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钟摆或再次回家？拉美新一波的“粉红浪潮”

编者按：近年来，拉美多国迎来左翼领导人上台，外界也将其称为新一轮的“粉红浪潮”。然而，所谓的“粉红浪潮”的背后究竟是常规的政治钟摆，还是从当下的困境中寻求新的改革，迈向更民主的经济结构？

2022年6月，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在哥伦比亚大选中胜出，成为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左翼总统。连同之前的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宏都拉斯、秘鲁、智利等国当选的新左翼领导人，国内外媒体都形容拉丁美洲再次卷起了左翼浪潮。然而这次左翼力量在拉美的崛起，跟二十年前的粉红浪潮有何不同？拉丁美洲到底是持续在左右政治势力之间来回钟摆，还是有更根本的改变正在发生？拉美左翼领导人上台对中美在国际影响上的角力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尝试拓展一下华语媒体在这方面的讨论。

当地时间2022年8月7日，哥伦比亚波哥大玻利瓦尔广场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国会主席罗伊·巴雷拉斯(右二)在调整哥伦比亚新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中)的总统绶带。

透视新“粉红浪潮”

这次政权变革，之所以被外界形容为新一波的粉红浪潮，主要是因为从2018年墨西哥大选开始，左翼候选人相继在拉丁美洲的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其中2021年底上台的智利年轻学生运动领袖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和上个月在哥伦比亚大选中获胜的前游击队成员古斯塔沃·佩特罗最令人惊喜。前者是借着2019年的反公共运输车票加价运动和紧接的重新起草宪法公投而起，后者则是在所谓“美国在拉美的后花园”中成为第一位执政的左翼总统。毕竟美国曾经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打击毒枭和左翼游击队。到目前为止，在拉美的2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16个将由左翼或中间偏左的领导人执政。而在下半年的巴西大选中，前总统卢拉在民调目前大幅领先现任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并很有可能再度执政。届时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都会由左翼政府带领。

拉美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连续上台的现象，被称为新一波粉红浪潮；这是因为20年前，90年代末的拉美也经历过一段类似的政治现象。简单来说，当时拉美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新自由主义抗议运动，促成不少反私有化、主张增加社会福利的左翼或中间偏左领导人上台。之所以被称作粉红，是因为他们跟传统的左翼红色政权相比，显得更实际或民粹。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说法，拉美各国之间的政治历史和结构还是存在差异。然而自2014年开始，粉红浪潮开始退潮，拉美各国连续上演政权易手，不少右翼领导人打著反贪污、发展经济的口号上台。直到今天，政治风气又被扭转了过来。

我们当然有理由替拉美的人民感到高兴，毕竟在右翼上台后民众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过去几年的疫情更是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打击。从数据上来看，拉美人口在全球人口中占约9%，但该地的新冠死亡人数占到了全球新冠总死亡人数的约三成。IMF指出，2020年拉美经济萎缩了6.9％，缩幅高居全球之冠。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迫切改变现实的愿望和左翼领导人上台都是符合现实的结果。

不过对未来感到极为乐观可能为时过早。在政治上，左翼领导人的执政和推行改革都面临诸多掣肘。举例而言，虽然智利总统博里奇在选举中比他的右翼对手得票率高出11%，但其所属的“赞成尊严”党（Apruebo Dignidad）并非两院多数党，占多数的是右翼联盟智利瓦莫斯（Chile Vamos），因此，争取中间偏左的New Social Pact联盟对博里奇而言至关重要。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古斯塔沃·佩特罗的支持率只比对手鲁道夫·埃尔南德斯（Rodolfo Hernández）多出3%。可想而知，在一个长期被国内外右翼力量主导的国家，佩特罗在上台后将会面对保守的行政官僚和国家机器；一旦改革失利，就很可能断送辛苦建立的左翼力量。正如古斯塔沃·佩特罗在当选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哥伦比亚过了这么久才出现一个左翼总统？你担心自己一旦失败，就可能会是最后一个（左翼总统）吗？”佩特罗回应道：“如果我失败，黑暗将会来临，并卷走一切”。

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智利圣地亚哥，智利“制宪会议”主席金特罗斯正式向总统博里奇递交该国新宪法草案。该草案已经向公众公布，民众将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审查该文件，并于9月4日对其进行强制性全民公投。

佩特罗在选举前还担心遭到暗杀，因此他在当选后很快就跟对手合照，表示要团结哥伦比亚。与之类似，作为国会的少数派，如果博里奇计划推动改革，就必须和传统的中左政党合作。这已经引起了学生运动的反弹，在领导人势必要做出各种妥协的情况下，改革的速度很可能落后于人民的期望。

侍从主义的钟摆，还是“搞搞新意思”？

事实上，无论是佩特罗还是博里奇的处境，都是典型的多党政治选举中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论者认为这波拉丁美洲国家的左翼候选人连续上台，不过是政治力量的钟摆。人民觉得当权者在过去几年没有带来改变，碰上一些社会政治契机，就很容易导致政权易手。这一波政权转变与过去几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破坏息息相关。上一次拉美整体右转则在2014至15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后，来自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下降的时间点重叠。后者导致拉美以出口石矿、大豆等原材料、农作物和矿物的经济模式面临危机，引发社会保障难以为继的连锁反应，加上右翼动员，最终成功推翻了在上一波粉红浪潮时期上台的政府。

2000年前后出现的拉美粉红浪潮左派政府的确逆转了一些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并明显缓解了贫穷问题，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力进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只能持续依赖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遗留下来的采掘主义（通过开发并出口原材料来获得收入）。这个结构性限制影响的不单仅仅是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它同时把选举和人民动员停留在一种侍从主义（clientelism）的交换关系上。左翼在夺权后无法进行经济民主改革，总是依靠社会运动抗争式动员来争取选票，在重点产业的组织工作也不够深入，无法把粉红浪潮的社会基础从城市的穷人拓展出去。关于粉红浪潮的结构性缺点，左右翼的分析精要的捕捉了核心：右翼认为粉红浪潮太过民粹，无视了经济发展；左翼论者则认为不是改革太快，而是不够“革命”，停留在了民粹层面。

换言之，拉美这一轮的左翼上台是否能成功，是否真的够“新”，就在于它是否能摆脱粉红浪潮的侍从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智利和哥伦比亚左翼政府一些新的主张具有新意；如果处理得当，社会就可能迈向更民主经济结构。

例如哥伦比亚的新总统佩特罗就承诺停止勘探新的矿山设施和海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并期望用农业、制造业和洁净能源来代替这些项目。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哥伦比亚的出口状况，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个经济转型如此重要。2020年，石油产品出口约占该国出口总量的3成。如果加上采矿，这一比例则会超过5成，约占GDP总量的8%。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佩特罗提出要打击这个产业的时候，一些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都表示支持他的竞选对手。如佩特罗自己所说，对于哥伦比亚来说，煤和石油就像可卡因，这三样主要出口物都是有毒的。这种毒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政治层面上的。那么，佩特罗到底有多大空间来处理国家经济对开采业的依赖呢？

一方面，打压开采业肯定会在短时间内降低政府的税收，影响社会的再分配政策。加上疫情以来，国内的经济情况不佳，虽然新政府还没有提出政策细节，但可以想像未来的改革将会非常困难。

当地时间2022年3月23日，哥伦比亚波哥大，总统候选人古斯塔沃·佩德罗和竞选搭档Francia Marquez参加竞选集会，背景是Francia Marquez巨型照片。

另一方面，从政权的社会基础来说，改革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哥伦比亚新政府的副总统弗朗西亚·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是当地反开采业运动的领袖。她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成就，是在2014年反对矿业跟非政府军事对于家乡金矿的开发。她组织了当地的妇女从当地的高山游行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她们的游行旅程长达350公里，并成功迫使政府制止非法开采。马尔克斯此后成为了哥伦比亚女权运动的领袖，再加上她出身农村的非裔身份，使她成功动员传统安第斯山脉中心区域以外的加勒比海、太平洋和亚马逊等边缘地区的人民，使得三地的投票率明显上涨。

换句话说，新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拓展到城市以外的群体，比起20年前的粉红浪潮，人们的意识、要求、对未来的想像，包括社会整体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变了，政治自然也会改变。如何巩固这个基础，动员这些群体连结城市里的工人运动，继而动员在传统开采业的工人一同投入绿色转型和经济民主化，会成为新政府摆脱殖民和新自由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限制的关键。在这个角度看来，新一代领导人有可能摆脱过去粉红浪潮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一旦拉美政权迎来左转，不论外媒还是官媒，都普遍认为这是对中国有利的信号。一方面，左翼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会更接近中国（或因为反殖而离美国更远）；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南南合作”也比美国和IMF等牵涉的政治交换或经济紧缩政策的合作更有吸引力。

目前中国已经是南美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180亿美元上升到4500亿美元，同时拉美也是中国第二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占到其总额的19%。33个拉丁美洲国家中起码有21个已经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未来在拉美将会有更多的投资。美国当然不会眼睁睁看著拉美落入中国怀中，然而他们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持续排斥使得他们跟拉美的关系充满障碍，上个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峰会就起码有8个拉美国家没有出席。

在这个问题上，新上任的智利总统博里奇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都表示不会选边站，而如果卢拉能在未来再次当选巴西总统，即便中巴关系会迎来提升，巴西依旧要面对同样的“经济转型与出口依赖”的问题。但出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限制，他们能在多大程度坚持住自己的立场，还值得进一步观察。而这也将进一步决定拉美能否摆脱侍从主义的钟摆。

结语

透过交代进步政治实践的复杂性，本文简单澄清了某些对拉美新一波政治变化的狂想。对于我们来说，这反映了从拉美左翼当选，到夺取整个国家机器、实现经济民主化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争取自主都困难重重。但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 （Jean-Luc Mélenchon）等人的成功（哪怕现在前两位都已不再身处于第一线的选举政治）都显示左翼能发动很大的政治能量。

看到拉美的新生左翼运动和女性、环保运动成功结合（起码暂时来说），证明左翼的分析是正确和可行的。

套回钟摆的类比，拉美新一波的左翼力量依旧需要面对与上一波粉红浪潮类似的结构性难题，他们极有可能会在几年后下台。但值得感到乐观的是，这次左翼能重夺，甚至扩大力量，本身就反映了它的韧性，否则钟摆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摆”回来。对于所有左翼而言，如何扩大和巩固力量将成为需要共同思考和实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