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张库大道⑤｜集宁：察哈尔云烟

草原“桥头堡”

严格来讲，张库大道指的不是某一条具体的路线，而是若干条线路。商人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最常走的是中路：从张家口的大境门出发，经张北、康保，进入内蒙；再经乌兰察布的化德县、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和苏尼特右旗，到达二连浩特市；再从蒙古国扎门乌德入境，直抵乌兰巴托。

这条线路并不经过集宁，但集宁却实实在在是张库大道在内蒙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首先，对于晋商来说，如果不经过张家口，直接去漠北蒙古的话，就直接从太原和大同出发，经过集宁、商都、苏尼特右旗（赛汗塔拉），穿越浑善达克沙漠，到乌兰巴托。而从张家口出发的客商，奔赴草原上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归化城的时候，集宁就是中途的必经之地。对于从北京出发前往草原的话，除了通过走张家口，还可以先到宣化再至大同，再通过集宁进入内蒙。因此，集宁一直在张库大道一带的交通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中转作用。

作为内蒙距北京最近的地区，集宁市内蒙东进西出的“桥头堡”，其交通地位在铁路时代得到了强化。在京张铁路完工后，库伦办事大臣上奏朝廷，请求继续沿着张库大道修建张家口到库伦的铁路。但是从张家口直达库伦的交通线上人烟稀少，缺少城镇。当时的邮传部尚书陈璧在奏折中称：“张库直线墟集无多，货物稀少，不如先由归化绥远逐节展筑接路，工可计日图成，养路经费亦不至虚悬无着……归绥一带商货萃集，绕出其间以修兼养，且为北达恰库、西通甘新，总干较易着手……”因此，清廷决定先修建张绥铁路到归绥（呼和浩特），再修建绥远到库伦的铁路。张绥铁路后来成为平（北京）绥铁路，继而成为京包线的前身。这条铁路在集宁设置了平地泉站，成为重要的交通节点。在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北京到二连浩特的铁路通车，并与蒙苏实现铁路联运。这条铁路就是在京包线沿线的集宁分叉，向北直通二连。从此无论是张家口、大同还是呼和浩特，前往蒙古国口岸，都需要经过集宁。尽管此时张库大道已经不复存在，但也可以反映出集宁在草原丝绸之路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集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解放战争期间，集宁是少有的发生了三次战役、被国共双方反复争夺的地方。作为双方在原绥远地区争夺最为激烈、战役规模最大的地区，集宁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在市中心的老虎山公园一侧，集宁战役纪念馆、胜利广场、纪念广场，连同集宁战役指挥部旧址、军事体验馆，形成了规模宏大纪念建筑群。而山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是给城市留下了深刻的红色印记。

晋人走西口

集宁原为是乌兰察布盟的首府集宁市（县级市），后来乌兰察布撤盟改市（地级），集宁撤市改区。内蒙的地名和行政区划的复杂可见一斑。一下火车，就在集宁站内看到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在东边的京津冀、西边的呼包鄂纷纷抱团之际，集宁、大同、张家口这三个城市，以张库大道和茶叶之路为纽带，又再次走到了一起。历史上多年的经贸往来、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塑造了横跨三省区的极为相近的地缘关系。

事实上，这三地均属于晋语区，集宁在明清时期均属于大同府丰镇厅。走在街头，耳畔能听到大量平舌音取代了翘舌音，连同复杂的连续变调，让人恍惚回到山西。而晋北的刀削面和莜面，则占据了路边小饭店的半壁江山。在一百多年前，无论是经杀虎口的走西口，还是经张家口的走东口，大批山西人出关进入塞外。在商人的驼队背后，是大批随之而来的老百姓。在清廷允许向内蒙移民之前，就有很多蒙古王公贵族私下将土地租给流入当地的汉人农民耕种的现象。

光绪年间，清朝正式实施“移民实边”政策，开始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全面放垦，于各地设置垦务公司，丈放察哈尔左翼四旗、右翼四旗、乌兰察布盟六旗、伊克昭盟七旗归化城八旗等场地。大量山西、河北、山西的农民进入察哈尔地区，大规模垦殖草原进行农耕，形成了察北六县、绥东五县。随后的北洋政府迫于内地人多地少的压力，进一步鼓励向内蒙移民，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如今整个内蒙西部的汉族聚居区，基本都属于晋语区，这便是百年前人口大流动的产物。和东三省发生的闯关东类似，这次向塞外的大移民，深刻改变了北部边疆的人口分布和农牧业结构。

移民们将传统的农牧分界线界线向北大幅度推移，使得这一地区的单一游牧经济变成为农牧并举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蒙古族也受到农耕文化冲击，开始放弃游牧方式，改为定居，学习农耕，出现了与汉族类似的村落。这也印证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草原民族和汉民族一直以来都在相互融合，有游牧的汉人，也有耕种的少数民族。在农牧分界线一带，民族的分化一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大批商人、农民和务工者的到来，带来了这一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像集宁这样大批蒙汉共居的城镇开始繁荣起来。

我从集宁南站搭乘一辆呼和浩特开往二连的火车，进入草原深处探访。这辆绿皮火车，一路经过各个苏木小站都停。苏木也是内蒙特有的行政区划级别，相当于乡一级。不过这些牧区的苏木都非常小，基本上规模和我们的一个小村庄差不多。如今草原上的牧民都已经将草场进行了划分，类似于内地农村的包产到户。牧民们也告别了游牧生活，不再住蒙古包，而是住在固定的村庄。从火车的时刻表上看，过了集宁之后，除了一个芦家村，剩下的站名皆为蒙语地名：巴彦郭勒、德日斯图、郭尔奔敖包、齐哈日格图......车上不少乘客都是去牧区的蒙古族，耳畔常能听到说起来很快、有rap感的蒙语对话。我旁边的一个牧民，去的是草原深处的一个小站。那个小站名字很美，叫乌兰花。

火车从集宁出发后，窗外的景色开始由农耕地区向牧区转变，庄稼地和草原交错映入眼帘。过了察哈尔右翼后旗政府所在的白音查干镇，窗外彻底变成了一望无尽的草原，铁路沿线的房屋墙上“精准扶贫到户、发展产业脱贫”的标语，也变成了原野上树起来的“加强草原保护、遏制草原退化”的宣传牌。这里的草原和我在蒙古国牧区所见景象类似，不过频频出现的高压走廊和信号塔，则反映出内蒙牧区更优越的基础设施。我在白音查干时，出租司机介绍说，从那里往东往南（商都、兴和集宁等）都是种地，往西往北（察哈尔右翼中旗、四子王旗等）都是放牧。如今的农牧过渡地带，比历史上长城一带向北移动了数百公里。

白音查干郊外草原上矗立着大批风力发电机群，原野上的风速可想而知。后来我在察哈尔民俗博物馆中，看到一幅老照片，草原的商道上，一个商人推着带有风帆的独轮车前行。顿时感受到草原上对能源利用技术，有着这样一种穿越时空的传承。

察哈尔往昔

如今在集宁和乌兰察布，汉族已经占据人口多数。不过无论是集宁，还是周边的旗县，都在城市形象塑造上，主打察哈尔的文化牌。内蒙古在清代为漠南蒙古，分为多个部落。乌兰察布盟属于察哈尔部。在元朝灭亡后，察哈尔部一直是蒙古汗廷的宗主部，历史上号称蒙古中央万户。明代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的达延汗自驻察哈尔，并与明朝通贡互市，贡道由大同、张家口一线入居庸关，成为张库大道和茶叶之路的前身。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以肉和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逐渐把茶作为必需品，甚至到了“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奶茶逐渐成为草原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

在察哈尔右翼后旗政府所在地白音查干镇，有一个察哈尔广场。广场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让人印象深刻。广场北入口有成吉思汗坐像，中央有“苏鲁德”大柱子，南门则是察哈尔部妇女头饰形状的拱门。广场上还建有不少蒙古族用品的景观雕塑，分为两列：一列是军事工具，包括弓箭、马鞍、摔跤服等；另一列为生活用品，如捣茶桶、茶壶、银碗、挤奶桶等，也反映了草原上不可或缺的奶茶文化。广场旁边居民楼的建筑立面的细部，都颇有匠心地体现了察哈尔文化元素。

而集宁的察哈尔民俗博物馆，是我见过的关于察哈尔文化内容最丰富的博物馆，而且里面有大篇幅关于茶叶之路的内容。摆放的茶砖依稀让人看到茶叶之路的过往。茶砖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的更为常见，类似32开本的精装书大小。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当时的草原上，茶砖相当于通用的货币，三块茶砖可交换一匹马。

博物馆讲解员，经常提到“我们察哈尔......”不知道在她的概念里，这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曾经的察哈尔省已经成为历史，而察哈尔部的草原文化，也在现代文化中受到冲击。文化的变迁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重塑着城乡的意义。当年的茶叶之路如此，如今的全球化与城镇化浪潮，亦是如此。

离开集宁前，我找了一家打着库伦荞面招牌的小馆子。几种面条都是八块一碗，差不多是北京类似饭馆价格的一半。我特意点了最具本地特色的荞面，但味道却并没想象的那么好吃。作为粗粮的荞麦，在过去饥饿岁月里，是穷人们对于白面的替代品，吃起来略硬和涩，好像是面条上带着许多小沙粒的感觉，满嘴都是塞外的艰苦。饭店里的墙上，贴着一个本地酒的广告，“用武器放倒敌人，用好酒放倒兄弟”。收款的柜台上放着一个小电视机，老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里面的二人台节目——一种来自于山西、形成于内蒙的民间曲艺，在我看来有点像是山西梆子和东北二人转的混血。屏幕上丑角和旦角轻快的小调，与屋外大街上传来的“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的草原歌曲相映成趣。或许交通可以更迭，城镇不断变化，而文化则最终沉淀为人格，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