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历史人类学②︱钟翀 张乐天：上海的城市纹理与记忆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

钟翀：解读上海城市变迁

讲座伊始，钟翀教授即指出，城市是聚落发展的最高形态，城市的组织管理、功能都是聚落之中最强的，也是最为复杂的。在这次讲座中，钟教授特别从如何利用地图资料对城市形态进行研究这一点展开。

钟教授认为，上海能够发展的宏观因素有以下三点：第一，襟江带海，一面面临长江，一面面朝太平洋，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第二，腹地广阔，从长江流域来讲，上海腹地约180万平方公里，拥有4亿人口，是亚热带季风带气候，条件优越。第三，欧米中点，在金融的八小时时间带上，上海依然具有优势。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从中观层面讲，上海位于长江口三角洲，经济规模大、历史悠久。同时，钟教授强调，长江三角洲是资本密度最大的地带，特别是沿江、沿海、能够开展远洋贸易的三角洲。

那么，上海究竟是怎么成长起来的？钟翀教授对此作了梳理。宋朝，古吴淞江逐渐淤塞，外来船舶改由“上海浦”进入上海，最早停靠在今十六铺从新开河到大小东门一带，日久天长，居民聚居，形成了上海早期的集镇聚落。11世纪，第一次出现用以收酒税的“上海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过了一百多年，“上海镇”成立，并且在镇内设置了针对海外贸易的“市舶分司”。13世纪末，成立“上海县”，并一度设“市舶司”。明嘉靖32年，因为倭寇几次进城，上海的城墙、城壕完成。清道光23年，据《南京条约》开港。1845年，英租界成立，其后，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相继设立。1853～1862年，因为太平天国之乱、难民涌入，上海总人口达到50万。1918～1937年，上海进入全盛期。1936年，上海达到最盛期，其时租界150万人，租界以外200万人，为当时全国最高的人口过密都市。1945年，日本败战，上海返还国民政府。1949年，解放军入城，上海近代史终焉。

地图上的近代上海之变

钟教授展示了开港之前的上海县城图，并指出城东北是贸易开展得最热闹的地方。当时上海县城人流量很大，非常密集，拥有20万人口，并非小城。周围则是广袤无边的稻田平原。

近代初期英租界是何时开发的？在1847-1864年前后，英租界已经得到了开发。10年后发展初具规模。这一时期英租界的范围大致为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泥城浜（今西藏路）以东、洋泾浜（今延安路）以北。近代初期法租界相对落后，开发较晚，1870年前后，法租界也发展起来。美租界早期则一直没有发展。

在上海，为什么生意欠佳的英租界、法租界会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战争。1860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数以千计极度恐慌的难民涌入上海，江面上挤满了各种船只，包括很多豪华大型船只，这批人带来了上海资本的集聚、人的集，租界则提供了安全的入场券。上海也因此得到了发展。

回顾了近代上海租界的扩张，钟翀教授指出扩张是分时期的。最初在1846年，英租界第一期建在河南路、北京路、洋泾浜之间，1848年稳定在西藏路、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之间。法租界1849年在城北，1914年扩张至最大规模。随后，英租界、美租界又相继进行扩张。最后形成的租界几乎包围华界的局面。

钟教授强调，租界扩张的主要方式是“越界筑路”与“填浜筑路”。“越界筑路”最初为租界的军事需要，为抵御太平军，道台只能应允。上海地处水乡，河道在城市扩张中价格是很便宜的，所以用来“填浜筑路”。

1918年以后，上海发展繁荣，大上海初露雏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租界贪婪地、无序地扩张，华界的发展计划被提上日程。该计划核心有二：第一，在上海最核心地带——江湾造一个新城，把物流、人流、资金流吸引过来，与租界形成竞争。第二，造环状线（即中山路），阻碍英法租界的蔓延。然随后因战争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其后，战时上海发展停滞。当时较发达的是在虹口形成的一条日本街。

总之，战争对上海城市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上海老城厢的历史形态变迁

钟教授回顾了海外城市史地研究。聚落史地学开创者施吕特（O. schlüter）强调城市实测平面图作为原始资料对追溯古城形态十分重要，由此提出“形态基因”的概念。而英国地理学者、城市形态学学者康泽恩（M.R.G.Conzen）认为要真正理解城市形态，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的尺度；第二必须将这个混乱的状态拆分成定义清晰的不同方面，并加以逐一分析。他提出了“平面类型单元”（plan unit）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一个plan unit就是城市中的一个亚区域，大致在同一时间、因相同的内在原因而形成，具有类似的街道网格系统、土地划分方式的同质性形态单元。通过这个概念，Conzen发现城市中有两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亚区域：一是“城市核”（urban core），这个区域是一个城市的发源地，保留了一个城市在萌芽阶段的功能、街道和一些建筑物（大多数是地标和公共建筑），这些元素可以说明一个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二是“城市边缘”（urban fringe），是一个城市的最外缘与乡村交接之地，这个地方混沌的物质状态，反映了从乡村变为城市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状态，并潜伏着城市化的巨大力量。

在康泽恩看来，所谓城市历史形态学，具体而言，根据西方比较形态学的研究实践，历史城市中的许多功能地块如坊市、墙濠等，其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将对后来的城市形态发挥强有力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自然山丘、河道往往为后续的墙、濠所利用、继承，而墙濠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线性特征的地块（即所谓fixation line，“固结线”），在拆除之后也往往形成沿线形城墙的环形街道（即所consequent street，“顺应固结线而形成的街道”）。钟教授强调由于时间的侵蚀与人类活动的迭代，需要着意研究的地物，也并非件件华丽精美，更多的是看似普通、有时甚至是残破不堪的地物面貌，反倒有着更重要甚至非凡的形态发生学标本价值。从地物到空间、人群，再到城市的历史，在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这大概是研究者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百年前上海真是小渔村吗？

演讲的最后，钟教授谈到了一个上海史上经常会提及的问题：百年前上海真是小渔村吗？他更将此问题涉及的时段更往前提了——500年前，还未筑城时期的上海城是什么样的呢？

钟教授说，在1404年之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四个港口一直在竞争，那么，上海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这就要从夏原吉实施“掣淞入浏”工程说起，浏河并吴淞江之水，从刘家港入海，成为太湖“入海大道”；同时，浚上海范家浜，上接黄浦引淀泖之水入海，形成黄浦江。18世纪以降，浏河日益束狭淤浅，黄浦江夺苏州河，成为太湖下游第一大河。由于航运条件的改变，上海港地位改变，城市也由此获得大发展。

从地图上看，1862年的上海地图所呈现的城市建成区、街巷、桥梁集中分布于三牌楼街至东街之间的现象，反映了晚清老城厢东密西疏的街区分布；而往前回溯从明嘉靖《上海县市图》可以看到，这样的分布格局由来已久，在至迟十六世纪初已然成形。因此可以说，500年前的上海与100年前的上海相差不大。

讲座最后，钟教授以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作结，面向未来，提出了如何考虑多种尺度、多种肌理、多种历史层次的城市的问题，引发思考。

张乐天：书信世界里的都市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学学者张乐天在讲座一开始就谈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曾在农村生活工作十年，后考上了复旦大学，学习哲学，也是源于这样的生活经历与其个人深厚的历史情怀，张教授特别关注民间资料。他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大量来自民间的一手资料，有书信、日记、票据等等。在他的努力要求和热情倡议下，2011年复旦大学成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组织科研力量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研究。而张教授对民间书信的琢磨更是充满激情，有别于地图中呈现的线条、结构化的城市，透过书信看到的都市更别具特色。

民间书信的特点

张教授首先对书信资料做了简单介绍。复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所收集的书信是他通过多方途径买来的，已经过沟通和法律约定的环节，不存在使用上的法律问题，他们鼓励乃至诚恳地希望学者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学术研究。

在他看来，书信承载着两个人的精神交流，是值得关注和感受的记忆。接着他尝试对“民间书信的特点”做了几点归纳：（1）真实。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是记忆力超强的人，对于十几年前的事情，最多只是大致、模糊的印象。加上人的回忆（口述），受到许多累积经验因素的影响。民间书信留下了当年的具体描述，为都市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中的真实。（2）细节。人类学家关注细节。通过细节，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细节总是难以捕捉。民间书信提供了历史中的细节，让人惊叹。（3）认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再次回忆数十年前的看法，掺杂着变化。观念（认知）的重要性在于——行动的动因。民间书信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无数普通百姓对于各种事情的认知，知道他们的观念，是凝固的瞬间。他根据自己当年的经历和经验分享到一点：在政治试图全面管控人的生活下，对?大多数?来说，书信被检查的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还是有一定真实性和细节的。继而，他谈及了在阅读书信过程中一些个人体会——所有的话语都发?在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所有人的选择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做出的判断，只有把具体的人、事、情放到那个制度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理理解它。所以，了解当时的制度背景、特定的时间、空间背景是一定要做的功课。（4）情感。情感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一个维度。而情感本身的流动性、复杂性、多样性给实证性研究带来困难。民间书信保留了人的情感温度，后人可以去慢慢体会，仔细推敲。同时书信中除了明明白白写出来的内容之外，同时可能还有许多“当面不好说”的话，特别需要研究者体味其背后的话外之音。

当代学者利用过去的书信搞研究，从书信看?的存在，是一种宝贵的同情之理解的关注。透过私人书信看历史，将个人情感与跟社会历史连起来，更能体味都市之变化。

如何使用书信？

如何读懂书信？张乐天教授提议从四个角度着手。通过阅读书信，可以进行都市里个人的存在方式、家庭内部的关系、人际关系、场景方面的研究。如何把书信应用于相关的研究，的确是有法可循的。张教授说，首先是“读懂三部曲”：1、读懂文字（其中要解决的问题有概念、异体字、繁体字等）。2、读懂内容。3、把内容放在不同层次的场景中理解。其次需要学习如何从书信中发现和总结。书信是个案，如何从中总结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张教授也概括出了一个“发现三部曲”：1、比较不同场景中同样的事实；2、比较理论解释与事实的符合程度；3、比较日常意识与事实的符合程度（细节和日常意识的比较，在细节中去发现有意义的东西、更好的解释）。

在之后的问题讨论中，张教授进一步向学员和老师们分享了中心收集的书信资料的来源：走街串户，还有从垃圾收购系统?收来的——不存在法律问题，一般都可用于学术研究；若是捐赠而得的书信、日记，则需要授权，名字、地名要使用化名。另外，书信运用于研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比如，两个人之间的书信对话会有很多独有的共识，这是我们无法捉摸的部分。第二，书信是一段一段的，具有碎片化的特性，为整体把握事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再者，书信内容没办法得到佐证。

张教授的报告洋溢着生活的气息，他详细地讲述了遗弃在社会角落的文字记忆，更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中国新城市史研究和对都市的想象提供了充满温情的宝贵资料。会后，研习营的师生还就材料的使用、当时的真实环境等问题与张乐天教授进行了交流。

书信，是一种可以超越时间的交流，承载着记忆。把书信应用于研究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书信，是呈现每一个时代里的人或物特色的重要体现。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正如张乐天老师所强调的“资料不一定是越完整越好，而是书信本身与研究结论之间支持度的关系”。期待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发现并重视书信对于都市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