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上海2025｜蒋颖：我能够想象这座城市的未来是无限的

【编者按】

2020年是我国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21年起，我国将实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上海也将迎来自己的“十四五”规划实施期。

即日起，澎湃研究所推出“问策上海2025”专题。本专题通过记者专访、学者建言和问卷调查，呈现本地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市民大众就上海如何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宜居城市等事宜的建言献策和质朴识见。

一并欢迎各界读者提供真知灼见。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我出生在上海，老家在嘉定，我对上海比较早的记忆就是嘉定的大院子，后面有条湖，很漂亮，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1988年我考进复旦大学，因为学的是英美文学，所以总想去外面看看，1990年离开上海去了美国，完成大学学业、读研和工作。1995年，我加入德勤。1997年有一次回国，惊叹于国内发展的快速，随后就觉得，虽然在美国也能做得很好，但如果不回中国参与到这一史无前例的发展中，会是一种遗憾。

2000年，我回到中国，继续在德勤工作。德勤是我职场的第三份工作，之后一直没有换过。

2020年，我们庆祝德勤成立175周年。德勤于1917年进入中国，把会计师事务所开在黄浦江边，中间的发展有些无法考证，但改革开放后再次进入中国。我回国工作的时候，办公室大概一百多人，还是在黄浦江边。之后，中国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日新月异，很多外资进入中国，专业服务行业才真正起步。大型跨国公司要进入中国，都是我们在服务，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寻找合作伙伴，选址建厂，开拓中国市场。

现在，我们上海办公室有六千人，最初的一百人大多数都成为了合伙人。所以我对上海的感受，除了小时候的童年回忆，更有感触的是看到城市的飞速发展。

对政府服务意识的变化，我们感受非常强烈

对政府服务意识的变化，我们的感受非常强烈，因为我们天天和企业打交道，帮助他们了解法律法规和商业环境。

我回国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帮一家澳大利亚做废气污染处理的企业在中国做设立公司的流程。2000年，帮跨国企业在上海开设一家公司至少要六个月，包括各种各样的注册、开账户。我曾经帮客户跑去银行开账户，文件需要拿去国外，得到所有人的签名后，再拿回来。也遇到过有企业三年无法注销的情况。当时，政府部门缺乏服务理念，政府做事情按部就班。

2007年，我开始重点关注营商环境。我在多个场合提到，不能只谈法律法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修订法律法规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只谈如何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增加企业的获得感，或者说让他感觉做事情可以简单一些。我当时提出的理念是，“政府从企业的生命周期出发，从办事的企业角度来梳理，需要流程再造”。

之后一年，政府开始关注世界银行的营商报告，把我们的相关报告也做了分发，“流程再造”这一概念在政府报告中被称为“系统集成”，把办事流程并联、串联起来，打破孤岛。后来，就出现了“一口受理”、“一网通办”。这里面我还蛮有成就感的，改革的方向与我们当时的报告吻合。

我们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去年进博会之后，我们想成立一家新的从事数字科技的子公司，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会很麻烦，因为名字中有“科技”二字，似乎与我们所处的行业，或者说经营范围关系不大。

我们是一家外资企业，又是合伙人制度，所以成立新的子公司，手续并不简单，在公司内部也涉及很多流程，需要获得每个合伙人的签字。有幸的是，我们向政府咨询之后，他们给予了详细的指点。最后，在走完公司内部流程后，新公司的法人真的只跑了一次就完成了所有材料的递交。大约两周后，新公司完成注册登记。

应该回到原点去看法规的必要性以及监管效率

现在，上海的营商环境已经做的不错，但我认为还有两点可以再努力一下。

首先，之前我们一直做的是减法，现在应该回到原点去看法规的必要性以及监管效率，因为法规都是为了监管制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设立一家公司需要在执照上写经营范围。但是企业为什么要写？写的目的是什么？

一家公司成立，肯定有自己的商业计划，谁说生产型公司不能做研发？以前有销售公司不能做生产、生产型企业不能做研发的规定。我们要回到原点，思考法规的必要性，以及法规是否能帮政府监管真正想要监管的内容。

有一位领导告诉我说，写明经营范围是为了方便统计企业类型，比方说，哪些是生产型企业。但要了解行业的情况，没有必要要求写出来，填的时候可以写主营业务偏什么。一家公司做什么，其实只要它有商业目的，是合规的，为什么不让它干？而且现在也不存在不同行业税率不同的问题。

所以写经营范围有没有必要？你监管到了什么？如果政府告诉我们需要监管什么，可能可以有更加简单的方式。现在企业要增加一块业务，改经营范围，非常麻烦，需要一两个星期，以前需要几个月，几乎与重新申请一家公司没两样。虽然这个过程不影响企业经营，但是如果改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个人的证件或者文件，可能就会影响法人的出行计划。

政府一直在出很多文件，但框架性文件较多，细则的相对少

第二点，政府其实一直在出很多文件，但框架性的文件比较多，细则的相对少。文件出了以后，其实企业知道用心是好的，但对它来说也是负担，因为它要去了解每个文件是干什么的。

两年前，上海出了一份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文件。我在发言时就说，这个文件的应用性非常弱，写文件的人并不了解现在研发中心的运营状况。因为文件中有很多条件，需要达到这些条件，才能拿到政府资助。但是现在，基本上企业是不会像条件中写的那样运营的，比如研发中心，很少单独设为一个公司，所以文件中的要求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并不适用。

所以关于新文件的出台，政府需要先清理、梳理以前的文件。现在文件很多，企业不会梳理，都是我们在处理，哪些过期了，哪些与以前的文件有冲突，哪些是延续的，哪些是这样解释的。总体来说，现在的文件很复杂。

此外，现在的文件落地性较弱，是因为它并没有扣准企业现在的需要，针对性弱。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提升营商环境，将地方和国家的文件梳理后，企业与投资人理解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作为港口，上海需要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

我们还根据政府的要求做过一个项目，把世行报告中的相关指数拿来对标自贸区，里面剔除了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理或者不可行的指标。其中我们还有几个指标非常弱，比如进出口、贸易便利度。我觉得，基本上上海海关能干的事全都干了，里面有一项成本，指的是货物放在港口要花多少钱，这个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是仓库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必要研究。

但指标中还有一项getting credit（获取信用），其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有没有信用机构专门出信用报告给大家，这点我觉得值得研究。中国是不是应该有出标准化信用报告的地方？应该挑选哪些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地方去对标？

提升营商环境不可能每个硬性指标都面面俱到，还是需要抓那些与地方情况更相关的点去琢磨。

作为一个港口，上海需要一个跟国外相匹配的、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包括税率，但税率不是唯一的考量，还有海关和其他税务管理方面的内容。

其实在税务中，企业看的不只是税率，它要考虑的首先是公平性。如果大家都是交一样的税，它OK。人家交得比它少，它就不开心，所以公平性很重要。第二是一致性，就是说法规里面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如果对企业一视同仁，它也OK。第三是确定性，企业要知道它做了这个交易的结果是什么？它清楚结果才能决定要不要做交易，怎么做交易。

所以从税的角度，当时我们建议税率可以去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像现在这么高，太高的话无法让转口的东西运转起来。第二，你怎么能够让它的公平性、一致性和确定性变得更加清晰。

从平台的角度来说，上海做得还不够

德勤有一个自主研发、由人工智能赋能的勤瞻中心，能扫描全球3.6万个数据库中的新闻、博客、专利和并购信息。

勤瞻中心把“上海”和“科技创新”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每天扫描那些数据库，看一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以了解人们对上海的评价。基于勤瞻中心的研究，2019年11月初，我们发布了《选择上海——恒新之城》报告，

我们得到的与关键词相关联的内容包括：科创板、AI（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进博会。所以报告认为，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创新活力与机遇正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未来，上海可以继续增强在科创方面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成为全球最领先的科创中心。

上海的创业环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好，规矩和热情并不冲突，上海人做事情不太讲、不太宣传倒是真的。上海还是比较低调。外资企业多，也可能给大家带来一种比较系统化的创新思维，而不是说大学毕业自己开家公司就是创新创业了。

我觉得上海有非常好的创业环境，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把小企业的东西让大企业看到，帮助双方匹配，因为大企业创新有难度。很多企业会建一家公司或者部门去创新。但同时，它们也需要很多外延式的创新，就是要与许多初创公司交流。

从平台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上海做得还不够。大型或者全球化企业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的溢出效应是什么？它们如何融入？外资企业与国企、民企交流不多，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碰撞，发现合作机会。不同地域、规模企业间的交流和融合，还有提升的空间。

此外，现在企业与学校的合作加深，如果可以把市场需求告诉这些机构，那出来的内容或者人才适用性将更高。

吸引人才，需要市场本身极具吸引力

我觉得现在吸引人才，不是说我们要给人家多好的待遇，而需要市场本身极具吸引力。比如一个科学家，他有很多产品，在国外无法市场化，但中国资本非常聪明，机会也多，试错成本很低，就能吸引他来。我们要吸引的，应该就是这种看中市场本身的人。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宣传说，我会为你外籍人士提供超国民待遇，而应宣传我有什么样的市场机会，我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需要包装我们自己的、吸引人才的中国故事。

现在人才很贵。我们全国大概有两万名员工，每年在全国大概招三千个应届生和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人，流失率在15%左右。对年轻人来说，我们的工资不算低，起薪八千元以上，但在上海生活成本比较高。

所以有很多人做了几年之后就会回老家，比如回四川的人不少，我们在四川也有很大的办公室，他们一部分会去那里继续工作，生活的压力小一些。也有很多人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留在了上海，因为这里机会多，晋升的可能性更大。

其他城市发展起来，不等于上海不好。就像以前很多人来四大应聘，好像有光环一样，后来有段时间，人家说怎么好像去四大的人少了。但这完全不是因为企业发展不好，而是因为有段时间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招人多，人员分流了，自然来四大的就少了，但实际招入的人数还是那些。

我们行业里应届生很好招，但还是缺少高端人才，原因可能还要归结于中国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时间不够长久。服务业不像生产型企业，工人培训两个月就可以上工。

从需求端来说，整个市场对服务价值的认知还不够。比方说政府采购，服务采购中用的指标太多，并且还是接近硬件购买的指标，服务的IP或者说无形资产的价值在政府采购和收益（资产表）中的体现不足。

从前上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字，家；现在我对上海的期待是，她是一座恒新之城，是通向未来的一个门户，非常开放、包容，而且具有未来感。我能够想象这座城市的未来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