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 | 中国占星术起源于巴比伦？

中国的占星术起源于巴比伦？

        

Early China, August 2014

        当下流行的十二星座说法是西方的“舶来品”，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文明，而中国二十八星宿的完整记录则最早见诸《史记•天官书》。

        1919年，德国的亚述文明学者Carl Bezold (1859 – 1922)发表研究称，巴比伦的占星学说传入中国，影响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写的《天官书》。他翻译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前685-627）所藏的楔形文字文本，发现巴比伦占星术和《天官书》在将天文现象解释为自然灾害、政治事件的预兆时惊人地相似，语言句式也雷同。如《天官书》：“火犯守角则有战，房、心，王者恶之也。”相应的楔形文字文本为：“若火星靠近冥王星，城市将陷入战争；若火星挡住冥王星，领土将被敌人攻占；若火星逆行后又靠近冥王星，王将被赶出国土。” Bezold的说法“虽然未被仔细推敲，但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定论”。

        在最新一期《早期中国》(Early China)中，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弟子、以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著称的美国学者David W. Pankenier（班大卫）发表文章：Did Babylonian Astrology Influence Early Chinese Astral Prognostication Xing Zhan Shu?（中国的占星术是否起源于巴比伦？），逐条探讨Bezold所谓“传入说”的证据。他指出，Bezold发现的诸多共同点，不足以说明中国人使用的占星术是外来的。两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明，同样饱尝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在对天文现象的解读中出现共同的主题，包括战争胜败、国家兴衰、起义暴乱、旱涝灾害、饥荒疾病、庄稼收成等，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政治预言的共性。

中西星象图对比

        班大卫指出了Bezold的局限：“中国以星象预言自然灾害或者政治事件，可以追溯到商朝的甲骨文记载（前13世纪中期-前1046年），几乎比《天官书》早1000年，比亚述的图书馆早700年。1919年的Bezold对此并不知情，并且他只看到了《天官书》的部分文本。”他还说：“如果历史上曾经有机会使得中国的占星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那应该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前138）。”然而目前并没有更多证据。所以，作者的结论是：“中国的占星术形成于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就这么简单。”

还原鲁迅：美国学界的再评价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3, Issue 03, August 2014

        最近一期《亚洲研究集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封面是以鲁迅为主角的“批林批孔”宣传画，原件收藏于荷兰莱顿大学。在本期集刊中，学者Jon Eugene von Kowallis发表文章回顾了美国最新的鲁迅研究，认为摆脱了冷战思维的学界正在重新评价这个“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家”。

        “过去，我们透过冷战的眼镜来观察鲁迅。我们认为他从曾经的天才写作者变成了一个性情暴戾之人，并将原因归之于1930年代他与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归之于1920年代他与北京学生运动和学术政治之间的纠葛。”Jon Eugene von Kowallis提到，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有一种观念也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于鲁迅这个人物的解读，那就是鲁迅的文章狠狠地抨击了国民党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取得了胜利。“现在，如果说我们能够自由地承认鲁迅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和他所目睹的不公正，并把它放入我们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中去，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再为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而担惊受怕。”

        

美国连续出版3本鲁迅研究著作：Memory, Violence, Queues: Lu Xun Interprets China. By EVA SHAN CHOU.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2.

        Lu Xun’s Revolution: 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 By GLORIA DAV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Literary Remains: Death, Trauma, 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 By EILEEN J.CHE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在这篇题为Lu Xun on Our Minds: The Post-Socialist Reappraisal（我们脑海中的鲁迅：“后社会主义”的再评价）的文章中，作者评介了近期连续出版的3个鲁迅研究。

        Eva Shan Chou从鲁迅在日本、北京、上海的几次关键性的人生转折来分析关于暴力的记忆和人生经历如何使他走向悲观。Eileen Cheng则通过对作品的文本分析来试图理解鲁迅立场背后的愿景和动力。她对于将鲁迅视作“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国古典文学远不只影响了鲁迅的古体诗写作，《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野草集》以及他创作的戏剧中都有传统文学的印记。Gloria Davies聚焦于鲁迅的政治色彩浓厚的最后10年，从文学、语言学和知识分子三个角度解读人物，并且侧重于杂文的分析。在此之前，除了David Pollard以外没有美国学者将鲁迅作为一位纯粹的杂文家、评论家来研究过，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10年。Davies关注鲁迅“人性化”的一面，以及佛教对他的“同情心”有何影响。Davies指出鲁迅是一个有悲悯之心的人文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倡导暴力的激进革命者。然而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尚有争议。

        这些研究不只是在谈论鲁迅这一个体，背后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张力，“压迫-革命-反对革命”的暴力循环，鲁迅以及中国的革命者对暴力、创伤的回应等等。作者还指出，鲁迅1898-1901年在南京，1902-1909年在东京，1912-1926年在北京，1927-1936年在上海，这些城市都是当时的国际贸易枢纽；在未来的鲁迅研究中，研究者或许会更多地考虑国际知识界的背景。

帝国阴影之下的友谊：泰戈尔在芝加哥（1913-1932）

        

Modern Asian Studies,48, 5 (2014)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Dipesh Chakrabarty在《当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History)上发表文章，解析了印度诗人泰戈尔（1861-1941）首次访问芝加哥的情况（Friendships in the Shadow of Empire: Tagore’s Reception in Chicago, circa 1913–1932）。该文通过书信和个人档案还原了1913年1月泰戈尔访美如何受到芝加哥大学校方、当地朋友的盛情款待，以及他和哈里特•穆迪夫人（诗人威廉•穆迪的遗孀）之间“不平等”的友谊。

        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方世界面临着思想精神上的疲乏与虚无，正渴望寻找新的出路，许多人把视野转向东方。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早已名声在外，此时的他仿佛承载着“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来到了美国，成为他口中“印度文明”的信使。芝加哥的朋友也将其视为来自“东方”的代表，穆迪太太更是将他们之间的友谊视为近乎宗教意义上的关系，带有崇拜、神秘主义的色彩。她深知这份友谊中的不平等和差异：一切以泰戈尔的行程为准，大部分时候都是泰戈尔在说话而别人在聆听，她对泰戈尔的仰慕和崇拜与对方对她的定位完全不对等，但是她毫不介意。尽管双方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导致交往中问题重重，但穆迪太太们开始通过“文明”的框架来理解世界，而不像过去只有批判“异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