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之死”的审判：“黑命攸关”运动胜利了吗？

尽管不少人认为，肖文罪成立只不过是一连串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结构性改变的作用，毕竟在弗洛伊德案庭审进行的三周内美国国内就发生了类似两起警察暴力事件。在遭起诉的施暴警察中，被判无罪或无足轻重的轻罪往往才是常态。不过，自去年爆发的黑命攸关（BLM）运动，到案件庭审的胜利，无不透露出这样的信号：从新闻媒体到流行文化，从街头到投票箱，民众的意识被不断撬动，是任何社会前进的唯一可能，而无论如何，这场审判也终会成为压下杠杆的一块石子。

4月20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地区法院，12名陪审员在经过了不到两天的合议后，为全美最受瞩目的一场审理给出了判决：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察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因去年五月份跪压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脖子部位近十分钟致其死亡的行为，犯有二级、三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最长可面临40年监禁的惩罚，法官宣布择日确定具体量刑。去年夏天，这起事件被路人的视频全程记录下来，成为重新点燃抗议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火种，使其在美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支持率与社会影响，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手举他的画像和照片走上街头。那么，这场运动究竟在多大层面上带来了系统性、制度性层面上的改变？通过观看这次全程直播的庭审，人们希望能第一次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直观的答案。

2021年4月20日下午，经过近3周法庭审理，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陪审团宣判杀害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犯有二级、三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最长可面临40年监禁的惩罚，法官宣布择日确定具体量刑。

在一年多来媒体反复的调查下，事件的全程已经不存在疑点：弗洛伊德在事发地附近的便利店购买香烟时，支付了一张20美元的假钞，店员发现后选择了报警，警察来到现场，要求坐在自己汽车驾驶座上的弗洛伊德开窗、下车，并因他慌张举止和哭叫一度举枪，将他双手铐住押入警车后座中；但弗洛伊德由于感到幽闭恐惧而大声呼喊求救，并冲下警车，随后，几名警察为了将其控制住，视频中的一幕便发生了，肖文用膝盖跪压在他的脖子上近十分钟，致弗洛伊德窒息死亡，其间，他数次喊出“我无法呼吸”和“妈妈”。清晰记录了残忍过程的视频早已为人们所见，该事件也史无前例地引发全球多地声讨不公的抗争。

因此，许多人在事前完全无法想象这样一场庭审究竟可以如何进行，任何一个具备正常情感的人都不会认为肖文所使用的暴力是合理的，那么，还会有什么模糊不清之处能够在庭审中争论呢？

辩方律师的毒品污名：作为种族隔离替代物的“禁毒战争”

3月29日，随着陪审团成员的正式确定，案件审判正式开始。在最初的开场陈词环节中，肖文的辩护律师就展示了自己的辩护思路：他声称，弗洛伊德的死因并非肖文近十分钟的跪压，而是他的心脏病史、使用成瘾性药物和“大量流经他身体的肾上腺素”。

事实上，将弗洛伊德的死因归结于药物成瘾，不仅能从医学理论层面为警员开脱罪责，更能利用长久以来对非裔美国人群体吸/贩毒率、暴力犯罪率高的刻板印象，将弗洛伊德塑造成“不完美受害者”，从而减弱陪审员对他遭遇的共情。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毒品”就成为种族主义者隐形压迫黑人群体的符号。1971年，尼克松第一次面对公众使用了作为“种族隔离”众多替代物之一的“禁毒战争（War on Drugs）”的表述，意在根除美国毒品泛滥的问题，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打击贩卖、持有、使用毒品的政策；之后1984、1994年分别由里根和克林顿政府进行的两次刑法改革，更是将惩罚诸如持有大麻等性质轻微的行为，写入改革美国刑法系统的法案中，并规定了对其中许多行为的“最低量刑（Mandatory Sentencing）”，使公诉方和法官无法考虑个案所涉及的复杂社会背景，行使酌情减轻或免除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虽然从这些法律被签署通过开始就不乏质疑其合理性的声音，但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打击毒品的思路并没有发生制度性的改变。

就像这些批评声音所预料的一样，这些以惩罚性为中心的措施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中的毒品问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2019年，美国每十万人中就有21.6人因吸毒过量而死，和上一年相比上涨了4%，所涉及的成瘾性物质类也从海洛因、止痛剂等发展成为致死性更强的芬太尼。而这一系列“禁毒战争”却起到了另一种作用：非裔美国人群体受到了深重的、系统性的打击。从统计数据来看，黑人和白人持有毒品的概率并无差别，且前者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不到15%，但因毒品罪名被监禁的黑人在人数上却是白人的五倍；非裔美国人家庭在医院生育时，有很大可能会被要求接受药物检验，结果呈阳性的父母会以危害儿童为由，被剥夺刚刚出生的孩子的抚养权；许多因毒品指控而被监禁的黑人，在监狱中从事强制劳动时会面临低薪资、权利难以维护等问题，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奴隶制下黑人的处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200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直言“禁毒战争”是当下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指内战后南方州架空第十四修正案，建立制度性种族隔离的一系列法律）。

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尼克松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就掺杂了自己对黑人和诸如嬉皮士等亚文化年轻人的偏见，并以此作为“狗哨（Dog Whstle）”，隐性地表达种族主义来吸引保守白人选民。而即便立法者的初衷是让法律在种族方面不偏不倚，对黑人贯穿全社会的偏见也导致了执法、司法机构对黑人群体针对性的打击；而黑人被不成比例地指控、监禁作为可见的结果，又反过来强化了全社会对这个群体毒品买卖和使用率高的偏见，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毒品就成为了紧贴在非裔美国人社群身上的刻板印象标签。

同样的问题也不仅围绕着“毒品”这样一个标签存在，许多社会中的少数族裔都会被妖魔化为“暴力”、“危险”、“犯罪率高”并因此被执法机关区别对待。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存在可以一直追溯至种族隔离时期，许多对黑人的私刑就是以他们“侵害了白人妇女”、“抢夺了白人财物”等莫须有的罪名来正当化的，比如在1955年，十四岁的黑人男孩艾米特·提尔（Emmett Till）仅仅因为在杂货店中和一位白人女性交谈，就被视作破坏了“种族秩序”，被她的丈夫在几天后从家中绑架并残忍殴打、杀害。

而上文中提到的美国两次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刑法系统改革，更是顺应、助长了社会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对这个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黑人由于更有可能面临执法部门的针对，就更有可能落入这一整套以惩罚而非改造为中心的刑法系统。截止2010年，美国监狱中黑人的比例高达40%；由于法律没有赋予法官足够的自由裁量权，黑人群体在教育、经济、政治参与等方面遭遇的横跨几代人系统性不公，也无法在定罪中被充分考量；为达到威慑效应，被判有罪者还被限制了诸如接受高等教育、投票、就业等一系列权利，从而为他们日后的回归社会创造了更大障碍。于是，他们无法打破导致了自己曾经选择犯罪的系统性不公，反而在其中越陷越深。而许多人并不能从黑人不成比例被监禁的现实中看到司法系统的问题，反而因此加深了将他们和“暴力犯罪”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导致的一个最典型的灾难性政策，就是纽约市在布隆伯格市长任期下施行的“拦截搜查（Stop-and-Frisk）”执法，给予警察当存在“可疑理由”的情况下无需搜查令就可以拦截、搜身、扣押嫌疑人的权利，旨在通过威慑来降低纽约市的犯罪率。但事实上，不仅纽约市的治安并没有因此受益，少数族裔市民却集中成为这种措施的受害者：非裔、拉美裔市民遭到拦截搜查的概率比白人要高出九倍；许多人表示，自己在纽约市的日常一部分，就是面对随时被拦下搜身、人格尊严甚至人身安全随时会被警方伤害的可能，这给太多少数族裔市民带来了心里创伤。布隆伯格的继任者白思豪（Bill de Blasio）上任伊始就废除了这项政策，纽约市的犯罪率却随之降至了1950年来的最低点。

所以，既然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有如此深的根基，肖文的律师选择在庭审中利用这点进行辩护也就并不意外：他不仅声称弗洛伊德尸检报告中所确定的死因“心肺骤停”可能缘于芬太尼药物，还将弗洛伊德在2019年所经历的另一次逮捕纳入了证据中，并请来当时现场的警员作为证人，虽然法官明确向陪审团指示，与之相关的证据证词只能用于参考弗洛伊德使用成瘾性药物的历史，而不能用来判断他的品行人格，但很难确定这样的证据是否会影响陪审员对受害者的看法。

美国警察工会与包庇暴力的警察文化

在放大弗洛伊德自身过错的同时，被告辩护律师的另一条策略，就是尽力撇清肖文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责任，试图证明他的跪压行为“完全符合对警察的训练和行为要求”，是在合理判断了现场可能的危险后做出的，而他之所以未能注意到弗洛伊德生命迹象的减弱，则纯粹因为周围聚集了太多“充满敌意的围观者”，对他执法的专注造成了“干扰”；换句话说，在律师对事实的重新塑造中，肖文成为了现场弱势的一方，面对的则是可能“危险”、“暴力”的弗洛伊德和气势汹汹的围观者，因此不能苛求他做出更好的判断。

这背后其实是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另一条迷思：警察在工作中常常是面对着不成比例地危险和牺牲的“弱者”，因此他们的失误、过当也应该被宽容对待。流行文化对警察的塑造就是一个缩影：在9·11事件后，这些文本中的警方很少会成为绝对的反派，他们辛苦、忠诚，守卫市民的安全，却拿着微薄的薪水，无私地做着这样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其中虽然可能会有腐败或滥用暴力的个体，但正直的成员最终代表着这个职业的底色，同时往往在“强大”的媒体、舆论、监督下显得弱势；警察暴力当然也可能会被谈及，但却局限于个案，鲜有涉及其背后深刻系统性的批判。肖文的辩护律师也希望在这场审判中，利用警察在一部分公众中这种形象，刻画出一幅“失衡”的权力图景。

但这种印象与事实相差甚远：美国的警察并非一个低收入职业，其薪资高于公立学校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能稳稳落入“中产阶级”的范畴，在经济报酬层面是存在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警察背后拥有一个常常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组织，能轻易为许多造成了伤害的不当行为免除责任：警察工会（Police Union）。

警察工会发源于民权运动中后期。当时，警方对民权抗议者的一系列暴力行为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愤怒，从制度层面改革执法机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由于不希望改变自己一贯的执法方式，全美各地的警方开始组成工会。但和绝大多数工会保护处于弱势的雇员一方不同，警察工会的中心宗旨，是保护警员不需要为暴力行为和其带来的伤害、后果承担责任。

各地的警察工会纷纷和市、州级政府谈判出偏袒警员的雇佣合同条款：对不当行为的调查，要预先给予涉事警员一天至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自己的辩护——这自然给了许多警察编造、串通说辞从而互相包庇的时间；调查、处分警察暴力的权力也不再属于警长或市政府，而要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警察工会则有资格挑选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即便仲裁结果确定了警员的不当行为，这个纪录也可在一段时间后被封存或销毁，既无法由公众查询，也无法当该警员在日后再次接受调查时作为证据或考量因素；若警员涉及民事或刑事起诉，警察工会通常还承诺为其提供法律和经济支持——就在本次庭审中，肖文的辩护律师艾瑞克·尼尔森，也是由当地警察工会雇佣的十几名轮番为被起诉警员辩护的律师之一。通常情况下，警察工会谈判出的合同效力，甚至可以高过地方级规范警察行为的立法。

这种制度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使用了不当暴力的警察，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纽约时报在去年“黑命攸关”运动期间，总结了近几十年里一系列涉事警员后续的处理，虽然他们存在明确的不当行为，甚至在后续的调查中提供虚假声明，然而其中的一大部分不仅没能被起诉、定罪，甚至没有接受内部程序的处罚，有些至今还在警队中工作，另一些则拿到了高额“补偿金”以后才同意离职。

警察工会一直以来所鼓励的训练模式也十分有问题。警察暴力问题专家、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塞思·斯托顿（Seth Stoughton）说，美国警察所接受的是一种“基于恐惧的训练（Fear-based Training）”，即将目之所及的所有人都视为潜在的攻击者，因此要随时做好应对他们致命攻击的准备。这个问题也能在训练时间的分配中看出：美国警察平均需要经历129小时武器使用和格斗的训练，却仅需要8小时缓和紧张情况的训练。与此同时，执法部门还未能探索出有效消除种族主义偏见的训练模式。这些特征结合的结果，自然就是非裔、拉美裔美国人更容易被警察的过度紧张、过当反应所针对和伤害。

这种制度还催生出一种弥漫于警队内部的文化：在对警察不当行为的调查中，当事人的同事们往往不愿讲出对其不利、有助于指控成立的事实，从而建立起一种包庇暴力行为的文化。这种现象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沉默的蓝色之墙（The Blue Wall of Silence，蓝色在美国通常是代表警察的颜色）”。

令人欣慰的庭审过程

面对弗洛伊德案如此清晰的事实，检方和被告在法庭上表现的悬殊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三周的审判过程中，只有不到两天是被告律师传证人上庭证明己方观点；检方证人总共有38名，而被告的则只有7名，经媒体调查，其中一名作为医学专家证人的前法医本身也处于类似争议当中：作为一名白人，他的相关专业训练，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中的南非完成的，且目前是另一起警察暴力案件的被告，起诉原由是他在2018年担任马里兰州医学检验官期间，鉴定一名死于警察羁押中的黑人青年死因为“意外”，并认定警方不存在失职。

相比之下，检方所陈述的观点，则要清晰、翔实、有理有据得多。他们围绕每个相关领域都请到了数名专业人士作为证人：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的警长、任职时间最长的警探、负责急救训练的警官、以及包括上文提到的斯托顿教授在内的几位外部专家等，都明确表示肖文对弗洛伊德施加的暴力是过当的；最初写出尸检报告的检验员、负责抢救弗洛伊德的急救人员、由检方雇佣的独立医学专业人士，也都得出肖文的跪压是弗洛伊德死因的结论。他们的分析都是结合多个角度的现场录像进行的，带领陪审团和观看庭审直播的全世界观众逐帧分析肖文在什么时刻的哪个动作，是如何不符合相关规章制度，又怎样对弗洛伊德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专业证词来自一位知名肺病学家，他根据现场视频，定位了弗洛伊德“最后一口呼吸”的时刻：当晚八点二十五分十五秒。

弗洛伊德事件监控视频截图

除了专业层面的证词，检方证人中还包括许多与事件有直接关联的普通人。比如，数名事发时的目击者都坐到了证人席上。这些被被告律师形容为“充满敌意”的围观者，表达了一种共同情感：对现场几位警察的恐惧，以及懊悔在当时无法做更多能拯救弗洛伊德生命的事情——毕竟，旁观者的任何干涉行为，都可能招致自己被逮捕、控罪。目击者中有一名现役消防员，当她以工作经验判断弗洛伊德生命垂危、请求几名现场警员施救时，即便她已经反复讲清了自己消防员的身份，却还是遭到了几名警员的喊叫、威胁，从现场录像中，能听到有警察对她喊道“那你更应该明白不要管我们”。那段知名视频的拍摄者是一位17岁的女生，她事发时带着9岁的表妹到便利店买零食，两人都分别出庭作证：9岁的表妹用独属于孩子的语言，说自己当时感到“难过，又有些生气”，觉得警察的行为“应该会伤到他（弗洛伊德）”；拍下视频的姐姐作证时，被告律师在交叉质询环节问她“这段经历让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显然是指她因此获得的知名度和褒奖，质疑她关注此事背后的动机，从而打击她证词的可信度。但她回答里的真情流露显然让这个打算落了空：在弗洛伊德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兄弟，妹妹”，因为“他们也可能成为弗洛伊德”，这段伤痛经历让她很多个晚上无法入睡，并希望“为没能做更多而向他道歉”。

检方的证人中还包括弗洛伊德的弟弟和生前的女友。在他们的讲述里，人们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形象：热心，善良，亲密，热爱自己生活的城市和社区，永远为弟弟准备好食物，在母亲去世时受到的打击深重......他的女友还讲述了两人如何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一样，毫无知觉地陷入对芬太尼药物的依赖：医生违反规定为他们身体上的轻微疼痛开出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止痛剂并致使两人成瘾，他们在处方用完后便只能通过非法途径获得药物。除了提供一个充满人性的角度让陪审员和公众能更好地共情，这些讲述也有力地打破了种族主义叙事中一个可能危险、暴力、需要警惕和制服的瘾君子形象，取而代之地是一个能在自己亲友身上看到影子的普通人，如何在种种结构性困境的夹缝中生活着。

“黑命攸关”运动胜利了吗

不少人在这场庭审的结果中，看到了“黑命攸关”运动带来的制度性改变：除了检方指控的三项罪名均被判成立这个极其罕见的结果以外，最直观的另外一点，就是所谓“蓝色的沉默之墙”被打破了，包括警长在内，肖文的数位同事都出庭为检方作证，且表达的观点都十分明确：肖文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许多触及结构性改革的措施也第一次在国会和超过30个州内被讨论、通过：16个州禁止或限制了在执法中使用杀死弗洛伊德的“颈部压迫（Neck Restraint）”；10个州要求警员佩戴执法记录仪；5个州停止向执法机构发放允许警方不敲门便强制进入的搜捕令（No-Knock Warrent）；马里兰州由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则史无前例地通过立法，废止了警察工会谈判出的许多有助于包庇暴力的条款，包括前文中给予涉事警察“串供”时间、封存施暴记录等；联邦众议院也在三月份通过了大规模改革执法系统的“乔治·弗洛伊德法案”，虽然参议院共和党的阻挠让其目前还难以通过实施。

但也有许多人说，肖文罪成立只不过是一连串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结构性改变的作用。这种视角最鲜明的佐证，是庭审进行的三个星期内发生的两起警察暴力事件：20岁黑人但丁·怀特在被警察截停后，手无寸铁配合警方所有指令却依然被开枪射杀，整件事情就发生在这场庭审的10英里外；芝加哥市13岁男孩亚当·特雷多在遭遇警察时，在服从指令举起双手的过程中被警方击中。据统计，在庭审进行的数周中，全国共有64人在和执法机关的争执或冲突中丧生。

而在遭起诉的施暴警察中，被判无罪或无足轻重的轻罪往往才是常态，这甚至发生在激起去年“黑命攸关”运动的另一起事件的后续调查中：黑人女性布丽阿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被警察射杀事件。围绕她的整件悲剧，可以说暴露了一切系统性问题：由于警方前期调查中对黑人社区和市民的选择性执法，泰勒的家被误认是她已经断绝来往的前男友的藏毒窝点；警方在事发当晚上门搜查时，全程未曾表明身份，致使在家中的她和男友认为是歹徒闯入，于是在门被撞开以后开枪自卫，警察在还击的过程中有6发子弹击中泰勒，致使她当场死亡。

而如果说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多多少少见到了正义的实现，泰勒则可以说不幸得多。在事后，人们试图厘清谁该为这起悲剧负责时才发现，现存法律几乎都是无效的：警方坚称他们在敲门时已经多次表明身份，但即便能够证明这是谎言，他们拿到的也是允许直接破门而入的搜查证，本身连敲门都不需要；虽然泰勒男友的自卫是合法的，但警方在“生命受到危险的情况下”还击也同样合法，而通过弹道鉴定发现直接导致泰勒死亡的子弹就来自这群警察中的一员；最终被起诉的，只是一名听到枪声后跑到楼外向泰勒窗内连开数枪的警探，虽然他的行为明显违规，却没有造成实际伤亡，也仅被以“肆意伤害”的轻罪起诉。几位击中她的警员至今仍受雇于当地警局，其中一位甚至以造成身体和心理创伤为名起诉泰勒正当防卫的男友，还即将出版一本“讲述自己一方事实”的书。换句话说，即便这起案件同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愤怒声浪，却最终没有人真正为泰勒的死承担责任。

在庭审进行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记者走进了其他三个警察暴力受害者的家庭，用视频记录他们是如何观看这场审判。三人分别是罗德尼·金，奥斯卡·格兰特和史蒂芬·克拉克，三起案件在当时都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时间从1991年横跨至2018年。除了情感上的冲击，他们的家人们最频繁表达出感叹，就是眼前一切和自己亲人所经历的有多么相似：视频中直观展示的残忍，将受害者与毒品和犯罪联系起来的抹黑，将无助的旁观者形容得“暴力”、“危险”……“一切都没有改变。”的确，在美国警察暴力的成因中，种族主义一直处在最主导的位置上，代表着权力的机构不断内化、实践、强化着对少数和边缘群体有形或无形的污名。但无论如何，去年爆发的运动和这场审判都让人们看到了意识的变革——哪怕五年前，一位黑人运动员还会因为在NFL赛场上抗议种族主义而被迫中止职业生涯，但在今天，同一种抗议的正当性，已经被所有主流商界、政界和文化界认可；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明白“系统性不公”真正的含义，看到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每一部分历史中，都有种族主义留下的深深伤痕。从新闻媒体到流行文化，从街头到投票箱，民众的意识被不断撬动，是任何社会前进的唯一可能，而无论如何，这场审判也终会成为压下杠杆的一块石子。

参考：

What to Know about George Floyd’s Death - The New York Times

Drug Overdose Deaths Remain High -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Drug War is the New Jim Crow -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Nixon Official: Real Reason for the Drug War Was to Criminalize Black People and Hippies - Vox

The Murder of Emmett Till - PBS

How Punitive Excess Is a Manifestation of Racism in America - The Brennan Center

Clinton Crime Bill: Why Is It so Controversial? - BBC News

The Lasting Effects of Stop-and-Frisk in Bloomberg’s New York - The New York Times

Why ‘Stop and Frisk’ Inflamed Black and Hispanic Neighborhoods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Cities Lost Control of Police Discipline - The New York Times

What We Know about Eric J. Nelson, The Lawyer Presenting Opening Arguments for Derek Chauvin - The New York Times

NYPD Study: Implicit Bias Training Changes Minds, Not Necessarily Behavior - NPR

How a ‘Lens of Fear’ Can Make Officers More Likely to Use Deadly Force - PBS

‘Lackluster’ Performance by Chauvin Defense Leaves Experts Debating Trial’s Outcome - NBC News

Expert Witness Pinpoints Floyd’s Final Breath and Dismisses Talk of Overdose - The New York Times

‘It Wasn’t Right’: Young Witnesses Offer Emotional Testimony in Chauvin Trial - The New York Times

‘I Stay up Nights Apologizing to George Floyd’, Says Teen Who Documented His Death for the World - The Washington Post

George Floyd’s Girlfriend Says Opioid Addiction Was A Struggle They Shared - The New York Times

Philonise Floyd, George Floyd’s Brother, Testifies - The New York Times

The ‘Blue Wall of Silence’ Is Crumbing in the Derek Chauvin Trial. Why This Case Could Be a Tipping Point - NBC News

As New Police Reform Laws Sweep Across the U.S., Some Ask: Are They Enough? - The New York Times

What to Know about the Police Shooting of Adam Toledo - The New York Times

Throughout Trial over George Floyd’s Death, Killings by Police Mount - The New York Times 

The Killing of Breonna Taylor - The New York Times

Breonna Taylor Grand Jury Audio Reveals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Fatal Raid - The New York Times

Louisville Police Officer Sues Kenneth Walker, Boyfriend of Breonna Taylor, for Emotional Distress, Assault and Battery - CBS News

Post Hill Press Goes on with Book by Officer in Taylor Raid - Associated Press

Video: From Rodney King to George Floyd: Reliving the Scars of Police Violence -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