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传奇︱战地摄影师沙飞与妻子王辉的战乱岁月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广州出生，广东开平人，抗日战争时期成长为军旅摄影师，是《人民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和《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晋察冀画报》的创始人。1950年3月因精神失常射杀日本医生津泽胜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1986年5月平反，恢复了党籍、军籍。

        虽然沙飞的一生比较短暂，但是他的经历却很丰富。不过本文要讲的是他的妻子王辉，她从一个普通职工走上了革命道路，辗转在汕头、重庆、延安、华北各地，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奉献于新中国的建设，逝世于2005年，见证了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历史。

抗战八年，沙飞离家八年

        王辉1911年出生于香港，祖籍为广东省潮安县彩塘东里乡。父亲与好友开有一间洋行，全家九个孩子，二男七女。几姐妹在基督教会办的英华女校读书，她们都喜欢唱歌、游泳、打球、看足球比赛，王辉还是排球队的主攻手。后来，王辉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父亲生意破产，又患了肺病，率全家回到故乡。第二年父亲去世，大哥、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也先后病逝，原本排行老四的王辉成了大姐，15岁的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做过抽纱工、打字员，后经朋友介绍，到汕头电台工作。

        这个时期，沙飞在国民革命军做电报员。1932年春，沙飞进驻国民政府交通部汕头无线电台，此台商、军两用。沙飞脱下军装，领取较为丰厚的薪水，衣食无忧。沙飞很快与同在电台工作的业务员王辉陷入爱河。1933年3月30日，他们登记结婚。

        蜜月旅行时他们买了一台照相机，自此，沙飞与摄影结下了生死之缘。他们先回广州，乘火车去香港，两天后乘船去上海，还去了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凭吊民族英雄岳飞及秋瑾，拍了岳飞墓，这是沙飞的第一幅摄影作品。

        1936年初，沙飞看到西方杂志关于奥匈帝国菲迪南大公遇刺的图片报道，决定以报导摄影为终生事业，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王辉对丈夫搞摄影很支持，经常从家里拿钱让他去买更好的摄影器材。为了冲洗放大照片，沙飞专门在家里搞了个暗房，王辉经常帮他冲印。她是沙飞作品的第一个观众，看到丈夫的摄影水平越来越提高，她很高兴。

        但是，当沙飞决定放弃工作专门搞摄影时，王辉坚决反对。她认为在电台工作是正当职业，摄影只能是业余爱好，不能以此谋生。她对丈夫说，你可以不管我，不管两个孩子，但你的父母、你的弟妹你要管。沙飞的父母也不赞成他专门搞摄影。然而他坚决要当摄影师，王辉只得让步。随后，沙飞向电台请假，离开了汕头。这时候是1936年8月，离抗战全面爆发不到1年了。

        沙飞离开汕头后，到了上海，结交了一批左翼人士，还给鲁迅拍了照片，鲁迅生前的最后留影就是他拍摄的。

        1936年底，沙飞前往广州举办个人影展。

        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曾短暂回家与王辉团聚，但是最后还是逃离了家庭。1937年初，沙飞前往广西桂林。这一走，沙飞和王辉直到1945年才得以相聚，抗战八年，这家人也分离了八年。

        到桂林不久，沙飞给王辉写了一封信，说准备办个人影展。几星期后，他收到的却是离婚要求：“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我提出离婚。当初你我无条件结婚，现在也无条件离婚。”王辉用离婚的方式逼迫沙飞回家也是万不得己，因为1936年冬，王辉秘密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她们家已是秘密工作站，丈夫名气越大，对组织越不利。王辉以为书面提出离婚是个杀手锏，但是沙飞却没有回来，收到的是同意离婚的信。王辉了解他，一旦决定了什么就一定干到底，决不回头。

战火纷飞，一家四口分居三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王辉发起成立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她还团结单位职员组织了电报局抗敌同志会。9月汕头青抗会组成155师随军工作队，王辉穿起军装、剪短头发、扎起绑腿，到潮安、揭阳、普宁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

        1938年初，王辉担任青抗会妇女部长、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兼汕头市妇女部长。5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机关搬到王辉家——汕头市新马路，方方、谢育才、李碧山、苏惠等中共南委领导到汕头，常住在她家。1938年底，王辉在报纸上看到了沙飞创办《抗敌报》的消息，她知道沙飞已奔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她既高兴，但又明白沙飞不会回家了。

        丈夫走后，王辉既要挣钱养家、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参加抗日工作，忙不过来。1939年春，王辉带上了两个孩子去香港请示工作。在船上，大儿子淘气被烫伤，所以香港保育院只收下了女儿。离港前，王辉嘱托朋友吴伟机照顾两个孩子，她说：“孩子的父亲已去华北前线抗日，我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如果我死了，请你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在吴伟机关照下，儿子伤好后也送进保育院。一家四口，分散三地。

        1939年6月22日凌晨，汕头沦陷，王辉随组织撤退。次年9月，王辉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当会计。香港情况日紧，王辉担心两个孩子，年底吴伟机来信，说香港保育院已撤退到贵阳。12月王辉奉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过贵阳时，她在一座被炸过的破楼里，见到了两个孩子——7岁的司徒飞和5岁的司徒鹰。兄妹俩长时间逃难，骨瘦如柴、眼睛发炎、皮肤溃烂，已是寒冷的冬天，还没穿棉衣，晚上睡觉没有棉被。他们望着既陌生又面熟的女人发呆，她一把将两个孩子拉过来，叫他们的乳名，他们才叫妈妈，母子3人失声痛哭。

        王辉立即请示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要求组织将两个孩子送往延安。因为身上带有绝密账本，王辉必须按规定时间离开贵阳，分手时，她流着泪对孩子说，你们会回到妈妈身边的。12月底，王辉抵达重庆，不久孩子们随贵阳交通站全体人员一起撤到了重庆。母亲与孩子们终于团聚了。

        当时，王辉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担任南方局会计兼出纳，在机要、电台所在的三楼办公，其他人不能随便进出。三楼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房间像鸽子笼，窗户开在房顶上，阳光直射房里，夏天酷热难当。周恩来每天晚上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向党中央发电报，又接收延安的指示。南方局钱的来源绝密，财务账绝密，王辉的工作绝密。周恩来、董必武用钱都要在王辉那里支取，给她收条。每月终，她把账结清，交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审核，然后把单据销毁。她保管的现金数目相当大，周恩来再三嘱咐王辉，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就会追查迫害捐款人。

        但是王辉到南方局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南方局决定部分人员及家属撤向延安。为了安全起见，大家使用了化名，王辉的儿子司徒飞改名王大力（即王达理），女儿司徒鹰改名王小力（即王笑利），后来王达理、王笑利到延安保小读书。

        1942年下半年王辉患了肺结核，被安排到“周公馆”养病，期间她的工作是住在周恩来、邓颖超的房间，看管好住房兼办公室，掌管保险柜的钥匙，负责搜集有关华侨资料的报刊，寄往延安。王辉看到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抗战中的八路军》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华北前线的照片，有的署名沙飞，有的没有署名或署其他名，但她知道，很多照片是他拍摄的。沙飞参加八路军后，从没给王辉写过信，她惟一可以获得沙飞消息的，就是通过看报纸。同处一个革命阵营，却难以相见相认。

久别重逢：沙飞却出事了

        1944年3月重庆办事处接到中央通知，调部分同志到延安学习，王辉进了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后转到六部。在延安，她常向从晋察冀来的同学打听沙飞的情况。当知道“沙飞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还没有结婚”时，她找了周恩来、邓颖超，邓大姐说应该恢复关系。以前，王辉从不跟孩子提及他们的父亲，现在她高兴地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叫沙飞，在华北前线晋察冀军区搞摄影，是画报社主任。孩子们高兴极了。

        未满12岁的王达理就此开始打听父亲的情况。一次到杨家岭周恩来那里玩，邓颖超拿出《晋察冀画报》给孩子们看。达理一边翻画报，一边自豪地对小朋友讲自己的爸爸。阿毛告诉他，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周恩来办公室，让他马上去找。他问聂司令员：“您认识沙飞吗？”聂发现眼前这个穿灰布制服的年轻人长得挺像沙飞，以为是沙飞的弟弟，当听到“我是沙飞的儿子”时，他愣了：“什么？沙飞有这么大的儿子？”于是，达理讲了母亲、自己及妹妹的情况。聂荣臻既惊讶又高兴，随后发了一封电报到晋察冀，沙飞表态说：“我愿意与她复婚！”离开政治部后，沙飞高兴地骑着马飞奔了十几里。他知道，在自己内心深处，始终有她、有两个孩子的位置，这也是离婚8年他仍然独身的根本原因。

        不久，王辉看到了晋察冀来的电报，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代表组织介绍沙飞的情况：政治上是共产党员、工作是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生活是未成家。沙飞的电报是：信收到，即带飞儿来此。王辉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她专门去安塞延安保小，把好消息告诉两个孩子。不过，她要等党校学习结束才能前去团聚。

        1945年6月王辉奉命调往晋察冀，途中要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她决定先不带孩子。王辉在路上走了一个月，终于到达河北阜平，第一眼见到他，她觉得他老了，但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她刚伸出手，已被丈夫拥在了怀里。两人骑着一匹马“回家”，一路上，沙飞问长问短。傍晚他们到了画报社驻地阜平坊里村。

        久别重逢，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一切痛苦都成了过去，他俩都不提那不愉快的一段，他们的感觉都是分别8年，而不是离婚8年。王辉留在画报社负责财务工作，她与沙飞在坊里只生活了一个多月。战乱年代，总是聚少离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画报社与军区指挥机关一起奉命向北平紧急进发，抢占大城市。沙飞带领大家迅速北上张家口。王辉到张家口不久就调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她一星期回沙飞那里一次，画报社有食堂，吃饭方便，两个孩子于1945年底也到了张家口。抗日胜利了，一家四口也终于团聚了，又先后生了三个孩子。

        1948年5月，沙飞积劳成疾，在石家庄住院疗养。1949年底，人民银行调王辉到总行工作，她找了领导反映，希望把沙飞转到北京医治。可惜还没来得及转到北京，1949年12月15日，沙飞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次年2月24日军区党委做出判处沙飞死刑的决定，并立即执行，而且直接由行刑人员埋葬了。王辉回忆说：“沙飞出事后，画报社与银行领导一起找我谈话。我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朱良才、张致祥，希望考虑沙飞的贡献，对他从宽处理。……不久张致祥找我谈话，传达处决沙飞的文件，还传达了组织的3条决定：1.沙飞不是反革命；2.不牵连妻子；3.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可是，当时王辉依旧怕自己和孩子们受牵连，提出了离婚；后来领导做了工作，她不想离了，但并未想到要撤回报告。当她被告知，离婚报告已批准时，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可是王辉的心，仍然与第一次“离婚”一样，从未真正认为自己与沙飞已经离婚。

        1950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原本盼着可以家人团聚、共创美好生活，但是经此一事，王辉觉得自己都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几乎要崩溃了。沙飞死的时候，她才38岁，带着5个孩子，大儿子不满17岁，小女儿刚满1岁。后来，她两次去石家庄出差，都去找沙飞的墓地，却未能找到。

        1950年下半年，人民银行派王辉去接收香港中国银行，接收很顺利。后来王辉调回广州，先后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经理、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等职。不过，王辉一直没有与沙飞的父母联系，她觉得无法面对他们。王达理1956年回广州时，去看望了祖父祖母及叔叔姑姑们，还不敢告诉他们父亲的死因，只说是病死的。直到60年代祖父母先后去世，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文革”中，当时有人贴大字报说王辉是反革命家属，那真是一段艰难的岁月。“文革”后，王辉和子女们一起为沙飞平反的事四处奔波，个中辛酸也只有冷暖自知。

        2005年5月3日，王辉去世。子女们把母亲的骨灰安葬在双凤山陵园父亲塑像下的墓穴。父亲的骨灰盒里放着刚出版的《沙飞摄影全集》、《我的父亲沙飞》，及父亲老战友罗光达编著的《沙飞摄影集》等。告别之际，孩子们齐声呼唤：“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在天国永远相伴，我们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