魑魅魍魉中世纪 | 中世纪人为何不爱洗澡？

        感官无处不在。对感官的态度左右中世纪时代精神一如左右我们的，并且和今天一样，由于太过无处不在而不易被察觉。西欧中世纪人大致从早期教父传统处（以奥古斯丁为首）继承了一张感官唱名清单，以《论灵魂》为首的亚里士多德文本自阿拉伯文传入后，又注意糅合（或抗争）古典传统。

        其中“外感官”之清单与今天无异：视觉（visus），听觉（auditus），嗅觉（olfactus），味觉（gustus）与触觉（tactus)。在动物寓言系统中，视觉是一只公鸡（或鸡身蛇尾怪），听觉是一只野猪，嗅觉是秃鹫，味觉是猿或猴，触觉是蜘蛛。

        另有一套看不见的“内感官”，数量从三到六个不等，分别位于人脑中一系列独立的颅腔内，掌管判断、想象、常识等——这些想象中的颅腔的分布当然不基于解剖学，是为名副其实的“脑洞”：

        内感官是个博大迷人的话题，拟另开一篇，单独分解，今天我们专门讨论外感官中的嗅觉。嗅觉在中世纪感官金字塔上居于正中，地位一直比较尴尬：既不像上方的视觉听觉那样被目为从肉体性通向灵性的关口，也不像下方的味觉触觉那般，因被看作魔鬼最容易做工的领域而时常打上警示性高光。“在我们的肉身复活后”，十三世纪神学家格罗赛泰斯特在《论创世六日》中说，“只有视觉和触觉仍在工作，因它们参与对灵魂的完善”——视觉和触觉分别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和底部。

        中世纪人对嗅觉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觉得嗅觉对动物比人重要，比如多明我会修士博梵的文森特就在十三世纪百科全书《巨镜》（Speculum Maius）中意味深长地指出：人类在睡梦中没有嗅觉感受。这种陈述可以在文学作品和圣徒传中找到无数反例。另一方面，多数中世纪城镇的物理环境决定了嗅觉——主要是臭味——是一种在人类日常经验中怒刷存在感的官能：密闭逼仄的木结构建筑、排污设施的匮乏、鱼市肉市下水市、各种蒸蒸日上的新兴手工业释放出同样蒸蒸日上的异味……由于香味是那么罕见，它被赋予至高的道德和神学价值也就不足为怪。

        嗅觉的神学价值植根于圣经经文本身。《出埃及记》中上帝对圣坛上焚何种香、如何焚香有巨细无靡的教导：“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作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30：7-9）。唯有馨香料（incensum suave fraglans, 直译为散发甜味的香料）配得上圣坛，同样带香味的肉、谷物、酒则不够格。

        此后上帝又教摩西调制圣膏：“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没药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勒，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着圣所的平，又取橄榄油一欣，按作香之法，调和作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30:23-6）。这种膏油仅为膏立上帝的祭司而保留，为圣中之圣（sanctum sanctorum），任何其他人若制作或使用都要被处死。

        又教摩西磨制香粉：“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作香之法，作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30:34-6）。这种香粉的功用后来在《利未记》中有所解释，上帝嘱咐亚伦“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16:12-3）——肉胎凡躯不能见神，焚香可以起到烟雾弹的作用，为祭司“缓冲”上帝的在场。

        到了新约时代，香气更是从一开始就与美德和神圣性密不可分：东方三博士献给圣婴的三份礼物中有两份是香料：乳香代表基督的神性和祭司职能，没药（自古埃及起就是保存尸体的大杀器）则预示受难和死亡。没药的香调迂回幽邃，今天仍被许多调香师视为捕捉嗅觉之神性的最佳竞技场：主流线中娇兰的没药与谵妄、圣罗兰的红鸦、普拉达的十号，沙龙线中安霓可•古特尔的没药微焰（Myrrhe Ardente）、卢丹氏的没药（La Myrrhe）、爱特罗的午夜弥撒（Messe de Minuit）等都是没药系香水的代表作。

        此后，从早期教父时代到中世纪盛晚期，嗅觉的道德内涵更是在圣徒传、训谕文和神秘剧中彰显得登峰造极，衍生出许多奇迹叙事。

        天堂被想象成一个香料大本营：十二世纪熙笃会修士罗杰在一次天启中见到已故的朋友亚历山大，后者告诉他，他如今在天堂里靠吸食香气维生，各种香气一大早就从天而降，根据每位兄弟生前的品行把他们笼罩在次第不同的香氛里。圣徒的尸体总是不腐且散发芬芳：据德罕的雷金纳德记载，圣戈德里克下葬时（1172年左右），整个修道院的树木，乃至周围的森林，都被熏上了蜂蜜味；诺维奇的圣威廉（1144年被谋杀）的尸体从墓穴里被挖出，准备重新入葬时，散发出“春日花朵和香草”的气息；里沃的圣阿尔莱德（约1167年去世）尸体闻起来犹如上等馨香。圣比里努斯的圣名远扬，一如 “整个花园里的百合花”；圣母则常在诗歌和布道文里被称作“一爿香料铺”。

        在主张通过冥想到达“神我合一”（unio mystica）的十四世纪英国神秘主义四大师之首理查德•罗尔那里，“甜蜜”（dulcor）是通往天堂之三大移情步骤之一（另两个是“炽热”和“歌声”）。在贵族阶层中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本身的时辰书往往在文本边缘，尤其是日历页旁饰以繁复的花卉图案，喻指神意的馨香四季弥漫。在梦幻诗传统中，香气（主要是植物香）常常成为一种天启导火索，一种梦游天堂的触发机制，无论是在乔叟的几大梦诗还是他的同时代匿名者“珍珠诗人”那里——“我扑倒在那片花圃上/这般奇香穿透我脑海/我坠入一场近死的沉睡”——《珍珠》中这类近乎不详的表达，无意中成了对嗅觉的灵性维度的最生动的表达。

        相反地，地狱、魔鬼、恶德总是与糟糕的气味联系在一起：硫磺、大蒜、腐烂植物、排泄物。

        十五世纪道德剧《坚贞的城堡》中主人公“人类”在忏悔罪行时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大蒜/即便我要下地狱/我也很清楚我不是一个人去……”神秘剧中常提到恶人的肛门里住着成千上万个小魔鬼，放屁则是魔鬼附体的明证，甚至路西法本人也将放屁引为自己登场或退场的信号：“现在，我将动身去地狱／在那儿忍受无尽的痛苦／出于对烈火的畏惧，我放了个臭屁！”（Ｎ镇神秘剧《创世纪》）十四世纪头韵长诗《清洁》则对索多玛等罪恶之城被灭后留下的死海之恶臭作了长篇累牍的白描。英国雷丁的僧侣艾利阿斯患了麻风病，他先去巴斯泡澡，但那里的温泉“硫磺味冲天”，病情毫无起色，于是他前往坎特伯雷，最终被圣托马斯的甘冽圣水治好。好气味自然有辟邪作用：林肯的休在前往巴黎路上拜访圣尼卡修斯（四世纪时殉教的鲁昂主教）的陵龛，他本想从圣骷髅里拔下一颗牙齿留作纪念，没能拔动；于是把手指伸进了鼻腔——因为圣人从鼻腔里呼吸“基督的甜美气息”——结果把圣人的颧骨弄碎了。

        然而在认知论层面，相较于其他感官，嗅觉的地位始终不咸不淡。当博梵的文森特声称，真正的嗅觉功能存在于人脑，而鼻子只是一根连接大脑和外界的管子，他代表了一种中世纪盛期的典型态度。这种态度直到十四世纪某决定性事件发生后才逐渐改变：1348年前后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四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除了宗教与道德上的末世论式自省，许多神学家、史学家和医生开始将“腐烂的空气”目为罪魁祸首。

        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的外科医生弗里尼奥认为，瘴气进入人体，在其中变得具有毒性，然后排出人体寻找更多的受害者，这就是黑死病的起因（弗里尼奥于1348年六月死于疫情）。地震被看作源于地球深处释放出糟糕气体，所以“地震常与瘟疫同时发生”。

        巴黎医学院认为黑死病始于一股从印度吹往欧陆的腐臭的湿气，由此开出对治的方法：饮食清淡、节制房事、不要洗澡。这最后一条乍看奇怪：越臭越不洗，弃疗何太急？殊不知修院禁欲观中早有将泡澡等同于罗马式纵欲，而视温泉为败坏道德的温床的传统：可敬的比德就曾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称赞女修道院长艾瑟思莉丝，因她一年只（在最重要的宗教节日）洗两次澡；十世纪《布鲁诺生平》称赞科隆大主教布鲁诺洗澡时不用肥皂，这证明他的禁欲精神远胜普通贵族。

        后黑死病时期，人体愈发被看作是糟糕气味的储藏室，洗澡太多反而会让皮肤更容易渗透，从而打开毛孔让体内腐败的气息散发，最终污染环境甚至引发传染病。勤洗澡被目为异教徒的劣行，到了十六世纪，连从不反对尘世享乐的哲学家彼得•拉姆斯也因一年只洗一次澡而自夸。

        不洗澡如何保持体味清新？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见证了香水业（包括香膏和香粉）的迅速繁荣。除了玫瑰和紫罗兰这类自古常用的花香调，麝香和琥珀类香由于被认为能更好地将人体毛孔堵上、防止毒气扩散到空气中而备受青睐。与此同时，黑死病爆发后半个世纪内见证了大量禁止胡乱排污、致力于改善空气状况的地方法规在欧洲各城通过；贵族以空前的热忱纷纷在乡郊兴建花园别墅，营造通风良好的居住环境；诗人们开始频繁地歌颂旷野和乡村之美（《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十日谈》的开篇只是最家喻户晓的例子）……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现实和认知层面上嗅觉的抬头，以至于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嗅觉逐渐成为一种判定个体教养和社会地位的标识：一个上等人有责任保持自己体味良好，不污染环境，最好还能为周围人创造更好的嗅觉环境；而一个不愿遵循这种心照不宣的嗅觉道德律的人（以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民为代表）就被看作缺乏教养。

        粗略言之，西欧中世纪嗅觉史可被看作是个体控制自己体味的责任越来越与教养相连的历史，这种转变植根于神学但也有病理学上的成因——即便是不那么靠谱的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