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的泥板文字如何从图画变为楔形

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起源的问题：苏美尔语还是其他？

关于两河流域先民对文字起源的设想，我们可以见到零星记载。已知的两宗，我在此一并引用。

一宗来自那个时代的末期，可能只是个希腊传说。贝洛索斯在公元前3世纪，向希腊国王安条克一世献书，该书用希腊文写就，题为《巴比伦尼亚志》。

在谈及其国家之传统时，他(贝罗索斯)说，文字是在创世之初，人首鱼身的欧阿涅斯赋予人类的基本品质之一。当人类仍然像动物一样生活时，欧阿涅斯现身于波斯湾，不为别的，专为教会人们书写与计数的本领以及各类知识。也就是说，在这一有关文字起源的记载里，文字是神明赐予的礼物，人类自身不可能创造出来。

另一宗出自一首苏美尔史诗，大约写作于公元前3000年，但看起来似乎过于简单。

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将文字书写的发明归功于一人，即恩美卡。乌鲁克的古代国王恩美卡试图从相隔重山的伊朗富饶之区阿拉塔获得必要的建筑原材料，但阿拉塔的统治者以谜语的形式向国王恩美卡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国王恩美卡一一回应了这些要求，信使往来奔波于两位国王之间，终因所要传达口信之复杂，而力不从心：

信使的嘴过于沉重，以至于不能复述国王之言，

库拉巴之王(即恩美卡)揉了些黏土，写字于其上，就像写于一块版。

在此日之前，从未有人在黏土上写字；

但，当那一日的太阳升起，一切已然不同！

当库拉巴之王于(泥)版上写下文字，一切已然不同！也就是说，文字书写是城邦间贸易往来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其发明文字书写的方式：“口述的语词”被“置”于黏土上。也就是说，文字书写就是将口头表述固定在承载物上。

文字的诞生，一般被看成逐渐演化的过程。而在两河流域先民看来，文字书写的出现是一个突然而且根本的飞跃，从一开始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最早的泥板文字记录的是苏美尔语还是其他语言？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仍在争论。事实是，今天没有人能看懂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

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们记录的是所谓的“原始幼发拉底语(proto-Euphratean)”。“原始幼发拉底语”是兰斯伯格(B.Landsberger)的假设，借以解释以下事实：那些最古老的城邦名称无法用阿卡德语或苏美尔语来解释。所以兰斯伯格提出，这些地名可能是更早先民语言的遗存。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文字是那一时期任何语种的人都能读懂的，而不只限于苏美尔语；也就是说，这是当时的一种通行文字，只是其密码现在已经失落。

事实上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在公元前四千纪末至公元前三千纪初的近东，苏美尔文字并非独一无二。也就是说，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许多语言甚至文字。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称的原始埃兰文字(proto-Elamite)，这是另一种难以理解的文字；在楔形文字流行之前，这种文字曾在伊朗地区使用，可能记录的既不是埃兰语，也不是苏美尔语。所以完全可能是苏美尔人继承了一个古老的文字系统，再加以改造，用以记录他们自己的语言。

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最早的泥板文字是用一种古老的文字系统，而其背后的语言就是苏美尔语。

楔形文字的样子与图画没有任何联系，这是楔形文字有别于古埃及象形文字最主要的一点。接下来我们谈谈楔形文字的演变大概。

最早的泥板文字不仅写在泥板上，还写于石头上。最早的文字符号就是图画。后来，这些图形符号只刻写于泥板上，于是在泥板上呈现为楔形。

在最初的苏美尔文字系统中，文字纯粹是概念符号，有多种含义，当然也就有多种读音。例如，楔形文字中的“SAG”(“头”)，当你在该符号中添加一些刻痕，就只指嘴部，意思可以是“口”(KA)，可以是“齿”(Zú)，可以是“鼻”(KIR4)，可以是“词”(INIM)，可以是“说”(DUG4)，还可以是“哭”(Gù)。这种现象，我们今天称之为“符号的多音性”(the polyphony of the signs)。

说阿卡德语的人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发音中做了一个选择，他们决定，在他们的文字系统中，这个特殊符号(“SAG”加上指示刻痕)的音值为“KA”；当然，用作表意字时除外。

开始的时候，字符被写在方框里，方框依字符串的形状而定。字符在方框里的位置，并不是依照语音读写的顺序。因此，第一个改进，是依据语音读写的顺序书写。接着，楔形文字符号便发生了90度的旋转。但在惯于拟古的碑文刻石中，古老的文字书写方式(即，未发生旋转的写法)仍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例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纪早期)。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楔形文字符号曾发生90度的旋转。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方框内书写的方式渐趋消失，楔形文字开始“沿着一条线”书写。这一转变大约发生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

结果就是，楔形文字中早期图形符号的消失。楔形文字的样子与图画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是楔形文字有别于古埃及象形文字最主要的一点。

当然，如果你知道某个楔形文字历史，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演变过程。但是你却无法悬揣某个楔形文字的原始形式。比如字符HA：KU5：鱼(FISH orPES)：鱼卵(FISH -EGGS)：怀孕(PREGNANCY)。

楔形文字的载体是黏土。在两河流域文明中，正是黏土作为书写材料的特殊性，造成了将符号契刻在柔软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书写的独特外观。与纸草和皮革不同，黏土是一种廉价的原生材料，不过在其制作过程中也经过了一些特殊的处理，以免干裂。在拜利赫河流域(Balih Valley或Balikh Valley)的哈马姆—图克曼(Hammam et -Turkman)曾发掘出一间制作泥板的作坊。该作坊是一个环形的凹地，约有20英寸(50厘米)深，汲井以供水。有一个长方形的空间与之相邻，人们在那里发现了经过澄清的黏土，其上的指纹和揉捏痕迹仍清晰可见。

使用黏土作为书写载体有好处也有诸多局限。第一个局限便是板面，书写者必须提前估算出所需板面的大小。有理由推测，在所有情况下，很可能书写者本人抟制泥板，然后刻写，当然事实上也可能需要助手帮忙。另一个根本性的局限在于黏土自身的特性。一旦开始刻写，黏土便会迅速变干，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的可能。也就是说，泥板文书都是一次写成的。在那些较大的泥板文书上，结尾部分的字迹会有所不同。有时候在泥板开始变干的时候会添加文字。它们非常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这些部分往往被刻得较浅。

泥板必须有一定的厚度，以免碎裂，而且随着板面的增大，其厚度也得同比例加厚。泥板的形状存在较大差异。如泥板的边角有些是相对平滑的圆角，有些则是较为锋利的尖角。一般来说，泥板文书的正面是近乎平整的，而反面则有一定的弧度。

圆形泥板通常用于学校练习；正方形泥板十分罕见。相比之下，长方形泥板则要常见得多：上面的字行通常与较短的边平行。从正面写至反面时，通常是将底部翻到顶部(不是像人们翻纸叶那样从右向左)。结果就是，书写者可以利用泥板的顶部、底部或者左边。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文本种类的不同，人们刻写泥板时也会有种种不同的惯例。

正常情况下，泥板文书不会被烤制。烤制的工序多数发生于需要保存图书馆资料库中的某些特定的副本时。我们今天所见的多数泥板文书都是被烤过的，这是因为贮存它们的建筑物被火焚毁了，并非有意烤制。

由于正常情况下的泥板未被烤制过，过时的泥板可以弄湿重新使用。这样的情况主要发生于学校及政府档案馆。书写者们积累起一定数量的泥板文书后，可以每天循环利用刻写过的小泥板的黏土。所以档案泥板总是不断“自毁”，直到定格于其存在的最后面貌。

书信则自成一格，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可长可短的文本。在公元前1000年的亚述，根据所载信息的不同，有两种不同格式的书信并存于世。真正的书信是平行于泥板的短边书写，收件人、发件人的姓名以及依照惯例的称呼问候都被置于泥板的顶部。相反，记录报告类的文书-u’iltu则平行于泥板的长边书写，而且没有致敬称呼，其作者的名字仅仅出现在文章末尾。

已经被证实的是，当时的书信是有信封的。一旦泥板文书完全干燥，书写者就会用一层薄薄的粘土将其覆盖(其厚度约为1/8英寸或0.2厘米)。信封用于两类不同的文本：书信和契约。当被用于书信时，信封的作用显然是为了保证其内容的私密性。信封上只会出现收件人的名字，当收件人获悉后即予拆毁。信封也可加盖发信人的印章以便核实。其他时代的契约文书，也可见覆以信封者。信封上有时只出现契约文书的概要，但通常书写者会在上面重抄整篇文书。其后，如果信封受损或者有人怀疑文书内容已被篡改，审判者只须敲碎外层的包裹物便能获得其内部的原始文本。信封的表面积比泥板文书大，从而可以在左边留下空白处以加盖印章。

泥板文书的外观亦值得一说。大的泥板有时分栏刻写。正面，自左栏向右栏；反面，自右栏向左栏。一般不会跨行连写：书吏不仅在一行结束前写完一个词，而且还努力留足栏间距。如果一个句子过长，书吏会用到缩进。当然，书信一类的泥板文书就会写得随意一些。

楔形文字书写体式的变革一般都是在当局的推动下进行的。例如，在纳拉姆辛 (Naram-Sin)统治下的阿卡德帝国(公元前24世纪至公元前23世纪)，中央政府便发布了通行全国的统一书写规范。因此，地方档案显示出同时并存的两种簿记泥板：内部使用的文书仍遵循旧例刻写，而那些上呈帝国督查的则符合新标准。

第二次变革发生在公元前19世纪末的马里王国，原先被称为“shakkanakku”(“总督”)体式的泥板文书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现代”的体式，来自邻国埃什努那(Eshnunna)的书写习惯。我们拥有楔形文字史上极为罕见的一件公文——按照旧体式写完之后，又按照新体式抄了一遍。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变化同时表现在泥板的形制、符号的排列组合方式、音节符号以及对日期的标识等方面。

楔形文字的书写，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要让他人能够看懂写的是什么。因此，书写者的任务不是照录某人的言词，而是要写作出易读的文本。这就是为什么两河流域的书吏常被比作今天的代写书信者，在书写前要将其组织成简短而又富有意义的书信。所以，所写的文本大多是一些套话，并且按常规方式加以编纂，以便读解。若非如此，有时候文本就会很难理解。

我们对书写者的地位仍然知之甚少。一般说来，书写者被认为是一种工匠。但有一些人物，比如某些国王的记室，他们阅读写给朝廷的信，并且起草国王发出的函件。

提及书写者的，大多是在契约文书中：契约最后的见证人往往由编纂文本的书写员担任。但我们仍无法获知这些书写者被支付薪酬的具体方式。我们只能推断，那些需要持有泥板文书以证明其权益的人向书写者支付了报酬。

相比于这些“牙行经济”(notaries)，传统在学校教师的心目中要重得多得多。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吊诡的局面：公元前一千纪时，学徒写工仍在按照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尼普尔城使用的书写体式抄写，而这些早已不见于同时期的契约文书。

［让-马里·杜朗(Jean Marie Durand)教授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公学院教授、法国亚洲学会副主席、《亚洲学刊》主编，也是国际著名的亚述学家，本文是他在复旦大学所作连续讲座“两河流域古文献学四讲”的第三讲。该连续讲座由复旦大学外事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办，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办。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6年3月25日，原题《楔形文字：从图画到楔形》，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