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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贪官前传与转型巨痛

看多了这种“前传”,有一种莫名的“千篇一律”之感:基本都是出生寒门,少年时代刻苦求学,品学兼优,性情良善,受过大学教育,毕业后进入政界军界,从最底层做起,多年拼搏,渐渐官至高位。一夕事发,身陷囹圄。
有人把他们比作19世纪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粗看确有诸多相似,都是出生低微而不甘,出人头地而败北。不过与于连不同的是,我们时代的贪官在年轻时候,社会留给他们大量机会,他们最终爬到高位,事情败露时已经功成名就,不像于连早早倒在追名逐禄的路上。
于连之死是大革命前法国气氛的隐喻。任何社会都要给底层才俊留出上升通道,否则这个社会迟早会崩溃。古今中外,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在中国古代有举荐、科举,在现代西方是选举,而阻碍这个上升通道的,通常是门阀和贵族。
转型时期的中国,初步建立了选举制。而惟其是“转型”,在上述寒门子弟的起步阶段,类似科举制的高考(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高考)仍是非常重要的门槛;进入官场,举荐制仍在主导着升迁,要抹去旧时代留下的痕迹,不是那么容易。而举荐权如果不受控制,不能约束,几乎百分之百被滥用。毫无背景的贫寒子弟在被滥用的举荐权面前,明知可能成为实质上的家臣、门客、白手套,可能不得不干脏活,眼见顷刻到手的权力,谁能轻易拒绝诱惑?
证诸历史,不受控制约束的举荐与门阀贵族的形成之间,互为因果。但在民主共和时代,门阀贵族在制度、规范层面不可能存在。不过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于,法律和制度规范所造就的理想和社会实际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当举荐权被滥用,会不会催生出顽强隐身于法律和制度背后类似于门阀贵族的怪胎?
这些年来,贪腐案件从个案为主变为窝案为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越来越多,子女、亲友、下属同时涉案几成规律,说明不是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缺乏社会资源,出身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要获得一席之地并寻求升迁的渠道日益逼仄,不得不受制于举荐人。如果举荐权不受约束控制,选举制度不能逐步健全,迟早产生隐形的“门阀贵族”,老虎越打越大,越打越难,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转型的巨痛,通过这些贫寒子弟的遭遇淋漓发作。从人性角度看,他们或许身不由己委身为奴,自甘堕落令人厌恶;从法律角度看,他们理应受到严惩;从历史角度看,他们让人同情,让人深思——就像于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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