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理论动态丨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外三则）

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和老年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20 世纪50至70年代，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日本经济实现年均10%的高速增长。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后的20世纪的80至90年代，日本迎来老龄化时期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经济增长维持在5%左右的增长水平。但随着人口结构不断变化，日本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目前，日本面临严重少子高龄化问题，并且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继续加剧，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加深。

首先，人口少子高龄化速度的加剧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减少。199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呈下降趋势，劳动力人口比重为69.5%，到2018年比重下降至59.7%。预计到2030年、2050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分别降至58.1%、51.3%。

其次，人口少子高龄化速度的加剧导致国民消费能力下降，消费水平降低。日本2人以上的一户家庭平均每月消费支出逐渐减少，2000年家庭消费支出为31.73万日元，截至2018年，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已经降低至28.13万日元。

再次，人口少子高龄化速度的加剧导致国民储蓄意愿降低，储蓄率持续下降。

最后，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加剧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社会保障资金入不敷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助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78至2011 年，经济保持10%左右的增速。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也随之提前到来，经济增长开始向中高速增长转变。

目前，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尚未到来，主要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渐加快，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也逐渐凸显。

首先，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剧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力供给减少。中国劳动参与率逐渐从1990年的79.1%下降至2018年的68.2%; 2012年劳动力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2014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又出现首次负增长。据预测，2030年以后，劳动力人口会以平均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至2050年减少至70000万人左右。

其次，人口少子高龄化速度的加剧导致居民消费率逐渐下降。200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46.4%，到2018年居民消费水平下降至27.8%。

再次，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剧逐渐导致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开始出现下滑趋势。与2008年居民储蓄率达到历史最高点51.8%相比，2018年居民储蓄率降至44.9%，出现明显下滑。2023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降至41. 6%，2050年降至26%左右。

最后，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剧导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加。2000年到2018年，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近28.4倍。据预测，到2035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消耗殆尽，届时国家财政负担加重。

分析中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阶段，依靠人口红利，中国和日本均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人口老龄问题的加剧，已经对中国和日本的劳动力供给、居民消费、居民储蓄、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日本政府来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无从谈及。然而，中国比日本进入老龄化的时间晚三十年，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才初见端倪，从宏观统计数据来看，近几年的负面影响效应逐渐凸显，但是幅度较日本而言较小，养老保险支出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不过总体还是处于结余的状态。

但通过权威的预测统计数据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老龄化总量出现峰值，届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与日本目前的情况相似，出现明显的负效应。如果中国政府不提前采取有益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当前负面影响效应，就会是中国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所面临的局面。

（本文原题“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日两国的比较”，原载《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作者睢党臣、程旭、吴雪。）

扩大人口规模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吗？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和优化。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都进入了新的状态，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不断提高。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同时，公共服务发展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在新的人口环境和结构变化的条件下，公共服务在经济增长中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 对未来应对新的人口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怎样的作用? 公共服务能否成为触发经济增长新的动能和动力? 需要进一步研究。

已有的文献要么关注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或负向作用，要么仅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角度片面地考察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么对单独的公共服务项目进行研究。鲜有文献将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投入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或将公共服务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建构在人口因素视角下。

本研究发现，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目前生育率持续走低、未来人口负增长、城市人口聚集的条件下，发展公共服务、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应该是与当前复杂人口条件相匹配的，既能够发挥中国人口因素优势，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公共服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居民消费的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

面对未来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持续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矛盾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途径也随之发生变化，依靠扩大人口规模抵消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不可取；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条件下，公共服务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的更重要的动力和引擎。

（本文原题“公共服务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聚集的研究”，原载《人口研究》2020年第5期。作者李庄园。）

人口结构、居民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医疗保健消费需求

在中国社会进入到“新时代”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们更多追求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时，政府部门也逐步倾向于民生工程建设。其中，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就是社会整体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触及顶点，人口红利也逐步释放待续。居民对健康水平的追求与需要呈现出逐步向上的趋势，即人们越来越具有医疗保健意识。不难理解，当人们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时，更有机会了解医疗保健知识与自身健康水平问题，从而产生健康投资需求。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健康投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人口年轻化与老龄化趋势内生出了作用于医疗健康消费的一些因素。例如，老人往往拥有更高的医疗消费需要。可以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依然会延续，居民整体的教育水平也将不断提升。未来的医疗保健消费水平将如何变化，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验证。

本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地区2000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居民受教育水平对社会保健消费水平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中表示老龄化的变量，即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整体的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显著，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年化之后，在统计学意义上确实推动了社会医疗保健需求的增强。在居民受教育水平维度上，居民教育投资水平能够显著影响社会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的医疗保健消费需求水平随着居民教育投资水平的升高而逐渐增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反映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另一个指标变量，即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社会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随着居民整体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社会医疗保健消费需求将不会呈现出明显变化趋势。

简言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推动中国社会医疗保健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门需要关注医疗保健事业的有效发展，在未来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要。

（本文原题“人口结构与居民受教育水平对社会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城镇居民面板数据”，原载《中国物价》2020年第11期。作者姚武华。）

人工智能对中国未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效应，并从劳动力供给角度阐述了人工智能对缓解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的作用。

首先，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并不仅有“破坏”效应，也存在“创造”效应。如果企业不扩大生产规模，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此时技术进步的就业替代效应将凸显。如果企业因技术创新而扩大生产规模，那么就业创造效应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将增大。就业创造效应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生产规模变化、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人力资本形成等因素。

其次，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以及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背景下，未来更易产生“有岗无人”的状况。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占比不断降低。与美国、日本等经济体相比，中国劳动力占比在2015至2050年间的降幅最大。虽然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结构性失业与技术性失业，但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未来更可能出现“有岗无人”的状况。

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时期与中国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时期重叠，人工智能不仅将引领新技术革命，也能极大地发挥就业创造效应，有效缓解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对此，政府应加强引领和政策支持。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扶持力度。技术创新增加就业岗位的机制在于刺激企业开发新产品，适度扩大生产规模。短期内，技术进步可能会造成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但从长期看，技术创新是一个不断发明新应用、制造新产品的过程，不仅是对原有加工工具以及流程的升级，也是对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刺激。因此，政府应适当放宽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业的财税及融资政策，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供给侧出发不断开发新产品、创造新业态，将新兴的人工智能企业技术做强、规模做大。

第二，改变人力资本结构，在低端劳动力向基础端劳动力转型过程中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和岗位培训的作用。人工智能不仅会增加对高学历、高技能等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同时会增加对基础端劳动力的需求，传统行业低端劳动力可经过岗位培训后转型为基础端劳动力。学校教育要加强智能化思想的普及与渗透，使学生满足未来新产业和新业态下的发展需要。

第三，调整公共政策，充分衡量智能化技术进步在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总是不平衡的。在科学快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多年粗放式发展积累的环境负债也构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因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本文原题“人工智能对中国未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的分析”，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作者高春明、于潇、陈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