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次家国危机中“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检察官的书架

原创 戴阳 上海检察 收录于话题#检察官的书架21个

检察青年读红色经典

戴阳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干部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

每逢国庆，华夏大地便回荡着国歌庄严而激昂的旋律，时迁85年而历久弥新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不断增附着超越时空的非凡意义。而他的作者聂耳，却不单单是一位革命作曲家，还是一位爱乐如痴而拮据度日的年轻音乐人、一位深恋故土却客死他国的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在时代熔炉中燃烧创作生命的共产主义者……今天我要推荐的便是这本《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

《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由致力于中日友好发展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冈崎雄儿所著。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这位天才作曲家短暂的一生，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迈向国歌之路，也从国际友人的视角带来对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历程的全新思考。

作为一位年轻作曲家，聂耳高超的音乐素养不仅来源于他的天赋，更归功于他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终身的勤勉研习。而更值得钦敬的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他始终保持着共产主义信仰，将自身的前途与际遇完全投入救亡图存的浪潮之中，并无时无处不利用自我志趣为革命事业增添无形的力量。

聂耳出生于1912年春天的云南昆明，除了自小勤练中西乐器、学习音乐理论外，早熟的少年还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加为“五卅惨案”牺牲者遗族筹集资金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并在16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意外得到即将被捕的讯息后，18岁的聂耳逃亡上海，正式开始了革命音乐创作高峰。

上海作为聂耳的第二故乡和创作高地，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他生活过的痕迹。除了位于淮海中路上的聂耳旧居和聂耳音乐广场外，我现在所在的，位于杨浦区荆州路的国歌纪念馆，也通过当年贴身陪伴聂耳的小提琴、皮箱、黑胶唱片等实物，集中展现了这位革命作曲家短暂而不凡的一生。

聂耳与影片《渔光曲》的主创人员在象山县合影（右一为聂耳、右二蔡楚生、左一罗朋、左二王人美）

尽管频繁遭遇着失业，聂耳仍旧坚决地与向政府靠拢而自我阉割的老东家决裂，严肃批判仍以情爱作品麻痹民心的前辈同行，坚信只有“为革命发声”“替大众呐喊”的新音乐才有生命力，才能成为民族独立解放的战斗号角。彼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正深入上海电影界，在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和日本侵略的节节攻掠中指导创造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名作，如《渔光曲》《风云儿女》《桃李劫》等，奠定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也开拓了革命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

1933年初，21岁的聂耳正式加入当时组织力量仍相当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以光荣的党员身份、冒着随时威胁生命的风险，凭借自己 出众的音乐才华，投身到上海电影界的音乐创作中。与田汉、安娥等词作者的合作中，他谱写了诸如《毕业歌》《大陆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激奋人心、救国图强的旋律，并在《义勇军进行曲》写就后不到半年内，流亡日本旋即英年早逝。

现在印入我们眼中的可谓两件镇馆之宝，一件是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的9卷原始影带，另一件是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张唱片，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至今仍能用特制的唱片机播放如初。其实，今天的国歌纪念馆的所在地就在当年《风云儿女》的拍摄地。这同时也是上海作为国歌诞生地的最好纪念。

诚如书中所谈及的那样，《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抗日救亡的全民浪潮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大背景下，饱含了词曲作者强烈的革命热情和不屈的时代精神，并以激奋人心的进行曲体裁和易于传唱的黄金分割比例，深深感染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斗志和爱国意志，最终成为民族解放、华夏强盛的见证。

七十余年来，国歌虽曾因为历史原因短暂地被修改过歌词、复又改回，但其旋律却从未更变；时至今日，全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伫立所歌的仍是85年前田汉、聂耳这对革命密友的倾注心血之作。我们也逐渐认知到，正是强烈的时代性赋予《义勇军进行曲》立于危难、民族觉醒的立意，超脱于《天佑女王》《君之代》等歌颂性作品；也正是强烈的民族性赋予其简明大气的五声调式，与同为战歌的《马赛曲》《星条旗永不落》相区别——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深深蕴含了安不忘危、以身报国的家国担当。

岁月轮转，当代青年仍保有在祖国危急时刻以身赴险之自觉，正如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度，我们之中，有挺身而战、在抗疫一线挥洒青春热血的“90”“00后”；有放弃绿卡、毅然归国加入华为“塔山计划”“南泥湾计划”的技术英才；有不惧洪涝，为转移受灾群众而不幸牺牲的基层干部……正像国歌所激励的那样，我们从未丢失这份薪火相传的家国担当。而我们也凭此坚信，身后一代又一代的“后浪”，会如85年前作曲家所谱的《毕业歌》里唱的那样，在每一次的家国危机中“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让祖国始终傲立世界之林，谱写盛世华章。

原标题：《在每一次家国危机中“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检察官的书架》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