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全球现象级电影——《战狼2》与《敦刻尔克》比较谈

【编者按】

2017年7月，两部商业电影巨作分别在欧美等地和中国内地公映：7月13日起，美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刻尔克》先后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公映；7月27日起，动作演员兼导演吴京自编自导自演的《战狼2》在中国内地公映。

两部影片均为商业大制作，但公映后的口碑却有不小的区别。前者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赞誉，迄今为止在汇聚资深国际影迷的国际电影数据库网站（imdb.com）中的评分高达8.3，在国内资深影迷聚集的豆瓣电影中的评分为8.6。后者则在国内国际上都毁誉不一，影迷评分方面，在imdb.com中的评分为6.6，在豆瓣电影中的评分为7.3。

票房方面，据imdb.com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日，《敦刻尔克》的美国票房为1.88亿美元，全球票房为5.25亿美元（其中在中国内地的票房3.39亿元人民币）。《战狼2》则创下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多项纪录：首映4小时后票房突破1亿元；上映4天后票房破10亿元；上映8天后票房突破20亿元票房，并成为华语电影中最快破20亿元票房的影片；上映11天后超越《美人鱼》创下的33.92亿元的内地电影票房最高纪录。至10月28日下线，《战狼2》的中国内地总票房为56.78亿元，观影人次超过1.5亿人。

对上述两部2017年度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现象级商业电影，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本文中认为，《战狼2》在剧情细节方面存在诸多硬伤，作为一部商业大片，远未达到通行的水准，而《敦刻尔克》则通过一群士兵逃生的故事，展现了一种坚韧顽强的集体生命力，导演在本片中将卓越的电影艺术和伟大的道德精神进行了深刻结合。

本文原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经授权转载。

在2017年的全球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两部电影当属吴京导演、中国出品的《战狼2》和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美国出品的《敦刻尔克》。在全球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电影榜单中，《战狼2》以8.703亿美元票房排名55位，《敦刻尔克》以5.237亿美元排名168位。

但是，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战狼2》的票房99.7%来自国内票房收入，只有0.3%来自海外（北美为主）。其二，在国际影评界，相较于《敦刻尔克》获得普遍的高度赞扬，《战狼2》不仅遇冷，而且在为数不多的影评中遭遇尖锐的批评。

对这两部影片所票房与评价的两极逆向差异，我们有必要在美学与文化两个层面做深入的研讨，并通过两片的比较研究，探讨电影如何表现“爱国主义”主题。

一、《战狼2》剧情的细节批评

从电影类型划分，《战狼2》属于动作/战争片，而且是按商业大片的制作模式配方生产的。在121分钟的片长中，影片展示了数十种轻重枪械，战斗车船从越野车、坦克到军舰，正反角色之间的打斗、拼杀和射击则充斥全片，极具震撼力的爆炸也频繁出现。

当然，这部影片的“商业化制作”更主要表现在“轻角色，重动作”和“轻故事，重刺激”的电影呈现。男主角冷锋（吴京饰）被设置为一个血性刚烈的超级英雄，以他全能的格杀技艺表现爱国主义者的赤胆忠心；与之相对，反派主角、来自欧洲的雇佣军头目“老爹”（Frank Grillo饰）则被设置为扮相凶残、心狠手毒的邪恶杀手。这是我们在好莱坞商业大片中常见的正、反派主角形象设置。也如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故事呈现套路一样，这两个正、反派主角之间的格斗、搏杀构成了影片呈现的基本情节，而故事则成为粗略、扁平的叙事线索。在画面、音效和动作设计上，《战狼2》借助于国际化的主创团队实现了国产动作/战争片的“好莱坞式”升级。但是，在人物性格塑造和剧情创意两个层面，该片表现出了主创团队明显的弱点——缺少人物性格的合理表现和剧情推进的有机缜密。客观讲，在电影艺术层面，作为一部商业大片，《战狼2》远未达到通行的水准。

《战狼2》讲述在一次非洲某国军事叛乱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战狼”冷锋只身进入叛军占领区，解救被围困的中国侨民和当地民众的故事。电影序幕用一个两分钟的长镜头展示了在马达加斯加海域，作为商船私人保安的冷锋与四个海盗水下徒手格斗并将他们成串捆绑的情景。然后，影片闪回叙述他在三年前护送战友的骨灰回家，遇到战友家正被强拆，愤怒之中，一脚踢死了恶霸开发商，因此被解除军职并且入狱服刑。

电影转入正片后，冷锋随他解救的商船来到非洲某国的首都。在这个港口城市，他倒卖中国商品、与当地人斗酒，还有一个无家可归的非洲儿童Tundu（N. K. Chukwuebuka饰）做“干儿子”。该国突然暴发军事叛乱，冷锋带着Tundu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四处冲杀，来到中国政府撤侨的码头边。冷锋和Tundu登上了撤侨船，却通过手机得知Tundu的母亲Nesa（Ann James饰）与47名中国工人被叛军围困在一个华资工厂。另外在一座华资医院中，还有一位特别需要保护的援非中国医生陈博士需要解救。按照国际法，中国政府不能直接派军事人员前往解救他们。

冷锋以非现役军人身份，主动向现场的中国大使请求只身承担解救任务。这次军事叛乱的首领是奥杜将军，他雇佣了欧洲最昂贵的职业雇佣军团队，“老爹”则是参与叛乱的雇佣军头目。“老爹”的手下大熊（O. A. Prudius饰）带众雇佣军先期赶到陈博士所在医院，混乱中女雇佣军雅典娜（Heidi Moneymaker饰）枪杀了陈博士。冷锋驾车冲杀入医院，从中救出了援非医生瑞秋（卢靖姗饰）和陈博士收养的非洲女孩帕莎（Diana Sylla饰），带着她们俩在叛军一路疯狂追杀中来到Tundu母亲所在的华资工厂。在工厂主儿子卓亦凡（张翰饰）和工厂保安队长、退伍侦察兵何建国（吴刚饰）的配合下，冷锋歼灭了围困工厂的叛军，带着中国侨民和非洲工人平安抵达中国维和部队驻地。

这就是《战狼2》的剧情主线，一个非常单一平面的叙事线索。在这个主线中，有两个插曲。

其一，在华资工厂中，冷锋率领何建国和卓亦凡与追随而来的雇佣军进行了一场恶战，雇佣军撤退之后，冷锋在夜晚暴发了恶性致死的拉曼拉病毒症。在工厂总管林志雄（淳于珊珊饰）的要求下，为了避免传染工厂人员，冷锋带着瑞秋和帕莎连夜冒雨驱车到野外，借宿于一个山洞。一夜之后，睡梦中醒来的冷锋不仅逃脱了死亡，而且神奇地恢复如初，成为立即投入战斗、并且身手矫健的猛士。

影片对这个“奇迹”的解释是：陈博士在被枪杀前发现帕莎是拉曼拉病毒自癒体，从她身上提取了拉曼拉病毒疫苗；瑞秋昨晚给冷锋注射了这种尚未做活体实验的疫苗，冷锋因此痊癒。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勉强的解释，其明显的漏洞是，前一天在他们逃离华资医院的车上，瑞秋见冷锋右手受伤，就告诉他小心感染拉曼拉病毒，说这是尚未研制出救治药物、迅速致死的非洲流行病毒，但一夜之后瑞秋却声称自己掌握着这种神奇救生的疫苗了！

在华资医院中，冷锋三人是在叛军和雇佣军蜂拥搏杀中夺路而逃的，电影只显示瑞秋在危急中惊慌地抱着帕莎登上冷锋的汽车，随身没带任务箱包，冷锋则在与雇佣军及叛军搏斗之后徒手冲上汽车。除非有神仙之明，瑞秋是不可能随身携带这种未经活体实验的病毒疫苗的。在车上为冷锋包扎手伤的时候，瑞秋叫坐后排的帕莎递上一只药箱。合情理的解释，这只药箱是冷锋备用的，不可能事先放入陈博士的疫苗。看电影呈现的前后画面，冷锋和瑞秋都不可能携带陈博士的疫苗（如果真有！）。因此，让冷锋从拉曼拉病毒逃离死亡、一夜痊愈如初的神奇疫苗，只能是“神赐”了。

那么，影片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奇迹”呢？从剧情看，它是出于两个需要，一是为了插入一切商业大片必有的浪漫情节，以舒缓影片持续紧张的搏杀气氛，二是为了让冷锋在山间“就地取材”制作冷兵器毒箭，给持续观看热兵器的观众换一下口味。

其二，在“老爹”率领下，雇佣军和叛军控制了华资工厂，而且在冷锋、何建国和卓亦凡（在工厂冲突中抗击雇佣军和叛军的全部人员）已经被严密围困、只待擒杀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奥杜将军强迫撤退的命令。“老爹”在愤懑、无奈中率部撤退，解除了冷锋们的困局。然而，“老爹”回到叛军总部，听到奥杜将军几句斥骂之后，就一刀刺杀了他。杀死奥杜将军之后，“老爹”即刻将现场的叛军副头领“扶正”，并许诺只要助其“杀死冷锋，抓住帕莎”，他就可统治该国。此后，“老爹”再度率领雇佣军和叛军向冷锋所在的华资工厂冲杀而来，而且声势更加浩大。

这个插曲的前后转换令人不能解释一个关键问题：在垂手可得之际？“老爹”为何放弃擒杀冷锋？首先，直接的解释当然是听命奥杜将军。但是，后续的情节表明，这个叛军首领，虽然名为雇佣军的金主，但实质上不过是“老爹”不高兴就可以一刀刺杀、并且可以轻易替换的“叛军头目”。其次，在“老爹”不需听命奥杜将军的前提下，另一个解释，“老爹”假借“听命撤退”，先回总部解决掉干扰他的奥杜将军，然后对冷锋杀回马枪。

按照片商宣传，“老爹”是“智商、指挥能力和作战技能一流的雇佣兵组织头目”。先前在华资医院中，观看录相，“老爹”不仅已经确定了帕莎是陈博士死后他最需要得到的人，而且通过雇佣军欧洲总部确认了冷锋的“战狼”身份。因此，从医院冲突之后，“杀死冷锋，抓住帕莎”，就是“老爹”的基本目标。本来在首次攻入华资工厂后垂手可成的事情，“老爹”为什么要用“撤退”绕一个大圈子来完成？（在网上，有网友为影片辩解说，“老爹”的背后有更深的欧洲政治背景，这个幕后力量的意图就是要把中国卷入非洲战乱；这个谜底会在《战狼3》揭秘。按：此说荒谬可笑，若片方真如此发展剧情，问题就不止于“漏洞”。——作者原注）

影片设计这个情理不通的“撤退”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猜想有两个意图：其一，作为一个商业大片的设计套路，作为超级英雄，主角一定要经历绝处逢生、转败为胜的“逆转”，以此显示其“超级全能”；其二，以杀掉奥杜将军为转折点，将冷锋与非洲叛军的斗争，正式逆转他与“老爹”代表的欧洲雇佣军的斗争。

在后半部转入冷锋与“老爹”的直接斗争之后，影片除了持续展示敌我双方的枪击、肉搏之外，新添了冷锋用一支自制木棍“毒箭”攻入雇佣军和叛军重兵围困的华资工厂，以及在工厂内部进行“坦克漂移”的坦克大战等情节。影片在竭力展示冷锋的神奇功夫和豪强风格时，并没有进一步揭示他的内心意识和性格内涵。与之相对，“老爹”作为反派对手，也只是持续展示他的凶狠和残暴。杀死奥杜将军后，“老爹”明确宣称以“杀死冷锋、抓获帕莎”为血战目标。然而，在影片后半段直至结尾，帕莎不仅不再成为“老爹”追逐的对象，甚至可说已经完全被后者遗忘。我们看到，一场竞赛“坦克漂移”和正、反两主解的凶残格斗、血腥搏杀占据了影片后半段的主要画面。

在影片的最后动作戏中，“老爹”使用暗藏的微型双匕猛烈刺杀冷锋、强压着冷锋说：“世界上只有强者和弱者，你们这种劣等民族永远属于弱者，你要习惯，你他妈必须习惯。”冷锋夺下双匕反手连续猛刺“老爹”，在最后杀死他之前回应说：“那他妈是以前！”

这个结尾情节的设计，完全偏离了“撤侨救援”的主题，冷锋与“老爹”的斗争，从反暴力的斗争，转换成历史上欧洲列强与中华民族的压迫与反压迫斗争的当代延续。冷锋的回应，并没有否定“老爹”宣称的“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而是在承认其“世界只有强弱”的丛林法则前提下，用自己杀死“老爹”的行动和“那他妈是以前”的回话证实，在“世界上只有强者和弱者”的国际社会中，“中国（中华民族）现在是强者”。在“撤侨救援”的主题片中，延续冷战思维，无条件地将“国际反暴力”主题转换为“民族强权”之争，无论就剧情逻辑，还是就电影精神，都是不应该的认知错误。

《战狼2》作为一部动作/军事商业大片，设定并且明确张扬的是爱国主义主题。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获得堪称奇迹的近57亿的“爆款票房”，和国内主流媒体高度赞扬，主要原因就在此。在影片中，该片不断使用对白、文字、图像等媒介突出显示中国的强大、威信、友善和正义。其中的一些情节，对于激发中国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是有强烈的感染力量的。但是，由于其动作商业片的定位，更由于主创人员表现出的文化认知力和艺术创新力的双重缺陷，影片对爱国主义主题的表现，不是从电影艺术的有机呈现出发，而是停留于贴标签、喊口号，并且机械、笨拙地使用爱国主义元素。

在全片中，《战狼2》最强烈渲染“中国力量”的情节，是结尾时冷锋以冲锋姿式半站在行进的卡车顶上，右手作旗杆，高举着中国国旗，带领着满载被解救的中国工人和当地居民的车队，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叛乱交战区。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场面是非常感人的。但是，从《战狼2》的故事线索来看，“举中国国旗通过交战区”，是一个矛盾而虚假的设置。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尽管影片中至少两次出现叛军首领严令禁止枪杀中国人的情节，但实际上，影片自始至终展示出，佩戴红巾的叛军对平民的屠杀都是包括中国人的。“叛军不打中国人”，是一个影片自我否定的设计。

其二，如果说冷锋对叛军、雇佣军的战斗可不定义为“中国军事介入”，那么，在中国海军舰队得到“上级指令”在海上向在华资工作施行屠杀的叛军和雇佣军发射导弹、进行毁灭性打击之后，遭受中国军事打击的叛军（和雇佣军）怎么可能奉守“不打中国人”的戒令？

其三，电影画面显示，冷锋在卡车上高举的中国国旗，是在叛军和雇佣军两度冲杀进入华资工厂之后、联合国救援直升机到达之前，工厂保安队队长何建国在最后撤离工厂前，从工厂某房屋顶上的旗杆上取下来，随身带走的。这意味着，这面中国国旗至少在战乱暴发后，就作为“中国象征”悬挂在该工厂上空——当然也是人人可见到的。假如展示中国国旗就可以免于交战双方攻击，为什么在两次工厂冲突中，数以百计的叛军对这面飘扬在工厂上空的中国国旗视而不见？

其四，奥杜将军在被杀前告知“老爹”，叛军不能杀害中国人，因为叛军在夺取政权后需要中国作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之一“投票认可”。然而，影片紧接着展示给观众的是，叛军和雇佣军直接炮击标记“UN”、用于联合国人道救援的非战斗直升机。

基于以上这四点理由，电影没办法向观众合理解释：冷锋高举的中国国旗为何突然具有了迫使遭遇了中国军事打击、仍然在与政府军交战的叛军对通过交战区的中国人放下武器的威力。

通过上面细节分析，可以明白，《战狼2》的“爱国主义”主题表现，主要着眼于暴力动作和军事攻击的设计与呈现；与此对应，不仅具有人物角色扁平、空洞、脸谱化的弱点，而且全片包涵了一系列严重的叙事漏洞。《战狼2》的严重艺术缺陷，不仅严重消弱了它对“爱国主义”主题的表现力，也彰显出它的主创人员在文化认知层面的诸多误区。

二、《敦刻尔克》的艺术魅力

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是以二战初期“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敦刻尔克是法国西北角、滨临英吉利海峡的城市，与英国隔海相望。在二战初期，1940年5月26日到6月4日，英国政府实施“发电机行动”，从被纳粹德军围困于敦刻尔克的四十余万英法联军中，将338226人撤回英国,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大撤退的伟大奇迹。

诺兰表示，他的《敦刻尔克》“不是一部战争片，而是一个逃生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一部悬念电影”。在全片106分钟里，《敦刻尔克》没有呈现战争的流血场面。敌军轰炸造成的伤亡景象，被置于远景中；近景中呈现的只是被置于战争恐惧之中、生机渺茫，等待求援、更等待奇迹的军人。对英国远征军来讲，“悬念”是被敌军围困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会降临的死亡，更是眼望着26英里外、海峡对岸的家园而不知归途的迷茫。

英军士兵汤米（Fionn Whitehead饰）从影片开始到结尾，一直处于生死未卜的逃生之中。他先是在敦刻尔克市区从敌军的枪弹追杀下逃生，跑到海边后，与一位乔装成英军的法国士兵吉布森（Aneurin Barnard饰）先后登上三艘不同类型的救援船，都遭遇了沉船，三次在极度恐惧中弃船逃生。汤米最后得救，而吉布森却悲惨地淹死于一艘被德军射击而沉没的商船中。通过汤米的逃生遭遇，诺兰让观众强烈感受到敦刻尔克被围困士兵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比直接遭遇流血牺牲更深刻的恐惧，是切入到生命核心中的恐惧。

这就是一个士兵对战争的恐惧。在电影中，汤米没有遭遇任何一个敌人，但时刻可能射向他的子弹或在身边爆炸的炮弹，显示敌人无所不在。他和一群高地兵团的士兵钻入一艘搁浅的商船，以为找到了一艘得救的诺亚方舟，却不料成为没有现身的德军演练射击的瓮中之物。诺兰不仅没有让任何一个德军出现在银幕中，而且观众几乎听不到“德军”一词，取而代之的是“敌军”，最大限度淡化甚至模糊了具体的敌人“德军”。敌人的抽象，就是敌人的普遍化，就是时刻威胁并可能剥夺士兵生命的战争本身。战争本身，而不是具体的敌人，是士兵生命的真正威胁和精神恐惧。这就是诺兰在电影中揭示的更深刻的恐惧，即他所谓的“内在恐惧”。

然而，《敦刻尔克》并不止于是士兵逃生的恐惧悬念故事。汤米从城中巷道逃跑到海边，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被困士兵。在大广角俯拍的镜头中，这些等待着救援、也同时等待着死亡的士兵，静默无声地排成一条条暗黑的长线。他们可能在数十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后登上归国的航船，更可能在下一分钟被敌军空投的炸弹夺去生命，变成沙滩上冰冷的尸体。然而，海滩上的士兵在爆炸声中如爆米花一样飞散之后，幸存的士兵会很快站立起来，迅速排列成静默的暗黑长线，继续他们的等待，等待救援，更等待奇迹。

这些士兵作为个体是孤独、无助、迷茫甚至无望的，但是，他们在死亡威胁围困的海滩上的集体存在，却展现了一种坚韧顽强的集体生命力。没有口号，没有宣言，诺兰用默片式的场景把观众带入这种集体生命力中。

正是基于对这种集体生命力的体验和崇尚，诺兰把《敦刻尔克》创作成为一部讴歌集体英雄主义（communal heroism）的“密切的史诗”（intimate epic）。汤米的个人逃生行动一再失败，尤其是与他共同潜入船的高地兵团士兵最后葬身火海，是对传统战争片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否定。因为在持续恐惧中等待产生的绝望，有一名士兵扔掉枪弹，只身投入海浪，不久人们就看到被涨潮推回到海边的尸体。敦刻尔克奇迹，既是集体救援的奇迹，也是集体逃生的奇迹。

《敦刻尔克》以三条叙事时间线组成故事结构：防波堤上的一周、海上一天、空中一小时。防波堤是遣送撤退人员的核心场地，由英国海军上校司令官波顿（Kenneth Branagh饰）任总指挥。在海上，道森先生（Mark Rylance）响应英国政府号召，主动与儿子及其朋友驾驶自家游艇，前往敦刻尔克参加救援。在空中，英国空军飞行员法雷尔（Tom Hardy饰）和柯林斯（Jack Lowden饰）为保护地上和海上的救援行动，与敌军战机顽强战斗。这三条时间线在电影前部交替展开，随着电影的推进，在后半部逐渐交合，最终汇集为一。它们交汇的节点是道森先生的游艇，他和儿子先后救援了坠海的柯林斯和汤米，让三条时间上的人物汇合。这个汇合的情节具有“密切的史诗”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揭示了陆、海、空三个时间上的人物命运的内在关连，是祖国（Home）意义的深刻呈现。

在大规模救援中，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普遍的艺术主题。关于敦刻尔克大救援的集体英雄主义主题，也已有多种文学和影视作品表现。传统战争片或灾难片的基本手法，是直接渲染战争的血腥和恐怖场景，主要从肉体层面揭示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和残酷。诺兰的《敦刻尔克》独特之处，是借用悬念电影的手法，致力于从心理和精神伤害层面探讨战争亲历者的真实经验，并且在银幕上将之还原为一种“密切的紧张”，使观众对战争的死亡恐惧感到身受。

《敦刻尔克》是一部没有主角的影片。汤米可说是电影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但他并没承担一个主角的作用——与片中的普通士兵一样，他也是无名的（只有在片尾演员表中观众才知道这个士兵叫“汤米”）。但是，诺兰运用非常洗练的电影手法，塑造了波顿指挥官、飞行员法雷尔和游艇主人道森先生等救援者的感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虽然缺少个人生活-情感背景的铺垫，却细腻生动，具有高度的真实感和亲和力。道森先生展示的人格魅力是阅历丰富、宽厚慈爱且敢于担当，在从容不迫和情急果断之间自然转换，给人无限的力量和温馨，这就是带领你渡越一切危难、真正“回家”的感觉。

电影结尾时，回到英国海岸，难以计数的获救军人走下道森的游艇，这象征性地表现了“道森先生”巨大的包含力。正因为有这些质感强烈的人物形象，电影才把观众带入到被救援士兵所感受的对祖国（家）的密切认同中。因此，当波顿看到海上驶来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无数民船，而念出“home”一词，观众的眼泪也同他的眼泪一样含在眼眶中。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达吉斯（Manohla Dargis）评论说：“《敦刻尔克》是一部技巧和技术瑧于电影艺术巅峰的杰作，它讲述了一个洁净、真诚而包含深刻的道德意义的故事。这个故事拉近了昨天的战争和今天的斗争之间的距离。”在电影中，有许多洗练而精美的画面，这些画面紧贴剧情，同时现实而象征性地深化了电影的主题表现。电影开始和结尾都有敦刻尔克海滩的航拍画面。前者是伫立着被困士兵队列的以白砂为底色的一个静默如死亡谷的世界，在极端简约中展现出无限的恐惧和不安。后者是法雷尔击落最后一架敌机，驾驶着燃油耗尽的战机，无声滑过被晚霞晕染着的金色海滩，列队等待上船的士兵以整齐的队列向他致敬。这两个画面都是静默无声的，简约之至，却呼唤着观众最强烈的心灵共鸣。

诺兰以《敦刻尔克》为里程碑，证实了他是一位将卓越的电影艺术和伟大的道德精神深刻结合的艺术家。这个结合，就是《敦刻尔克》给予当今电影的基本启示。

三、错误榜样《第一滴血2》

本文开始已指出，《战狼2》不仅口碑严重冷遇，而且在为数不多的评论中，得到了非常严重的差评。相对于它创造的国内票房纪录，可以说，《战狼2》是“走不出国门的‘爆款大片’”。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制定的强国文化战略，为提升国家形象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体现的国产影片走出国门，成为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举措。那么，《战狼2》为什么不能走出国门？就电影技术而言，为数不多的国际评论普遍指出，《战狼2》只是堆砌了吸引观众眼睛的动作和军事影像，而缺少有情感力量和意义深度的故事情节；它不仅剧情老套，而且包涵着许多逻辑漏洞，“即使以动作类型片的标准，它也带着逻辑硬伤”。但是，相对于对它的技术性水平和错误的批评，国际媒体更严重的批评是针对《战狼2》令人质疑的思想内涵，“《战狼2》不仅充斥着平庸的设计，而且包含着爱国主义狂热”。多位批评家指出，《战狼2》是史泰龙在《第一滴血2》中塑造的“白人拯救者”（White Saver）的中国翻版，“像史泰龙的早期明星片一样，《战狼2》教训你，敲打你，还要期待你欣赏。”

好莱坞动作/枪战片《第一滴血2》（1985），讲述因为袭警而服劳役的越战退伍军人兰博（史泰龙饰），接受其原部队上校特劳特曼（R. D. Crenna饰）的建议，前往越南执行侦察美军战俘营地的特别任务。在兰博出发执行任务前，负责此次行动的指挥官莫达克（C. Napier饰）明确告诫他“只能拍照，不得参战”。兰博与越南地下女交通员可（J. Nickson-Soul饰）合作，进入越军控制的战俘营地，发现了存活的美军战俘，并且在与越军一场战斗之后首先救出了一位美军战俘。得知兰博解救了一位美军战俘，莫达克在命令无效的情况下，通过自己安插的人，用手枪胁迫乘飞机前往撤离地接应兰博的特劳特曼中止接应行动，致使兰博和美军战俘落入越军手中。

特劳特曼和兰博都明白了，这次行动是莫达克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客操纵的一次政治骗局，目的是消除美国国内对“越南还有美军战俘存活和被监禁”的看法。作为俘虏，兰博不仅遭受了越军投入粪池等暴行的野蛮蹂躏，而且遭遇了专程前来审问的苏军中校普多夫斯基（S. Berkoff饰）及其助手叶辛中士（V. Goric饰）恶魔般的刑讯逼供。兰博在乔装成乡村送饭妓女进入战俘营的可的帮助下，从苏军的控制下逃脱。在转战途中，可被越军小头目击毙，兰博带着复仇的怒火，一人与苏军和越军殊死激战，不仅全歼了敌人，而且用他徒手缴获的苏军武装直升机将被囚禁的美军战俘带回美军基地。作为超级英雄，他在返程的途中，还与一架追逐而来的苏军武装直升机进行了一场惊险但最终大获全胜的空中战斗。

兰博作为独狼式（lone wolf）的超级英雄，是一名身怀绝技的高手，不仅擅长徒手肉搏和枪战爆破，而且会驾驶车、船、飞机。作为超级英雄，兰博是一名代表着自由、正义的个人主义战士，权力和体制不仅是他的自由的敌人，也是他的追求正义之路的制约者和破坏者。作为一名白人拯救者，兰博则以救世主的超越力量和超越精神出现在野蛮和邪恶的敌人面前，他以正义复仇者的神圣意志摧毁敌人，从而拯救世界。

在《第一滴血2》中，作为一名反体制的个人主英雄，兰博成为一名独狼式英雄的背景是与行动总指挥莫达克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斗争；进入敌营之后，以莫达克的“中止接应”命令为转折，前半部分他与野蛮的越军作战，后半部分他与邪恶的苏军作战。在这部影片中，角色的优劣善恶，完全是以民族/国家来分配的。该片生产的时期，是二战后东西冷战后期，美国正处于里根总统的强硬冷战政策时代。《第一滴血2》在通过神化兰博的超级英雄形象来高调宣传美国至上主义的同时，明确丑化了作为冷战对立国的苏联的国家形象，它不仅通过苏军中校普多夫斯基这个反派主角，而且通过影片中所有可以看清面目的苏军人物（比如最后追逐兰博的苏军飞行员）将“邪恶国家”的形象输入观众的意识中。

《第一滴血2》不仅因为它充斥全片的暴力、血腥、平庸夸张的情节、对兰博角色的过度神化等技术缺陷而遭受国际批评界的尖锐批评，而且因为它极度表现的美国至上、白人优等和强烈的民族敌视情绪，遭受到国际批评界的普遍抵制。在专业人士出没的元批评网（www.metacritic.com）中，没有关于它的评论专栏，而在大众性的烂蕃茄网，它的评分只有30%分。《芝加哥读者报》的文章批评该片说，“就是撇开它令人毛骨耸然的民粹主义姿态，它也是一部令人生厌的影片”。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兰博是一个按照“纯粹的战斗机器”模式来塑造的超级英雄（没有他不能完成的使命），“对于不崇拜这种电影偶像的任何人，‘兰博’就是一个滑稽可笑的陈腐角色。”

比较《第一滴血2》和《战狼2》，我们可以发现从角色设置到情节设计，后者与前者有惊人的相似。

兰博是一个越战退伍军人，是美军特种部队的功勋战斗人员；冷锋是被解除军职的原中国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中的精英战斗队“战狼中队”的中尉军官；两人都是“独狼式”的全能、超级战斗英雄。在武器使用上，不仅两人都能随意使用各种轻重武器，而且都特别喜好并且擅长使用冷兵器弓箭。在战斗中，兰博徒手缴获了苏军的武装直升机；也是在战斗中，冷锋徒手缴获了叛军的坦克。在配角设置上，兰博的主要配色是向往美国的越南地下女交通员可，她救助了兰博，为兰博包扎伤口；冷锋的主要配角是原本信任美国的华裔女医生瑞秋，她也救助了冷锋，也为冷锋包扎伤口；这两个女配角，都爱上了各自的男主角，区别是可牺牲了，瑞秋幸存了。

在反派设置上，兰博先遭遇了看守俘虏营地的越军小头目，一个野蛮而愚蠢的越南本土坏蛋，但他的真正对手是凶残、邪恶的第三国军人、苏军中校普多夫斯基；冷锋也是先与奥杜将军率领的非洲某国叛军混战，然后遭遇真正的对手——第三国凶残、邪恶的欧洲雇佣军首领“老爹”。

在剧情上，不仅两片都是“爆炸、枪战和肉搏”充斥全片，“密集而紧张的动作冲击，让观众无暇顾及情节的漏洞和人物的矛盾”； 而且，两片都是以一个“意外指令”，逆转了剧情：在《第一滴血2》中，莫达克下令中止接应行动，致使剧情由兰博对战越军，逆转为兰博对战苏军；在《战狼2》中，也因为奥杜将军的撤退令，也致使剧情由冷锋对战当地叛军逆转为对战欧洲雇佣军。值得注意的是，两片都对第三方作了意识形态丑化的处理：《第一滴血2》将苏军中校描写为一个邪恶国家的代表形象，《战狼2》则明确将雇佣军头目定义为一个仇视中国的欧洲种族主义者。

当然，两片间更为本质的相同点是：无论《第一滴血2》，还是《战狼2》，在跨国拯救中，拯救者出自主角所代表的单一国别，出自第二国别的人物“落后”/“野蛮”,出自第三国别的人物——作为反派主角的真正敌人，则残暴而且邪恶。

两相比较，2017年的《战狼2》对1985年的《第一滴血2》的模仿是非常明显而且全面的。在回应网友对《战狼2》模仿好莱坞动作/军事大片、神化冷锋的超级战斗能力的批评时，导演吴京表示：“可能我这样会让有些人很反感。但是一个美国人一个人干掉一个师，身上还没中枪，他就是牛、就是美国英雄，我一个中国人打十几个雇佣兵没死就不行？我就得该死？……美国人就可以OK，中国人就不行，贱不贱啊？”吴京这段话明显表现出对好莱坞大片“神化英雄”模式的认同和追随，以及对美国超级英雄缺少反思意识的“强能攀比”。

试图通过竭力模仿和攀比被好莱坞神化的“美国英雄”来反对美国大片的“文化霸权”，并且宣示中国的文化实力，是一条走不通而且自相矛盾的电影路线。《战狼2》之所以走不出国门（得不到国际电影市场和评论界的接受和认可），症结就在此。

四、结语：电影该如何表达爱国主义主题

《战狼2》表现的文化误区，对国产电影创新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电影如何表现爱国主义主题？在世界电影视野中，无论从既往中外优秀电影，还是从今年的《敦刻尔克》，我们能够获得的基本启示有两点：

其一，电影表现爱国主义，首先必须是理性的、文明的，必须有国际关怀。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灾难给人类的深刻教训就是:非理性的、进攻性的“爱国主义”，实质是一种与他国树敌，并且最终将本国拖入战争灾难的“民族主义”。英国小说家、批评家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著名的《民族主义札记》一文中，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了甄别。他指出，“爱国主义”无论就军事、还是就文化而言，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则与对霸权的欲求分不开，具有进攻的性质。作为电影爱国主义的理性表达，我们应当弘扬的是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其二，电影对爱国主义主题的表现，必须是电影艺术的呈现，而不是贴标签、喊口号。要成功地表现爱国主义，向国际社会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须要有真诚严谨的艺术创新意识，不仅要巧思善构，而且要尊重生活，以深刻的人文精神为灵魂，在细节上精益求精。电影的创作，是虚构的艺术，但是，虚构的艺术原动力不是胡编乱造和标新立异，应当以对人生世界的深刻领悟为前提，发掘并表现积淀和活跃在民族生活中的生命意识、文化精神。只有真诚的投入，才能领悟民族生命的强健；只有细腻精妙的艺术，才能真正向国际社会展现民族精神的魅力。

（本文原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原题：“2017:全球两部现象级电影——《战狼2》与《敦刻尔克》比较谈”。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有少量删节，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