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张库大道⑦｜乌兰巴托：曾经的大库伦

活佛的“中央帐篷”

“你要去蒙古？去蒙古不用开通国际漫游啊，你是去包头还是呼市呢？”和我一起去蒙古的一个朋友，在出国前给中国联通打电话，要求开通国际漫游，结果客服在电话里和他进行了一番地理的辩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是张库大道的终点，但这个国家如今已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于这个和我们有着最长边境线（全长4677公里）的邻国，我们一直知之甚少，在一般人脑海里要比朝鲜还神秘。在我去乌兰巴托的飞机上，邻座的旅蒙商人也告诉我，说他在那边两三年，也很少见到去蒙古的游客。

从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机场中出来时，就能感受到刺骨的凉意——而此时北京还是金秋时节。蒙古高原上的这座城市，是全球最寒冷的首都，冬季气温长期在零下40度。蒙古人就在这样的苦寒之地发源，凭借粗犷狂野的游牧文化征服了世界。机场的停车场上伫立着一幅巨大的成吉思汗画像，一下子把人拉到了历史的回忆之中。从13世纪起，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陆续征服了当时人类已知大陆4/5的疆域，而草原帝国的中心并不在乌兰巴托，而是其西南380公里的哈拉和林。忽必烈迁都元大都（北京）后，哈拉和林逐渐衰退。而当清代把漠北蒙古（今蒙古国）纳入版图后，这里的行政中心一直在乌里雅苏台。而乌兰巴托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走向舞台中央，则全归功于中俄茶叶贸易。

乌兰巴托始建于1639年，原为蒙古喀尔喀部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地，被称为“敖尔告”（宫殿、宫邸之意）。但敖尔告没有固定地点，在草原上逐水草游牧。随着俄国哥萨克在蒙古北边建立起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中俄之间的贸易通道逐渐开始延伸到了今乌兰巴托所在地附近。康熙年间（1720年），清廷批准中俄商人于此互市，这里逐渐有了城市的雏形。

1778年，乾隆降旨喀尔喀蒙古领袖在北京到恰克图商路上的驻地设立城防，取名库伦。库伦直译为“中央帐篷”，意为营地，汗、王公和喇嘛在草原上所居之地都称为“库伦”。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的驻地，则被尊称为大库伦（即乌兰巴托）。建城后，库伦逐渐成为漠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商业和宗教中心。相比于政治和军事中心的乌里雅苏台，库伦凭借商业贸易的力量，实现了城市更为快速的发展，并后来居上。1911年末，蒙古最后一代宗教领袖八世哲布尊丹巴（博格达汗）宣布外蒙古独立，并定都库伦。接着在1924年，苏联和蒙古人民党推翻了蒙古王公和活佛的统治，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将“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乌兰巴托的兴起及其对乌里雅苏台的取代，象征着中国与俄国数个世纪的贸易联系对蒙古的城镇体系结构的改变。商业的力量最终压倒了军事和宗教的力量，在茫茫草原上塑造了这样一座庞然大物般的城市。

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库伦城是以哲布尊丹巴的“黄宫”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座寺院兼宫殿的建筑，是哲布尊丹巴活佛的驻锡之地。在蒙古国独立后，黄宫一开始是作为还俗喇嘛的职业培训学校。随后革命党人将其拆除，并在原址上盖起了苏联建筑风格的政府宫，皇宫前的大广场也被改为“苏赫巴托尔广场”，以纪念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苏赫巴托尔。而如今，这个广场又被改名为了成吉思汗广场，是整个城市的中心，广场四周有国家大呼拉尔、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中央文化宫、乌兰巴托市政府、中央邮局等重要建筑。这些建筑多为前联式的建筑，威严庄重，漫步广场上，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一个苏联城市。

客居他乡的旅蒙商

在清代，随着库伦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商人纷纷沿着张库大道北上，来到漠北的库伦住下，进行贸易经营。在十九世纪初，在库伦的中国商人离开了喇嘛庙区域，到了城东建立了单独的贸易市镇，叫做“买卖城”。买卖城是中俄商道上重要的囤积货物之地，在贸易高峰时期，每年有几十万只骆驼往来于库伦与张家口之间。即使是中苏断交、商道开始没落的1929年，从恰克图和库伦出发到张家口的骆驼仍有18万头。当时的商人往往以张家口的商号为总号，在库伦设立分号，经营蒙古地区的毛皮采购，以及汇兑、贷款等金融业务。到了民国初年，库伦的旅蒙商人达10万之众。清朝规定口外商人不得带家眷前往蒙地，不少商人和伙计在这里娶了蒙古女子，有些扎根于此，繁衍生息。

尔后，随着蒙古国的独立，以及国民政府随后和苏联的断交，当时在库伦、恰克图经商的400余家中国商号悉数被蒙苏没收。张库大道沿线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商贸往来迅速凋零。大批中国商人回国，留下的少数人也融入了本地人之中，买卖城不复存在。民国时曾任甘肃教育厅厅长的马鹤天，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27年访问库伦时，对人去楼空的东营子的见闻：“据说从前汉商几千家，约六七万人。自陈毅（北洋政府官员，于库伦担任办事大员，笔者注）败走以后，被枪弹打死的约二千人，移到西库伦的几千人，余都回国。我们在街上游览，看见街道整齐，商号云连，想见当年的繁盛，但现在都成废屋，空无人居。”

在1964年，蒙古总理泽登巴尔亲苏反华，将留下的中国人大批驱逐出境，并接管他们的土地。旅蒙商的后裔也四散入本地人之中。只有个别华商后裔聚居在一个叫“召艾勒”的街道，蒙语意为“一百户”，当地华侨称其为“阳原街”。阳原街，类似于唐人街，是以河北阳原命名，因为当年此处有大量张家口阳原县的客商。在乌兰巴托城郊西北，有一片叫叫“七十层”的山坡，至今仍残留有许多华人墓地。墓碑大多是清末民初所立，上面刻着着阳原、阳泉、怀安、蔚县等字样，记录着当年那批经张库大道旅蒙的商人的家乡。

作为茶叶之路上的商业和宗教双重中心，俄国人、中国人于此相聚。俄国有学者从地理学上把库伦作为中国到俄国商贸线的中点。他们认为库伦以南多为草原和沙漠，适合驼队运输；库伦以北，森林和山脉越来越多，适合牛马运输。因此俄国把这里作为战略要地，从十九世纪起就派哥萨克士兵于此建立军事基地，并在日后积极扶持外蒙古独立。

“最熟悉的陌生人”

随着张库大道的衰败和华商的离去，茶叶之路的元素在这里也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之中。蒙古于上世纪初从中国独立出去后，全面投向苏联的怀抱，从制度到文化全盘俄化，被称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共和国”。他们不仅用俄语字母改造了蒙古文，并且大量的俄语进入他们的语言。因为中苏交恶，蒙古一直与我国极少交流。在1990年苏东剧变之后，蒙古又向欧美伸出了双臂，迅速西化。长期的隔阂，导致蒙古和我国文化渐行渐远。

在茶叶之路最繁忙的时代，蒙古人认为世界很简单：俄国人在一边，中国人在另一边，而他们处在世界的中心。但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苏俄的控制后，蒙古国人已经形成了向北张望的视角。我们在当地的向导毕尔根，用流利的英式英语对我们说，他们觉得和俄国的蒙古人（布里亚特人）更为亲近。因为他们双方的文字、文化和各种制度更为一致，例如他们的火车均为宽轨。我们问他去过中国没有，这个号称走遍世界的人略带羞涩地说：只去过北京，是在机场转机。

漫步在乌兰巴托市区，强烈的陌生感扑面而来。大街上没有一个汉字，我们印象中蝌蚪状的蒙古文也几乎没有，引入眼帘的都是像俄语一样、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蒙古文。与我们同行的一个内蒙的蒙古族朋友，也看得晕头转向。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韩文出现在街头。韩国借助和蒙古同为阿尔泰语系的关联，加强与其经贸和文化往来。而韩国游客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乌兰巴托街头。

在西方，蒙古人被称为最不像亚洲人的亚洲人。粗犷的游牧文化，再加上近现代苏俄的熏陶，让他们神情举止、举手投足，都颇似西方人。他们外向、直率，完全没有东亚国家的内向和拘谨。长期的俄化和最近的西化，让这座城市也足够魔幻：大量的苏式建筑和纪念碑，让人穿越到历史深处。而前些年因采矿业带来了经济爆发式的增长后，大量现代建筑和奢侈品店涌现在街头。路上的女士们都是欧美范的打扮，穿着俄国的皮草和靴子。饭店里的顾客们，娴熟地用着刀叉，把牛羊肉从骨头上剃得干净。电视屏幕上放着美国的MTV，以及被誉为亚洲最潮的蒙古说唱。入夜后，这里并没有《乌兰巴托的夜》那首歌的歌词里唱得那么宁静。草原新贵们开启了欧美范的夜生活，让这座城市灯火通明。

乌兰巴托海拔较高，位于一个小山谷中。清代姚明辉的《蒙古志》中也提到：“至于库伦，地势又高，达四千二百尺，山峦重叠，道路狭隘。”城市被群山环绕，也造成了空气污染的问题。如今大量的私家车取代了马匹，在拥堵的道路上排放尾气。集中供暖设施不足，棚户区基本上都是烧柴火取暖。每年冬天，这里都会因为通风不畅而空气污染爆表。乌兰巴托因此连续多年被世卫组织评为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不过在天气好的时候，到城市南部的翟山上，可以俯瞰全城。放眼望去，各种风格的建筑混搭在一起，倒也展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的美。现代化的公寓楼与传统宅院交错出现，苏联式街坊型住宅旁就是欧式的高档别墅。城市郊区皆是在山坡蔓延铺开的棚户区，大量的蒙古包点缀其间。乌兰巴托聚集了蒙古国一半的人口，而其中又有一半在这些棚户区中。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度，城市化的速度令人眩目。

这是一个极度二元分化的国度。出了首都乌兰巴托，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在这个人口密度全球最低的国度，千百年来，牧民们在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在内蒙古，如今的牧民们都已经定居，住上了砖头水泥的现代房屋。而在蒙古国，牧民们依然习惯住在传统的蒙古包里，过着传统游牧生活，远离手机信号等现代文明。

我们到草原上的牧民家里住了几天。深刻地体验到草原生活的异常艰苦，远在浪漫想象之外。十月初的蒙古包内经常能把人冻醒；食品单一，缺乏蔬果；无法洗澡，寒风中半开放的旱厕也很难适应。几天的生活，让人体验到极北苦寒之地生活的坚韧度。清朝的一个叫称篡的库伦办事大臣，在《蒙事随笔》中也记录了其在张库大道上经历的艰辛草原生活：“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水味则苦咸而外，腥且臭，浊且涩，犹宝如液......五月中旬以后，至中元日，无风不异赤道。若艮地狂飙，披裘不及，则冷如隆冬。”

还好在饮食上，我们依然感受到了茶叶之路的遗产。在城市里的饭店和超市里，随处可见袋泡茶。在草原上，奶茶同样是牧民们每日生活的必需。而随着中蒙两国近年来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元素也逐渐出现在了乌兰巴托街头。大使馆所在的北京街已经立起了中国传统的牌坊。在博格达汗宫的外面，我也看到了中国援建的文字介绍，并且这座宫殿的修缮同样是由国内的文保专家参与支持的。

而中国的客商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旅蒙经营。我在来乌兰巴托的飞机上认识的那个客商，生在云南，做生意在海南，现在来到蒙古国做羊肉贸易。他告诉我，这里的羊肉质量好，又比国内便宜很多，但是直接运输羊不方便。他计划在这里建一个羊肉加工厂，运输到郑州的物流中心，再辐射到整个华北。

这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给我看他手机上的照片：新建厂房的地基旁，是他自己盖的居住的房子。“土地私有，没有规划，我想盖什么房子都行。”他说。

我问他：“会在这里长住吗？”

“应该会的，对我们来说，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是家嘛。”他说。

或许当年旅蒙的华商们，就是凭借这样的商业精神，行走天涯，终老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