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1960年代上海如何改造评弹艺人

《良友》，一本杂志可以解读一个城市

        留声机、出租车、大商场，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引领着“现代都市生活”的方向；化妆品、明星海报、摩登女郎，描画着大上海的历史剪影……若要从一本杂志中寻觅老上海的声色光影，《良友》不可不读。

        《良友》是中国第一份生活类的大型画刊，出版家伍联德1926年创办于上海，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华人世界。该杂志以图为主、配以文字，将时尚与社会相融合，内容涉及世界风俗、旅行游记、政商风云、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大量的图片集中展现了老上海的时代意象。

        2015年2月《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发了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Joan Judge的一篇书评（Liangyou: Kaleidescopic Modernity and the Shanghai Global Metropolis, 1926-1945,Edited by Paul G. Pickowicz, Kuiyi Shen, and Yingjin Zhang, Leiden: Brill, 2013）。

        这是“现代亚洲艺术与视觉文化”系列中的第一本书，收录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个国际顶级学术研讨班的10篇论文。该研讨班召集了该校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解读《良友》杂志，分析杂志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史料。这种跨学科的模式为“中国期刊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视角。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视觉艺术学院的教授Paul W. Ricketts探讨了《良友》杂志图片排版风格的转变：从强调连续性的“全景式”审美，转向突出片段感的“蒙太奇”美学。Paul W. Ricketts认为，这一转变一方面与欧洲前卫艺术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该杂志的读者对于“城市生活”的感知有关。另外，他还将《良友》置于国内与国外的语境中，分析了中国和日本“设计语言”的共同点。

        该校历史学系的Amy O’keefe则用历史学的方法，通过追溯《良友》杂志中不同时期对于男性飞行员的形象塑造，研究了“航空”（aviation）一词在中国的变化——从一个新兴词汇变为一个举国皆知的必备词汇。而该校比较文学专业的Jun Lei则从文本入手，以文学理论为依据，分析了《良友》杂志的一些作者如何将“科学”以一种“微妙的胁迫方式”来规范女性的“性”。

在上海如何制造电影？

        Shanghai Filmmaking: Crossings Borders,Connecting to the Globe, 1922–1938，这本书2014年由Brill出版社出版。作者Huang XueLei是海德堡大学博士，她在书中主要展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银幕背后的世界。

        2015年3月的《中国季刊》发表了针书评文章，作者Chris Berry，中文名裴开瑞，是英国著名社会文化学者，现为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

        裴开瑞教授认为这本著作对中国电影研究有双重贡献。

        首先，它提供了有关“明星”电影公司详细且直观的历史记录——“明星”电影公司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制片厂之一。Huang的研究方法是开创性的，她专注于考察电影制作机构和约翰•考德威尔的“文化生产”理论（John Caldwell ,Production Culture），这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很少见的。

        其次，书中关于“明星”电影公司的分析研究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1963）的内容做出了修正，不仅揭示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一些被遗漏、但重要且有趣的内容，而且对其提出了挑战。

        在本书第一部分，Huang阐述了“明星”电影公司是如何遵循好莱坞的垂直整合模式，努力构建自身发展，从而反击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对中国电影界的统治——“明星”电影公司希望在促进本国电影发展的同时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另外，Huang还追溯了“明星”创始人和一些主要电影制片人的个人生平以揭穿某些隐含问题。

        书中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明星”的电影及其受众。Huang的研究视野并不限于那些保存下来的电影，她还广泛利用脚本、宣传资料、剧照、杂志等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首先，她借用阿帕杜莱“媒体图景”（Appadurai's concept of the“mediascape”）的概念来展示上海如何成为一个国际间关于电影文本借贷转换的媒介网络中心。此外，她还引用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和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的理论来辩驳程季华等人的说法。她认为“明星”大多数电影不能被笼统地划分成“鸳鸯蝴蝶”派电影、左翼电影或右翼电影。实际上，“明星”电影中的情节模式往往能在理性与感性上调动观众，Huang称这种模式为“情感教育”。

        裴开瑞教授认为这本著作不仅客观仔细，细节丰富，而且通过研究“明星”电影案例，提供了大量关于民国时期电影文化的新见解。书中还精心收录了“明星”电影作品年表及其主要人员列表等内容，值得关注。

        

建国初期，谁能当选“国家的主人翁”？

        1949年，中国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劳动人民开始“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翁”。1953年底到1954年上半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选举，这被认为是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在此过程中，“国家主人翁”成了重要的政治话语。

        “人民主权”和国家政治权利之间的联系，是伴随1953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而开始的。1953年3月国家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案，给予广大人民参与投票选举的权利，由此产生“国家的主人翁”。不过，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对此却有不同表现。

        2014年12月《中国季刊》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济顺的文章Creating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n Shanghai and Beijing:Discourse and the 1953–54 Local People's Congress Elections，讨论的正是上述问题。

        “国家主人翁”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理论产物，是一种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选举的话语策略。身处上海的党员组织的选举宣传活动就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政府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国家主人翁”概念。

        考虑到投票人群的教育程度，当时上海的宣传口号都较为简单明了，如“选好人，当好家”，“当家作主喜洋洋”等。此外，主流报纸还报道了不少真人事迹，以劳动人民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身份转变得到的好处。通过种种方式，政府希望用选举来提高人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真正觉得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也以此证明国家民主体系的合法性与普遍性。

        然而，事与愿违。在上海，一开始基层选民无法理解和接受选举程序，对普选缺乏参与热情。人们抱怨和抵抗普选活动——这是共产党所始料未及的。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和“人民民主”的普遍性与合法性，于是开始了又一轮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旨在加强并进一步推广“国家主人翁”的理念，纠正群众的思想误解。

        上海的干部开始精心布置选民登记站和会议场地，开展以普选为主题的艺术展示活动，并将传统庆祝活动融于选举之中，促使民众逐渐正视和接受选举模式。政府还将9929名选举工作人员分配到全市各个选区和选民团体中监督和反馈选举情况。

        最终，上海市的普选以96.53%的选民参与率获得了成功，群众行使了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权利。不过，那些当选者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对祖国绝对忠诚，积极参与政府发起的政治运动，乐于为人服务。但是，他们普遍没有行使权利的经验，没有参与过国家重大事件的商讨。

        与上海不同，在北京，不同群体对选举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反应。官员们普遍对普选活动态度冷漠，并以“没时间”、“投票与我无关”等说辞拒绝参与。这种冷漠的态度源于他们对“国家主人翁”的理解：他们将自己的地位置于普通群众之上，认为自己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人”。北京知识分子则将“国家主人翁”这一话语作为他们政治斗争的武器。他们利用选举活动提供的平台去实行对话语的控制权。非知识精英的人群则出于自身目的运用发挥“国家主人翁”的概念。

1960年代的上海评弹艺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评弹是上海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每天大约有3万人观看评弹，观众人数仅次于电影。新中国的当权者们力图使其为政治服务。

        “文革”时期共产党曾对艺术家及艺术作品进行“改造”，评弹艺人也由此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以往学界进行过相关研究。在“文革”之前，还曾出现过一批“红皮白心”的评弹作品，它们以各种方式抵抗文艺改造，这是之前学界并未关注到的，南卡罗来纳北部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其亮则关注了这一问题。

        2014年5月《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刊载了何教授的论文Between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Pingtan Storytelling in 1960s Shanghai，此文考察了“文革”前夕上海评弹艺人对艺术管控的妥协与反抗。

        1950年代，评弹艺人被吸纳进政府创办的评弹团，后来评弹团改为集体所有，国家不再给予资助。于是，艺术家与当局产生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要求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剔除评弹作品中的封建迷信、陈腐文化，评弹艺人并未照办；二是“大跃进”之后国家经济困难，评弹艺人的工资和福利大幅削减，他们与当局愈发对立。

        不过，1960年代早期评弹艺人往往采用“日常生活化的方式”表达诉求，比如，他们会在表演中发泄情绪，或者不遵守舞台服饰要求，或请病假，或以退出评弹团。对于一些颂扬当局的故事，他们则通过即兴的舞台表演和叙述，扭曲故事线索，操纵人物塑造，甚至穿插低俗的笑话，用灵活的方式反对“政治干预”、迎合观众喜好。

        何其亮引用福柯的观点指出，权力可以带来规训，也会制造出一切反对它的事物。评弹艺人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