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革命为何有如此深的反西方印记？

本文选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译者：赵乙深，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哪些因素诱发了1979年革命？

不同于政变或能够给政治带来些许改变的小型事件，革命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剧变。革命并不仅仅是替换个别人员，还会改变整个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不仅会改变国家政策或者政治纲领，还会改变整个政府体系、意识形态、国家宪法、公共准则；这种改变不会仅持续三到五年就消失，而是会持续几代人甚至影响全球范围。

根据以上标准，1979年伊朗革命完全可以比肩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但是，发生如此重要且具有如此规模的事件绝不可能只出于简单的理由。解释革命缘起的复杂性往往会引发争议。

1979年2月6日，霍梅尼在德黑兰集会的支持者。[Campion,美联社]

几个不同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参与了1979年伊朗革命，他们参与革命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团体在霍梅尼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然而革命成功后，这些团体发生利益纠纷，一些人感觉被新建的伊斯兰共和国背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描绘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整个过程时出现了几个被广泛认可的版本，这些说法各异且彼此相互矛盾。一个较为稳妥的观点是这些说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所引发的。

革命爆发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国王长期没有给他的子民提供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1953年后，老一辈伊朗人对此已懒于改变，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伊朗人登上舞台，其中一些深受60年代风靡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激进学生运动与暴力革命的影响。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团体就是由世俗左派学生组成的，他们甚至比其他团体更激进。其他参与人士还包括老一代左派人士、同情人民党人士、摩萨台国民阵线的支持者。有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仍然追求立宪主义和1906年制定的宪法原则。

另一个原因是国王刻意疏远教团，霍梅尼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但其他教士对于国王所倡导的全面西化、世俗改革，对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王室的渊源的强调以及伊朗各个城市蓬勃兴起的西式物质享乐主义等也充满愤恨。和以往一样，与教团紧密结盟的是小商贩和工匠群体，他们对于经济模式的改变十分不满。国内乡村地区开始出现新兴超市和进口食品，导致了经济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将他们从传统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推到边缘位置。这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小商贩们的生活被伊朗复兴党完全搅乱。起先，他们以为只要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生意，复兴党政权就会放他们一马，然而复兴党却要一竿子插到底，将改革措施直接指向社会最基层的普通人的生活。在1976—1977年的通货膨胀引发的价格飞涨（堪比1905—1906年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大批小商贩因所谓的投机倒把而遭到逮捕。除了小商贩和宗教学生与教团紧密相连之外，还有一个团体同时与宗教支持者和立宪派人士关系密切（即自由运动，虽然规模小，但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两个极端学生群体：其中一个为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 Organisation, MKO），它试图融合伊斯兰教与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则更加左派激进，即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Fedayan-e Khalq）。

引发革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不满。土地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使得大量贫穷、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向德黑兰寻找工作。伊朗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经历了短暂的上扬后，在1976—1977年开始下滑，在收入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物价和房租却依然逐步走高。有证据显示，伊朗城市贫民在革命初期并未过多参与其中，但到1978年秋，工人的作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他们的罢工游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和政府的正常运转。经济下行使得所有社会阶层都开始感到不安并越来越多地抨击政府。国王个人统治和单一政党国家的显著弊病就在于一旦情况发生恶化，根本没有替罪羊来分担责任。

导致革命爆发还有其他因素，一些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比如国王与人民之间渐行渐远，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府的一系列行动才是对于他本人统治的主要威胁。但他的判断与事实可谓背道而驰。再有就是国王的病情。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得了白血病，并且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在1980年流亡期间死于此病）。

即使说了这么多，仍然无法完全解释革命为何会发生，因为只有通过叙述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才能阐明国王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权力，以及革命为何变得势不可当。

|为何这场革命有如此深的反西方印记？

就革命本身而言，各种形形色色的态度与动机慢慢汇聚成一股反西方潮流。伊朗国内对于过去长久以来西方介入伊朗的深恶痛绝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从19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伊朗领土并对国家百般羞辱，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打破伊朗保持的中立并侵犯其主权。此后，西方于1953年策划的政变使这种对西方的愤怒情绪达到顶峰。然而与之矛盾的是，许多伊朗人却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民怀有一种亲近感甚至是崇敬感。在那个时代及以后，革命者们常说伊朗人的敌意并不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而是完全针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政府。产生这种复杂情绪，部分是缘于一种屈辱的失望感。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颇为失望。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理应成为伊朗的朋友，并一再以朋友自居，但却屡次辜负了伊朗人对他们的信任。

对于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影响较少的更为保守的伊朗人来说，电视媒体和大街上各种扑面而来的西式广告、电影和服装给他们带来的直观感受是令人厌恶的，他们对于这些西方元素给伊朗宗教和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也麻木不仁。许多人因为美国广告媒体的大规模轰炸而感到迷茫，并觉得受到冒犯。当时在伊朗居住着大量外国侨民，尤其是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末期，数量多达约5万）。虽然也有例外，但总体来说伊朗人感觉美国人在当地表现得傲慢自大，且毫不在意当地人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人在自己的国家，特别是首都德黑兰，反而感觉像是外国人。霍梅尼也在1979年的一篇讲话中提道（讲话虽发生在革命之后，但霍梅尼本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革命前的状态），西方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强加到伊朗人民头上只是为了让伊朗人更好地受西方控制。

伊朗前领袖霍梅尼（图源网络）

这些人渴望自由，渴望我们的青年也得到自由……但是，他们渴望的是怎样的自由？……他们希望赌场自由开放，酒吧自由开放，声色犬马场所自由开放，吸食海洛因者随意吸食，抽鸦片者自在抽吸，这就是他们用来阉割我国青年人的手段，使青年再也无力起来反抗他们……这些伪民主派受到那些想要掠夺我们、使我们的青年麻木不仁的西方列强影响，倡导绝对自由，即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应被禁止的自由。

20世纪70年代德黑兰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性的焦虑和怨恨。当时的德黑兰充斥着年轻男性，除一些学生外，还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乡村和外省城市家庭，其中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另一部分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勉强度日。他们生活在城市南部，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在那里女性都穿着伊斯兰传统罩袍。但在城市北部，他们却能见到年轻女性独自外出，穿着招摇，尽显西式时尚。这些女性身上同时表现出财富、傲慢和西方的影响。他们还能在广告中和电影院前的宣传板上不时看到女性的形象。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使人馋涎欲滴却又高不可攀，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自身令人绝望的劣等身份。他们没钱结婚，更无力组织家庭，由于成长过程中严苛的宗教影响以及与外来时尚形象的格格不入，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欲望的破灭与社会紧张情绪以及对西方影响的愤恨心态已经相互交织。

此刻，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随着20世纪6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反越战运动等舶来品言论被不断放大并逐渐成形，特别是在左派学生和青年一代当中。但是，许多在上一代就应该转向左翼的年轻伊朗人在70年代却转向伊斯兰教，并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伊朗人的自我身份的核心。

| 伊朗人为何在1979年11月占领美国大使馆？为何过了很久才释放人质？

与西方势力在伊朗境内的其他象征一样，大使馆在革命中曾多次遭到游行示威者的袭击。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在1978年11月被短暂占领并遭到部分焚毁（1979年11月这一幕再次上演）。美国大使馆于1979年2月遭到短暂占领。所以，当一伙学生于1979年11月4日再次强行闯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挟持了66名美国外交官和海军陆战队员时（另有6人在英国大使帮助下前往加拿大大使馆，并最终逃离伊朗。2012年上映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将此桥段再次呈现，虽然有所偏差），很多人都以为这就是一次短暂的示威活动，学生们会再次很快撤离。

有人指出，当时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的行为是霍梅尼集团精心策划且蓄谋已久的行为，意在打击美国，或者弱化其他敌对势力，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虽然这个论断没有直接证据可佐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论断是不可靠的，当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霍梅尼最初认为占领美国大使馆并不重要，并倾向于把学生从使馆撤出。可是不管怎样，霍梅尼在11月5日一早就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并称美国大使馆已经成为“间谍的巢穴”。霍梅尼的其他亲信也发表了类似声明。第二天，曾呼吁释放人质的巴扎尔甘宣布辞职。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随着讨论中的新宪法日趋成形，像巴扎尔甘等自由派人士、左派人士以及其他很多支持革命的主流人士［特别是温和派教士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 （Ayatollah Shariatmadari）］突然意识到新宪法一旦启用，将赋予霍梅尼及其亲信在新共和国中的无上权力，甚至比之前国王享有的权力还要大。在专家会议中，那些支持霍梅尼的人士一直阻止上述人士采取有效行动去反对这部新宪法。但是在新宪法颁布之前还会在伊朗举行一次全民公投。整个10月，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团体似乎即将走向联合，在新宪法公投前采取反对行动。

10月22日，卡特政府同意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就医的消息传到伊朗，霍梅尼以此为借口发表系列演讲，攻击美国政府和批评国王，且越来越尖锐。在此之际，巴扎尔甘同他的外交部部长易卜拉欣·雅兹迪（Ebrahim Yazdi）于11月1日前往阿尔及尔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霍梅尼也知晓此事）。双方讨论了改善美伊关系的可行性措施以及重启巴列维国王在过去十年当中一直进行的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系统及其零部件的协议。但是，从伊朗国内角度看，巴列维国王在此时恰巧抵达美国就医显得十分可疑，在当时伊朗国内革命政治的狂热气氛之中，国王的行为被解读成他意图发动旨在终止革命的政变，企图重演1953年的场景。在此背景下，学生们想通过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先发制人，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美国将巴列维国王送回伊朗接受革命法庭的审判。

通过支持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举动，霍梅尼成功达到预期目的，即在削弱反对派的同时，再次激化革命。人质事件成为当时的核心议题。任何反对占领大使馆的声音都会被理解成与革命的敌人有关联。那些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反美主义的左派人士支持扣押人质，他们与类似巴扎尔甘那样的自由分子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样一来，组成反对新宪法同盟的各种可能性都被彻底粉碎。专家会议关于新宪法的辩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结束。12月初，新宪法以压倒性优势顺利通过。

霍梅尼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一年后，学生们的宗教导师穆罕默德·穆萨维·霍尼亚（Mohammad MusaviKhoeniha）在议会中简明扼要地说道：我们的事业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击败了自由派企图掌管各项国家机器的行动。我们强迫巴扎尔甘先生内阁辞职。革命之树不断成长，枝繁叶茂。我们向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宣告，我们拥有的武器不仅能够反抗更能够击败无比强大的美国，那个自以为能将伊朗捏在手心里的美国。各方势力已举行过各式的谈判，试图促成释放人质，但是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11月中旬，13名人质被释放，这似乎是向美国传递出的友好信号（被释放者之中包含妇女和非裔美国人，另一名人质后来因患病也被释放）。1980年初，联合国从中调停似乎给人质事件带来一点积极的进展。然而，霍梅尼随后却宣布在5月新议会选出之前，伊朗政府不会对此事作出任何动作。人质事件就此再次搁浅。

1980年4月，（受以色列特种部队于1976年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实施的人质救援事件鼓舞）卡特政府决定亲手处理此事并计划采取营救行动。但是行动以失败而告终。救援行动因为几架直升机机械故障而不得不临时终止。在撤离途中，一架直升机同一架C130加油机相撞，在一团火球中双双焚毁。8名武装人员因此丧生。此次失败的营救行动进一步令美国政府蒙羞。

学生坚持要求将国王送回伊朗，这是释放人质的一大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在不久后就消失了，因为国王于1980年7月27日在埃及去世。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伊朗因扣留人质而造成的国际孤立，在此之前还可能是一种革命的自我放纵，但现在对伊朗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危险的甚至致命的负担。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此之后，伊朗在释放人质谈判中变得更加谨慎。但是此时，人质释放时间却再次被推迟，有人指出此次推迟是因为罗纳德·里根的幕僚在总统竞选时同伊朗人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要求伊朗在1981年1月里根入主白宫之前先不要释放人质，以此换取美国向伊朗提供重要武器零部件。虽然并没有证据证实此种说法，但如果这是真的话，这项交易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而又毛骨悚然。然而，最后的52名人质在1981年1月20日里根正式成为总统后的几分钟后就被全部释放，而且一批重要的武器部件随后也的确被运抵伊朗。

卡特确信，人质事件是导致他无法连任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整整一代美国人来说，人质事件是继越南战争之后最可耻的外交失败，而且它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一直毒害着美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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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译者：赵乙深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