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柳存仁抗战后的选择

欲多知道一些上海沦陷时期文坛内幕，非得柳存仁（1917-2009）现身说法不可，偏偏柳存仁金口难开，自摆脱樊笼以后，便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自己不讲，别人问起他也是不讲。其实你越是坚不吐实，别人越是好奇，我便是好奇者之一。那年月，文载道（金性尧）堕坑落堑之程度比之柳存仁强不了多少，可是金性尧勇于自省，“（朱朴）后来和黎庵合办了《古今》，朱朴是没有金钱和权势的，但因投靠了周佛海，经济上也有了保证，成为周门一个高级清客。我也是相差无几，后来是自甘附逆。作为《世纪风》的作者原是很清白的，作了《古今》的不署名编辑，政治上便有了泾渭之分”（《悼黎庵》）。

前些天与宋希於君聊起柳存仁具体哪年离开大陆的，他的研究结论“上限是1951年”。非常之巧，宋君和我都正在读的柳存仁两文《我从上海回来了》和《四年回想录》（署“柳雨生”）。我的一位上海朋友也是好奇者，他建议我买柳存仁所著《外国的月亮》，里面一篇题为《巴金》的文章证明至少“1947年冬”柳存仁尚在上海，而且已是“自由之身”。

《我从上海回来了》乃日记体，连载于1941年1月和2月的《大风》杂志第七十六和七十七期。《大风》社长是简又文，主编陆丹林，主办地在香港，桂林设有分社。这两期为土纸所印，我怀疑是在物资匮乏的桂林印刷的，香港还没穷到这份上。日记“凡七天，（1940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又九月四日，五日各一段”。柳存仁称“来港的印象当然大体上是极好的，特别是从孤岛回来的人，至少感觉到这里的空气非常的自由，情绪非常的兴奋”。柳存仁来港的目的很明确：“我因为上海的环境日益恶劣，把一切安顿之后，决意到香港来。”“我住在上海真是太苦闷了，苦闷了三年多，总想吐出这一面积压久了的闷气来。在学校里面上课，学生们常常喜欢发问‘柳先生！我们这一课古书读法举例究竟和抗战建国有没有关系呢？’这样令人踌躇的问题，是常常可以听到的。”“今天是孔子诞日，在‘孤岛’上是仅有八天悬旗庆祝的一天。好了！以后不一定要是今天，天天人们都可以看见灿烂无疵的光荣的国旗了。”

显而易见，柳存仁忍受不了日本人的鸟气，一腔热血，无以报国，所以逃离上海奔往香港。本来香港只是个中转站，柳存仁在《四年回想录》里称“我到香港去最初不过是过路，目的地是赴湖南某地国立师范学院任职”。看来柳存仁很像《围城》里的李梅亭、顾尔谦、赵辛楣，接到了内地高等学府的聘书，不同的是柳没有赴教，从而改变了人生之路。

柳存仁在日记中称：“是不是从香港经过那一条唯一的通内地的孔道——沙鱼涌——经过惠州，韶关，到湖南篮田国立师范学院去呢？是的，是的，我们应该不辞艰困的一块儿到内地去工作。”

提到“内地”，柳存仁的语调忽然高了八度，如歌如诗，激越飞扬，仿佛身处抗战前线一名宣传员：

内地！这在我们久困孤岛的同胞们看来，是一个多么有兴奋力量的名辞啊。想起连绵千万里战线的南北疆场，英勇抗日不屈不挠的国军，可歌可泣毁家纾难的老百姓们，流离颠沛的难胞难童，几千磅重的大炸弹摧毁不了的统一团结御侮的热忱，坚苦卓绝令人敬佩的贤明领袖，啊！我们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来！让我们鼓舞，让我们讴歌，伟大的新中国从西南抗战根据地重新的生长起来了。遥想怒吼声中的新中国的波涛，它的力量的雄壮，内质的纯洁，外观的美丽，无一不像我们船舱外面所能够眺望到的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样伟大。

十八个月后，柳存仁哪怕一句上面的话也写不出来了。

我对宋君讲，这个柳存仁很有意思啊，忍不了“孤岛”的上海，却忍得了沦陷的上海，宋君称柳的父母都在上海呢。是呀，柳存仁在日记中写道：“在小船上和岸上的人惜别时，父亲微白的头发在我的眼镜中看来，愈觉得花白了；母亲的眼睛微肿，却和正在揩着热泪的赐蓉相映。”（“赐蓉”是柳存仁的妻子。柳存仁于《古今》第十期的《谈自传》里曾写：“民国二十九年夏，在沪，与上海姜小姐结婚，爱情弥笃，遂赴香港。”）

柳存仁于《四年回想录》更强调了这个理由：“我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八日回到上海，恰为香港战事后的五月。……上海虽不是故乡，却是家人父子团聚的所在，几个月不通家书了，重因亲老弟幼，终于经过相当的厌倦和艰殆的旅途，返到自己的家里。”

柳存仁刚到香港，就谋到一个“香港政府文化检查官”的差事，迅速地融入了香港文化圈，旧雨新知，席不暇暖。当时有很多知名文化人士避难到香港，文化人聚在一堆，知识分子的臭毛病便泛滥开来，柳存仁也加入了笔仗，笔仗对手竟是邹韬奋、沈雁冰、范长江这样的大名头。柳存仁回到上海后将笔仗之前因后果写入《四年回想录》，多少显得有那么一点儿自我标榜。

1940年8月29日抵达香港，1942年5月8日回到上海中间是二十个月，柳存仁所说“香岛十八月”对不上数呀，原来柳存仁1942年3月到广州小住了两个月。

《四年回想录》刊在1944年11月《光化》杂志第二期，“编者按”云：“《四年回想录》并非私人的琐事忆念，乃是四年来港，沪，京，平文坛一角的实录，也就是将来‘文坛史料’之一。”此文附有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珍贵的合影，其一，“民国三十年夏摄于香港。后排右首第二人起，徐迟，徐诚斌，叶灵凤，戴望舒。前排左首起第一人林憾庐，右为柳雨生”（见图一）。徐迟的自传《江南小镇》第四部（1938-1946）与柳雨生的经历有交集，却没有提过柳雨生的名字。其二，“知堂先生在苏州。前排右起，柳雨生，陶亢德，周启明，汪馥泉，杨鸿烈。后排沈启无，龙沐勋”（见图二）。可惜由于杂志制作的原因，均极其不清晰。

此文关于沦陷上海文坛，柳存仁就他所参与的那一部分，除去“核心机密”，毕竟谈了不少，我们所抱怨的是他河清海晏之后的三缄其口。事实上三缄其口的当事人并非柳存仁一个，上海有，北京也有。

柳存仁于风雨如晦的“香岛十八月”，也有极其轻松的闲暇，我就在《大风》（九十，九十一期）上读到他的译作《明代的彩色印刷》，使人想起巴金说的话：“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

（本文刊于2016年12月18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柳存仁<四年回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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