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文化汉奸”柳存仁的阳台旧怨

        读宋以朗《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读出一些有意思的情节——张爱玲与柳存仁的“阳台风波”。是书最近出了简体字版，书名改为《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既称“宋家客厅”，就不好将自家祖父及父母当作来客了，实质两书是一书。表面看仅仅是繁简之别，其实还是有些微差别。一目了然的是图片的不同，繁体字版有的图片，简体字版不见得也有，反之亦然。不容易看出来的是文字的差别，我未通检全书，只在“张爱玲”这一章里看见几处不一样的地方。

        先挑宋以朗先生一个小错，这个小错很多学者仍然在犯。“张爱玲”这一章，第一小节名为“张爱玲、夏志清与柳存仁”，其中有这么一句：“抗战胜利后，柳雨生南下香港任教，改名柳存仁。”这里用“改”是不对的，柳雨生的本名就是柳存仁。《古今》杂志第十期（1949年11月）刊有柳存仁《谈自传》，文后附录“作者略传”：“柳雨生，初名存仁，字雨生，后遂以字行。存仁，其舅公左子兴秉隆公为取名，雨生则其友人星家袁树珊先生所取也，谓其五行缺水。欲保留此时代社会上尚有此种未能革除之习惯信仰也。”

        “柳雨生”之名于上海沦陷时期使用最多，乃至最终大家都知道柳雨生是“文化汉奸”，而柳存仁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就算是在沦陷时期，柳存仁也不是绝对不用“柳存仁”，有的时候甚至同时使用，仍以《古今》为例，第十九期“周年特大号”，既有柳存仁的文章《年年有个三月三》，也有柳雨生的《异国心影录》，问题是只有通读了《古今》的读者才能联系得起来“此柳即彼柳”。

        柳存仁后来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最省事的办法是永不再用“柳雨生”。与柳存仁心理相似的还有金性尧（文载道），周劭（周黎庵）等。柳存仁于沦陷时期使用“柳雨生”，如果说他是故意想隐瞒什么，倒也不尽然，否则他也不会早早在自传里公开柳雨生就是柳存仁，但是他这样两个名字来来回回使用，竟然把后来的研究者给搞晕菜了。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管时间地点一律使用“柳存仁”，免得再添乱。

        《古今》刊载有张爱玲两篇文章，据说是柳存仁介绍张爱玲给主编周黎庵认识，这才有了发表的机会。我一直奇怪，柳存仁编《风雨谈》时为什么一篇张爱玲的作品也不用，而且太平书局出了那么多单行本，也不邀请张爱玲加入一本。柳存仁和张爱玲很熟络，1942年同船自港返沪，介绍周黎庵认识，现在又知道很有名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1945年2月27日），对谈时柳存仁居然在现场。二十四年后和三十五后张爱玲两度在给宋淇信里提起那次对谈时如何怠慢了柳存仁。

        1969年4月1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说正在托当时在波士顿的柳存仁找工作：“柳存仁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去，非常冷漠，说几句顺便和太太同来，免得费事（我并没预备费事招待），结果也没来。前天志清到Boston开会，住在他家。我去旁听遇见了，不然我也不提了，但是好像太太同来就不坚邀，所以又请他们有空来，仍旧推托。随后听见志清说他解释是太太吃醋。他一共跟《杂志》的人到我家来过两次，太太没有来过。有一次有点得罪倒是真的：跟苏青，对谈，我说人多，说不出，编辑叫他到阳台去等着，虽然是开玩笑的，他脸上有点窘。但是我以为他现在得意的时候也许愿意看见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

        1980年8月29日，张爱玲给宋淇信称：“柳存仁我六五年在Bloomington, Ind.（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开会碰见他，就坐在我前排，我跟他招呼，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板着脸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唯恐我托他找事。当时我信上告诉你们，说也许也是因为从前有一次怠慢了他，让他在我们家洋台上独自站了半天。不是我睚眦必报，似乎犯不着去替他捧场，不登也罢。”

        我曾经说过，“我不是个记仇的人，但是让我忘掉也很难。”也许很多人，包括张爱玲和柳存仁都有“睚眦必报”的一面。

        第一信里“所以又请他们有空来”和“他一共跟《杂志》的人到我家来过两次，太太没有来过”连在一起说很容易让不明背景的读者糊涂，须稍加解释。“有空来”是1969年张爱玲请柳存仁到张爱玲美国的家；“来过两次”则是上海张爱玲家，1945年2月“苏张对谈”一次，另一次不得而知。《杂志》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一本杂志，简体字版未加书名号，繁体字版加了，不加书名号读者以为是随便一本什么杂志呢。张爱玲《诗与胡说》有一段：“我想起纪弦。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这里的杂志即《杂志》，张爱玲没加书名号。宋淇上海沦陷时在上海，所以他知道有这么本《杂志》，所以张爱玲跟宋淇说杂志他一准儿知道是《杂志》而非其他刊物。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登在1945年3月号《杂志》，封面套红刊出标题，里页有如下信息：

        主催者：本社

        对谈者：苏青 张爱玲

        时间：三十四年二月廿七日下午

        地点：张爱玲女士寓

        《杂志》社出面请两个最当红的女作家对谈，为什么要拉上柳存仁？既然柳存仁在场“我说人多，说不出”，为什么柳存仁不走开而一定要在阳台罚站似的死等？等的时间至少有两个钟点吧，《杂志》上的文字记录就占了七页，实际得说多少话呀。

        肖进编著《旧闻新知张爱玲》里有一则《大上海报》1945年2月12日所载署名“柳浪”的文章《张爱玲与潘柳黛》，内云：“《古今》《天地》等七家杂志编辑，将与名演员在元宵节义演《秋海棠》于‘兰心’。女作家张爱玲，潘柳黛亦参加演出，张饰罗湘绮，未知能否胜任；潘演一老娼子，则颇为适当。”

        查:1945年元宵节正是2月27日，《风雨谈》编辑柳存仁或作为“七家杂志编辑”之一参与演出，所以要在阳台死等张爱玲，晚上一起参加演出。事实果真如此么？

        这一年张爱玲还住在爱丁顿公寓（常德公寓）六楼。李岩炜先生写有《张爱玲的上海舞台》，书中有一节专门写到他实地寻访张爱玲故居，并拍了照片。我们应该特别感谢李先生，他拍下了那个令柳存仁“脸上有点窘”，“独自站了半天”的阳台的内景。

        这个阳台，张爱玲拍过照片，很多次写进小说和散文。这个阳台不像是很方正的那种，没有我家（愚园路）的阳台宽阔，姐姐小的时候在阳台骑着儿童车的照片还在，那时我只有几个月大，可惜没留下阳台照片。我家的房子还在，现在是长宁区政府所在地，前几年父亲和姐姐回沪，拍了房子的外景。我现在才知道愚园路离常德公寓很近，网络上曝光很多张爱玲的粉丝朝拜常德公寓，公寓不胜其扰，挂出了“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牌子。北京四三条鲁迅故居由于属于“国有”性质，倒不会嫌弃游客。这也许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和小资文艺偶像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