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浪潮：拉美持续了15年的左翼政治为何走向衰退？

过去十五年在拉美的中左翼政府为这一地区带来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迟缓到来的全球性危机所带来的大规模经济衰退，也宣告着“粉红浪潮”的逐渐退场。Jacobin杂志刊出的选摘自《压迫的末日，也是压迫的开始》的此篇文章，评估了拉美的“粉红浪潮”，认为左翼政府带来了当下所急需的改革，但他们同样打击了扶持自身上台的社会运动，这是导致左翼政治在拉美走向低谷的真正问题所在。如今拉美进步周期的枯竭，政治局势在转机出现之前或将经历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即使如此，当下的民间运动——无论是巴西对国会政变的斗争，阿根廷街头对马克里政府的抗议，还是洪都拉斯对专制政府的联合反叛——都预示了将要到来的新抗争。

19世纪初，当厄瓜多尔终于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并未发起一场本可推翻殖民社会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状况的社会革命。相反，征服者的精英后代们不再以西班牙王室的名义，而是以他们自身的名义展开了统治。对在其之下的平民而言，一切如旧。共和国早期，一句大众口号因此出现在首都基多的涂鸦墙上：专制的末日，也是专制的开始。或就像本土激进分子路易斯·马卡斯（Luis Macas）在2010年一次采访中回忆的那样：压迫的末日，也是压迫的开始。

这句标语抓住了21世纪拉美政治头15年的核心。事实上，一些左翼人士已经将最近时期视为拉美的第二次独立——他们庆贺，在与美国的控制和新自由主义的粗暴指令相对抗过程中，这个地区终于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权。但19世纪厄瓜多尔的标语以一种更为忧郁黯淡的方式照应当下。在拉美最新的左翼实验结束之际，这场反新自由主义运动所承诺的前景，与左翼和中左翼政府所实际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之间的鸿沟显得比以往时刻更加清晰。

从街头到国家

2000年到2005年间，拉美的社会运动不断强调直接行动、基层参与式民主和政治的去专业化。在协商性决策中，集会形式占据了特许性地位。民间组织期望建立新的自治形式以对抗国家，而其中正包含着对他们所期望迈向的“后-新自由主义”（有时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之预想。

然而，当进步党在本世纪头10年中期获得执政权力时，尽管社会运动仍坚持自身有着干预解放革命乃至为其奠基的力量，他们事实上被局限在对变革的“次属参与”（subaltern participation）中。这并非一种“自主的、对抗性的参与”，梅布尔·思维茨·雷伊（Mabel Thwaites Rey）和埃尔南·欧维纳（Hernán Ouviña）对此定义道，它以一种安抚性的方式，使民间领域被纳入资本主义国家运转的齿轮中。为了正面对抗、由内变革向外超越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抗争如今已为国家所捕获，转化为一种温和的挣扎。

社会运动忽视了民间组织的特殊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变革的革命视野间的联系。温和改革和扩大消费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无畏地、结构性地打破现存秩序的基本条件。新左翼政府使社会变革的势头脱离底层，而非鼓励当下阶级力量的重新平衡——尽管后者将更有利于劳工阶级。

左翼政府既无法把握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存在的组织和运作机制，也无法直截了当地对其进行重组，使之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以外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应该将国家仅仅视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具体领土有它的范围，资本主义再生产有它的局限，在其之中的国家则代表了各种阶级力量的平衡。国家服务的积极面向——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正是以往民众斗争不断累积的结果，尽管这些斗争往往难以公平实现并常常处于逆转威胁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在统治阶级关系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中发挥着根本作用，期望国家能从内部变革是不可能的。

或许藉由就任选举职位，左翼势力能够开辟一条通往后资本主义的革命之路，但就像帕纳约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所坚持的那样，这一进程会迅速导致国家的结构危机并遭到资产阶级力量的激烈反击，其后果将全然背离初衷。

即使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确实要涉入选举地带的竞争中，为达成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我们需要有目的地创造团结和自我管理的新形态，需要制度化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新模式，需要扩展民间力量的新样态——面对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力量既处其中，又处其外，并时刻保持对立。

随着如今拉美进步周期的枯竭，政治局势在转机出现之前或将经历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即使如此，当下的民间运动——无论是巴西对国会政变的斗争，阿根廷街头对马克里政府的抗议，还是洪都拉斯对专制政府的联合反叛——都预兆了将要到来的新抗争。浪潮将重新袭来，创造更有利于民间领域自主行动的条件。

下一次左翼浪潮会带来什么？它能否超越沿承来的习惯和制度化的模式？这都将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否冷静而不留情面地评估过去的15年。

消极革命

对葛兰西而言，消极革命意味着同一时期复归性和变革性两股趋势间不均衡的、辩证的结合。变革的动力致力于改变社会关系，但这些改变最终是受限的。社会统治的基本结构依然持续，即使它的政治表达已经发生了变化。

压迫的末日，也是压迫的开始。

消极革命具体阶级内容的变化总是在一定限度内——也即，公众需求（变革性趋势）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最终有利于现状维持的基础性结构中（复归性趋势）。消极革命既不包含旧秩序的全面恢复，也不涉及激进革命。相反，它产生了革命与复归、变革与保持间的辩证。民间社会动员的能力则被笼络、牵制或选择性地压抑，而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因此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当保守性改革披着民间意愿的外衣出现时，统治阶级则不得不被动地表达共识。

不同于瞬时的复归，不同力量的平衡在分子层面不断变化，直到民众自我组织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在官方收编、科层化种种过程中消磨殆尽。这个过程即使未彻底解散民间动员，也确保了对新秩序的消极反应和对社会动员的控制能力。

在拉美最新的进步周期结束之际，我们能够看到过去15年中左翼回潮下变革和复归的急转，也得以把捉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时代的整体特征。

进步周期为何已经结束？

一些人否认拉美中左翼霸权的衰落。一般说来，这种立场中两个说法占据主导。首先，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看来，无论是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2015年当选阿根廷总统，同年委内瑞拉保守反对党在国会中获得胜利，还是埃沃·莫拉莱斯（Mauricio Macri）试图三连任玻利维亚总统失败，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放弃厄瓜多尔总统连任竞选，以及一年前巴西国会的政变，右翼的复苏仅仅表现为左派前进中所遭遇的一连串相对肤浅的挫折。

“过去15年来，”马克·韦斯勃洛特（Mark Weisbrot）写道，“华盛顿不断寻求拔除拉美的左翼政府，但迄今为止，它的企图仅仅成功实现在最贫穷和最弱小的国家：海地（2004，2011）、洪都拉斯（2009）和巴拉圭（2012）。”拉美地区较以往更为独立，而穷人的境况好于过去几十年中任何时刻。他坚持，拉美左翼推翻了北美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并由此创造了既两个世纪前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以来的“二次独立”。追随这一成果，韦斯勃洛特预言进步势力“极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

在这种观点看来，厄瓜多尔第二轮总统大选中的惊险结果，足以进一步证明粉红浪潮的持续：科雷亚的后继者，莱宁·莫雷诺赢得51.6%的选票，打败了“倒退的”右翼分子吉列尔莫·拉索，尽管后者收获了48.8%的支持。而对科雷亚政府近年来持续的“右转”，官方和本土运动与民间联盟间的公开冲突，以及因石油繁荣结束后经济严重衰退而来的声望下降，这种观点则尽可能避而不谈。

在2006和2013年的大选中，科雷亚首轮赢得57%的民众选票。而莫雷诺，作为2007到2013年间厄瓜多尔的副总统和科雷亚显而易见的后继者，在首轮仅仅获得39%的支持——纵然右翼的反对饱受挫伤，执政党仍未得到高于40%的选票以避免第二轮选举。尽管拉索的胜利将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莫雷诺上台后极有可能采取新的紧缩措施，优先偿还债务，并在矿业和石油开采上坚持科雷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案。

社会民主主义者从不认为革命性的改变在21世纪的拉美是可能乃至可取的。结果，他们将过去几年来左翼和中左翼政府在政治光谱中的右移视为对现实谨慎而缓和的适应。正如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和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巴西的领导，持有该立场的政府和社会运动不得不承认、乃至装作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必然性的断言：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替代方案是一个规范而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它欲求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天真的。

第二种立场宣称其马克思主义的血统。它强调国家在社会变革中的中心地位，并与政府紧密结盟：从玻利维亚，古巴和委内瑞拉，到有时合作的乌拉圭和尼加拉瓜，乃至最近的巴西和阿根廷。在该立场的支持者看来，左翼所面临的显著倒退无非是革命进程潮起潮落的自然现象——除非有人天真地期望一个线性的革命性上升，作为可预期的进退过程的一部分，当下的挫折不足为奇。

这一团体认为，只要左翼政府和社会运动就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两者日益紧张的关系便能够转化为使转型走向成熟的创造性和革命性力量。在这些政府机构中，国家的管理者和效忠者将任何独立于左翼或本土组织的反对声音化约为帝国势力或国内右翼的阴谋诡计。而民间的左翼团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心甘情愿的追随者和唾手可得的傀儡。人们相信，尽管有着周期性的回落和政策性的逆转，左翼政府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先进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为向社会主义的缓慢过渡创造条件。改革不会从天而降或一蹴而就，过渡阶段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数世纪。

两种叙述都错误理解了拉美的特殊语境。当这片土地开始承受全球经济危机迟来的影响时，中左翼领导陷入长久而持续的退却中。新的右翼阵线崛起，却无法提供一个替代性的霸权方案。区域性积累模式内深层次的连续性，以及拉美在全球劳动分工中作为初级产品生产者的附属性地位，构成了新时期下的政治僵局。想要公正地评估拉美进步政府和在此之前的社会运动，我们就不能局限在对对美国干涉和右翼挑衅的单向度批判中，即使二者具有重要影响。

相反，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追溯拉美左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轨迹，重点关注民众阶级、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过去25年内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开端于90年代拉美发展的最低点，左翼势力在国会外逐渐复兴，而彼时的经济危机从1998年持续到2002年，并最终使南美大部分右翼政府遭遇政治危机。

然而，随着活动家投身选举并参与2000年代中期崛起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府，以及由中国发展带来的全球商品繁荣，原本激荡在阿根廷、玻利瓦尔、厄瓜多尔等国的左翼激进主义以不同方式趋于缓和。拉美在进步政府的带领下走向爱德华·古蒂纳斯（Eduardo Gudynas）所说的“补偿性国家”（compensatory state）：这意味着，在这个依赖大宗商品价格的发展模式中，财富尽管获得了再分配，却不足以改变社会基础性的阶级结构，并真正挑战获利状况和财产制度。

最初，国际经济危机在拉美尤其是南美地区影响相对较弱。但到2012年情况逆转，全球性的危机席卷了这片土地。随着商品价格下滑，财富再分配遭遇困境，而中左翼政府日益趋向紧缩，这不仅使之背离了曾让它们走上进步轨道的资本环节，也疏远了制度的传统社会基础。两大支撑力量的收缩，引发了中左翼霸权的衰退和参差出现的右翼社会政治运动。厄瓜多尔、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便是当下现实的突出典范。

回首过去

不容否认，中左翼政府实现了无数社会成就。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带领拉美对抗美国统治，阿根廷最高法院宣布赋予独裁领导者豁免权的法律违宪，而通过制宪议会的努力，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和厄瓜多尔的新宪法中同样出现变革性因素。政治上，中左翼政权与哥伦比亚，秘鲁，巴拉圭，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镇压政府形成鲜明对比。思想上，反帝国主义话语复苏，有关社会主义和后资本主义过渡道路的战略性争论在一些地方激增。

藉由贸易出口带来的财源，进步政府向最贫困阶层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支持，增加并维持了就业比率（尽管开放的通常是不安全且低收入的岗位），并大大促进了国内消费。民众阶层的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改善。贫困率下降，收入差距也呈现轻度缩小。（即使如此，粗略比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哥伦比亚和巴西数据我们便会发现，这样的进步同样出现该地区右翼政府所领导国家中，而拉美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

在一些国家，私有化的步伐在部分经济部门放缓甚至逆转。财政在贫困城区和边缘农村开展基本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支出增加。政府扩大了获得免费基础教育的机会，并使得进入大学的渠道在部分情况下更为民主化。

在厄瓜多尔社会学家巴勃罗·奥斯皮纳·佩尔塔（Pablo Ospina Peralta）看来，拉美进步主义所达成的突破无论多么有限，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在此前数十载的统治，它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当全球经济危机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压缩，即使是这些最有限的进步也开始放缓乃至停顿。正如社会学家弗兰克·高迪豪德（Franck Gaudichaud）的观察：

在发展的中间阶段，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周期似乎正缓慢地——尽管是以一种多形式和线性的方式——消耗自身活力。既怀揣现实的（但也是相对的）进步，也面临困难和局限，在独特实践中累积起不同经验的进步政府……正遭遇严峻的内部挑战，强大的保守势力（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全球的），方向的缺失和战略的矛盾困境。

展望未来

新时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右翼统治色彩：政权缺乏社会认可，依赖军事化支配和高压统治。但右翼终究无法解决地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动荡，美国干涉主义的卷土重来，拉美大部分人口生活条件的恶化，种种问题都将构成这个时期鲜明的特征。

进步政府日益深陷两难：一面是民众延续现有社会利益的诉求，一面是国内外资本持续上升的不满（在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它们已逐渐学会和中左翼霸权共存）。目前的状况是，没有一个政府具有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或政治的能力以无畏地对抗资本——诸如国有化银行，垄断贸易，制订农业改革和大众就业计划，执行环境法规，促进大众消费，或遏止洗钱活动——尽管这些举措本可能使他们重新获得民众基础。“相较于被大肆进攻的右派所推翻”， 吉列尔莫·阿梅利亚（Guillermo Almeyra）写道，“政府更畏惧原本是自身支持基础的民众动员。”

拉美进步主义的波折已经表明，无论是本世纪早期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大众动员，还是随之而来的各个进步政府对国家机构的占有，都无法仅凭自身从结构上变革社会、国家和经济。事实上，通过将社会运动的部分诉求纳入潜在的连续性框架中，把持国家的政权不断磨平其棱角，抑制其欲望。

这一观察使我们难以赞同激进自治论者变革世界的设想：他们放弃争夺权力，忽视国家力量，妄断能在右翼势力全面包围的现状下固守一隅之安。新的情势下，我们更需要清醒地把握时局，审慎地追问既存革命的真相，并持续地、开放地探讨下一步的战略计划。

“每当重要的历史进程走向尽头，重大的政治失败转而显现”，劳尔·齐贝奇如是说，“那时混乱和沮丧来临，欲望与现实掺杂，即使是最清晰连贯的分析框架也变得模糊。”

本文译自于Jacobin杂志，感谢张跃然老师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