种感受。

启先生这样一种生命哲学，张先生非常的欣赏。张先生强调知识分子要有一种怀疑的精神。举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和德国的教科书。英国人说拿破仑是英国人战胜的，德国人说是德国人战胜的。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他们让英国的孩子读德国人的书，让德国的孩子读英国人的书。这样的一种思维训练，就是五四以来的一个传统。怀疑使人不轻易上当，不轻易顺从。所以在一个极度压抑的时代里，他能保持内心的纯真，他们通过“智”和“趣”，也就是用智慧和趣味来拯救自己。

启功先生书法作品

玩物并非丧志

到了晚年，启功先生谈历史也有着一种宽厚的眼光。我们看他对于京派文化有独特的理解，比如对王世襄先生。王先生和张中行关系也挺好的，张中行专门去他家去看明代家具。那么王世襄对鸽子、家具、蛐蛐很感兴趣，很多人认为是玩物丧志。启先生就给王世襄的书写了序言，他说“玩物并非丧志”，他说他们这是研物、研究物。所以他对于京派的游戏，这种趣味化的东西也比较认可。说明他们的审美里面保持了京派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最近我看郭宝昌先生写过一本书，说京剧就是一种游戏，中国文化它有一种游戏之作。但是启功又特别讨厌他们皇族贵族里面的人在梨园里面的表现，所以陆昕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问启功先生你是不是对京剧很有微词，听说你不喜欢京剧。启功说我不是不喜欢京剧，我是不喜欢那些贵族们跑到梨园里装腔作势扭扭捏捏的样子，他极其讨厌。他说他特别讨厌贵族气，和士大夫身上那种清高虚伪的东西，他说京剧当然有京剧的好处。

1987年，启功先生笔会挥毫

张中行在书房

张中行先生曾经写过昆曲演员韩世昌，他对这些也都能够深入地理解，就是他们对京派的这种审美的超功利的康德主义的传统，他们两个人都是认可的。所以在他们那里面你就发现，他是把象牙塔里的那些好的东西和平民的趣味结合在一起。曾经不谙世俗社会的、缺少人间烟火气的这样的书写发生了变化。学人有烟火气在民国期间是不太容易找到的。但是你看京派的小说，民国期间的烟火气，比如废名，他不是地道的烟火气，还是禅宗的那种比较多。沈从文他是受周作人和废名的影响，沈从文的烟火气是属于民俗的一种东西。但是张中行和启功他们是把贵族的，我们传统文化的那种高贵的那些东西和世俗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在小说界就是汪曾祺。他使京派的不接地气那一点发生了变化，他继承了沈从文但是更具有烟火气，这就是新京派的一个特点，一个巨大的进步。

张中行《负暄琐话》

张中行在《负暄琐话 ·韩世昌》中说：

我喜欢昆曲，起初，不是由于看演听唱，而是由于读《西厢记》和《桃花扇》等，觉得人物雅，有诗意。可到北京之前一直没看过。三十年代初来到北京之后，一因为一直很穷，二因为经历的大部分放在故纸里，连当时大为流行的京剧都很少看。其时昆曲已经很不景气，现在回想，简直不记得那里曾经上演过。大概是一九三一年秋冬之际，记得是俞平伯先生主持，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广兴园演了一场昆曲。事前在北京大学课堂上向学生宣传，说主旨是扶持雅音。剧目主要是韩世昌主演的《钗钏记》。票向学生推销，记得是六角一张，随票送唱词一纸。我乐得有此机会，买了一张。这个剧场，过去没听说过，一生也只去过这么一次。剧场地点偏僻，建筑和设备都破旧，光线阴暗，气氛冷冷清清。上座情况很差，至多不过三分之一吧，集中在台前池子一带……戏散之后，想到昆曲的现状和前途，感到很凄凉，时代风气的力量竟如此之大，简直是可怕……一转眼到了四十年代晚期，友人曹君一次告诉我，昆曲完全没落了，韩世昌、白云生等生活无着落，白在某处摆摊卖烟纸，韩则变相卖唱……为什么？理，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风气像是一股水，它会流到哪里呢？但倒流的可能总是很少的。有时想到这些，不由得就想到韩世昌，想到他所谓的雅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过去的除了让它过去，还有什么办法呢？

可参照的人生哲学

人到老年回首往事，如果能够自讽，又能够把一生的经验真诚无畏地呈现出来，这是非常的难得的。中国人习惯上去说正经的话面面俱到，慢慢思想就会麻木起来了。张先生和启先生他们用寒士的寂寞和风雨来消解这种凝固的话语。他们保留了雅正的东西。启功先生则是嬉皮笑脸的，用非正经的东西去说正经。在这个层面，他比张先生要高明。难怪启先生评价张中行先生的书“摸老虎屁股如摸婴儿肌肤”“解剖狮子如解剖虱子”。他们俩晚年的经历和应对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么回顾下我们的历史吧，李白和杜甫间的友情，鲁迅郁达夫之间的致意，今天看来都是迷人的。

启功手稿

启功

回想1990年代，张中行与启功等这些京派的或者叫新京派的老人以自己的风范给知识界带来了另类的遗存。他们身上还带着老一代文人的气息。五四后美的文化元素在他们那里没有消失。在他们那里个人主义精神是最迷人的。其次是保留了传统文化中最诱人的东西。不是皇权意识，也非奴性思想，而是沉潜于独立思考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庄子的某些影子，也看到了释迦牟尼的那种悲悯的情怀，还带有儒家的这种言辞，因此感怀至深。

张中行书法作品

张中行先生信札 1975年

这种现象在现代文学的二级学科里不好解释，从国学的层面也难以把握。他们一新一旧，本质上延续了五四以来知识人的风骨。今天的青年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种可参照的人生哲学，在一个不可测的和内卷的时代，怎样择业？怎样做人？他们给我们的启示。绝不亚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

（孙郁，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忧思录》《民国文学十五讲》《往者难追》《思于他处》等。本文原刊巴金故居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