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三六）︱黑船上的陌生人：日美相遇

一艘小渔船从日本伊豆半岛的下田驶出，在夜色和风浪掩护下，靠近了停泊在海上的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黑色蒸汽船。渔船上两位瘦弱的日本年轻人，费尽周折，爬上其中的波瓦坦号，求见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那是1854年4月25日凌晨，大约2点。

二人说明来意：他们要跟舰队一起离开，看看外面的世界。此举触犯幕府禁令，如若回去，必遭杀身之祸，因此恳请美国人收留。佩里没有接见这两个陌生人，只派了翻译和他们交涉。他虽赞赏他们的勇气，却无法答应：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和德川幕府签订《美日修好条约（神奈川条约）》，此时正在敲定一些细节，若故意违反日本法律，于美国利益实在不符。他下令将他们送回下田，并承诺严守秘密。天亮时，两个失望的年轻人回到岸上，随即选择向官府自首。几天后舰队返美，佩里并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两个人，是24岁的吉田松阴和23岁的金子重之辅。他们后来被押解至原籍长州藩服刑。翌年，金子死于狱中，吉田则获释。此后他兴办学堂、鼓吹倒幕，其政治理想影响了大批长州藩精英。30岁那年，吉田被幕府处斩。明治时代许多政治家，如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都曾投于其门下。因此，吉田松阴被誉为日本现代化的思想先驱。

“黑船来航”。

和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意义相似，佩里来航（又称“黑船来航”），是教科书里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佩里于1853年7月率领炮舰逼近东京湾，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日本通商修约。数月后再次造访，带来更多炮舰，迫使德川幕府签订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处口岸，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和日本，面对侵略，先后“开国”。

后面的历史叙述，中日就分道扬镳了：中国一败再败，迟迟未能“现代”；日本则“奋发图强”，早早拥抱“文明”。中国与殖民现代惨烈冲撞，与之相比，日本与“现代”更像一次美丽的邂逅。长期以来，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对于黑船事件的评价，大多很正面：“黑船来航”把日本从“锁国”的黑暗中“解脱”了出来。横须贺有座佩里公园，每年都有纪念活动。佩里访日后，则盛赞日本人彬彬有礼、讲究卫生、“是所有东方民族中最有道德和最完善的”。他欣赏两位不速之客的好奇心，说他们代表了“其国人的品格……这个有趣的国家，未来多么充满希望！”英国文学家史蒂文生，在听到吉田松阴的故事后，于1880年写下《吉田寅次郎》一文，评价说“我们只要看看他的国家，就知道他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如果说，日本是个少有的例子，证明一个东方国家可在欧美的“教化”下走向“现代”，那么也许没谁比吉田松阴更能代表“好学生”的勤勉求知了。但是，日本真的是因为好奇而学习的吗？真的是认同“现代”而改变自身吗？或许，我们应该把吉田松阴和马修•佩里的“相遇”，放置在19世纪各自国家的境遇中，重新检视由“（殖民）现代”联结起的日美关系。

吉田松阴出身长州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受到江户后期实学风气的影响，他很早就关注兵学，曾向藩主进言整饬防务以御外患。21岁那年，他跟随藩主前往江户参勤交代，遇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佐久间象山。二人相识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清国惨败于英国的消息传来，日本朝野震动，有识之士无不为岛国的命运焦虑。这成为日本开启变革的一大刺激。

佐久间象山是位儒学者，醉心于兵学、实务。他曾向幕府上书《海防八策》，建言引进西洋军事。还自学荷兰语，努力阅读有关军事、自然、科学的荷兰语著作，是当时最自觉了解西洋世界的知识分子。同时，中国也是他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佐久间仔细阅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十分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引魏源为同道。1853年，黑船来航，幕府无所措置。佐久间带着吉田松阴等，跑到舰队所在的浦贺实地观察。他们看到美国舰船之大，炮火之多，认识到日本根本无力抵抗。如要保国，必须强军，要到国外，向西洋人学习。

在当时的日本，出国是个激进的想法，需要有不怕死的勇气。受老师的鼓励，吉田松阴等决心涉险偷渡。当时有俄国舰船在长崎，师生先是策划闯俄船。不想因克里米亚战事吃紧，俄船提前开走了。到了1854年2月，佩里的舰队再次到达日本寻求答复，吉田松阴决定不再放过这次机会。

再来看美国：佩里为什么要“拿下”日本呢？美国独立后的历史，一个显著的主题就是“西进”：以十三州为起点，不断向中部和西部移民扩土。边疆和殖民为美国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动力。1830年，吉田松阴出生的那一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实质上否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大量印第安人被强行迁移，西进之路成为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

到了19世纪中期，西进更成了盎格鲁美国人口中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不但是美国的权力，更是其使命。这种意识形态混合了种族、宗教、政治、文明上的优越感，推动美国逐步走向对外战争和帝国主义。1846年，美国兼并俄勒冈，领土展至太平洋。两年后，又从墨西哥手中夺得加利福尼亚。眼前浩瀚的大海是美国的新边疆、新机遇。

1872年John Gast绘制的“美国进步” （American Progress）。哥伦比亚（美国）女神手持教科书和电报线，为西部带去“文明”。此画成为表现美国“昭昭天命”最典型的作品。

和欧洲资本一样，美国资本对东亚市场有着极大的渴求。美国独立后不久，“中国皇后号”商船就从纽约出发，插上“花旗”，远渡重洋来到广州。中美贸易给商人们带来巨大利润。在广州，美国只用了十年，便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贸易国。在美国，一时间许多地方以广州（Canton）命名，显示对华通商深入日常生活。到1830年代，美资商行亦加入到鸦片交易当中。中英战争后的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署《望厦条约》，获得与英国相似的在华贸易和司法特权。

以前，美国商船大都只能从东岸出发，跨大西洋、绕非洲、经印度洋、马六甲，最后抵达中国。但在获得加州后，美国商船可穿过太平洋直达东亚，较此前大为便利。唯一的问题是，以当时蒸汽船的技术，若要横跨太平洋，必须要找到可以停靠的岛屿，补充淡水和燃料。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任命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前往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并授权必要时使用武力。菲尔莫尔还给“日本皇帝”修书一封，其中把美国的“天命”和诉求说得非常明白：

“如您所知，美利坚合众国现已纵横两洋(extend from sea to sea)，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两大领地已属我国，从这片盛产金、银、宝石的土地驶向贵国海湾，吾国汽船只需不到20天。现在从加州到中国，每年、甚至每周都会有许多船只往返；贵国海湾是这些船只必经之地。如遇风暴搁浅，希望得到贵国的伟大友谊，善待我民，保我财产……贵国盛产煤炭，此乃吾国汽船往来加州及中国间所必需。因此希求贵国一处海港以购买……”

虽然信中也谈到美日通商的好处，但主旨很清楚：美国最终的目标，并非日本，而是中国。《神奈川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都是有关补给、救助，其侵略性比中英《南京条约》要弱得多。换句话说，中日两国当日面对的殖民压力完全不同。与日本修好，是美国西进建国的继续，是将“昭昭天命”连同资本一道，拓展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必经环节。

回到吉田松阴。为了接近美国人，吉田等人用典雅的汉文写了封信，在准备偷渡的前一日，偷偷摸摸地塞给了一位美国军官。这封《投夷书》，由佩里的翻译官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后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译成英文，成为美国理解日本的一个窗口。信中，吉田等以极谦恭的口气，说自己通过中国书籍了解到欧美世界：“生等禀赋薄弱，躯干矮小，固自耻列士籍，未能精刀枪刺击之技，未能讲兵马斗争之法……及读支那书，稍闻知欧罗巴、米理驾（美利坚）风教。”而之所以不顾国家禁令，甘愿“百般使役、惟命是听”，只为能“驾长风、凌巨涛，电走千万里，邻交五大洲”。

不曾真正谋面的吉田松阴（左）和佩里（右）。

当然，吉田松阴可不是因为“世界那么大”所以想去看看。对于吉田而言，黑船上的这些陌生人是不得不学习的对象，正因为他们是日本的敌人。师夷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攘夷。骨子里，吉田是一位深受江户儒学和国学派影响的思想者，“尊皇攘夷”才是他最大的政治抱负。他也不像信中所展现的那样“拥抱开放”。黑船来航之后，日本国门洞开，俄英等国纷至沓来，争相订约。吉田松阴强烈抨击幕府外交软弱，鼓吹推翻幕府、强化皇权。他认为日本应该采取的政策，当以对外扩张，抗衡俄、美。在著名的《复久阪玄瑞书》中，他勾画出日本强国之策：

“今也德川氏，已与二虏和亲……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糜二虏，乘间垦虾夷（即北海道），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指神功皇后）之所未遂，果丰国（指丰臣秀吉）之所未果也。”

可以看到，从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到吉田松阴，日本扩张蓝图一脉相承。维新后的日本，基本采纳了这张蓝图，借着殖民性的“现代化”，一步步滑向军国主义。19世纪中期，中日都在应对外部威胁。如果说林则徐是以防御的姿态维护、修复着一个老大帝国；吉田松阴则是以一个积极进取的姿态希图建立一个新帝国。

黑船来航，是美国正式拓殖东亚的一环，也标志日本受“殖民现代”洗礼的开始。对美国而言，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日本是它在东亚谦卑的伙伴，就像吉田松阴对佩里的追随。尽管两国在20世纪也曾有你死我活的战争，但经过美国占领、改造，日本又以好学生的姿态重归“文明”。直到今天，美日双边同盟，仍然是美国在亚太最倚重的关系，框定着东亚地缘战略的基本格局。日本对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认知，恐怕会比较暧昧吧。这也像是吉田松阴和佩里之间的机缘：两个陌生人相互表达仰慕，却各怀天职使命，不曾真正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