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乡纪行|“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