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上海2025｜宋烨：希望上海能创造出海纳百川的机制

【编者按】

2020年是我国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21年起，我国将实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上海也将迎来自己的“十四五”规划实施期。

即日起，澎湃研究所推出“问策上海2025”专题。本专题通过记者专访、学者建言和问卷调查，呈现本地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市民大众就上海如何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宜居城市等事宜的建言献策和质朴识见。

一并欢迎各界读者提供真知灼见。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我来上海创业五年了，对上海充满感激。

我走过不少地方，先在北京读书，后来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毕业后在硅谷创业，然后来到上海。

之所以选择上海，首先是因为上海生活比较宜居，这里环境优美，城市各种设施比较现代化，具备优秀的人文底蕴。其次，上海的城市管理相对更国际化，如工商注册办理等事务都很规范，办事很透明、简洁。上海的服务业发达，生活品质高，有海派的腔调，这是上海受人尊敬的一面，当然还有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劳资关系的管理需要优化

新冠疫情使得商业竞争压力加大，因此劳资关系的管理需要优化。

我建议借鉴美国劳动法的“自由雇用”（at-will employment）原则，促进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环境。特别是如何平衡雇主与雇员的权益，如果对劳工保护不当，既浪费公共资源，也加重企业负担，还不能促进劳动力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

美国工商业界普遍的共识认为，雇主和主管部门有解雇自由，这是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安全经营的保证，雇主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雇主招聘和解雇职员，只要有正当理由，政府执法部门不轻易干预。

目前我们的劳动法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比较宽泛，这导致在解除劳务关系合同时，容易出现劳资对立。弱势群体有明确的界定，特指在学历、收入、种族等方面有明显劣势的人群，这些真正弱势的人群，由政府或法律介入保护。但我们现在是把所有劳动者一律界定为弱势群体。

劳动合同是个契约，劳资双方都要遵守。因为合同中有些内容是无法量化的，比如，法律如何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消极怠工，是不是称职？这应该主要由资方来判断。这样一方面能够优化劳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公共资源，去引进更多优秀人才，保护特定的弱势群体、促进劳动者资源的有效配置。

要尊重多样性，尽量不要搞“一刀切”

另外，站在张江企业的角度，对上海的文教、科创提几点建议。

上海可以在高科技领域支持一些更深层次的创新。上海有很多优秀的大学，但国内这几年，有些人比较浮躁，侧重追求应用层次的创新，这可能是中国发展太快的一个特点。我们太想速成了，但这样不一定走得远。未来上海应该加大在集成电路、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原创创新。

其次，从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企业家精神也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所以创新必须要尊重企业家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比如宽容失败、拥抱不确定性等文化的培育。

再次，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其实就是分层管理，要发现人和事的多样性，要尊重人的多样性，尊重社会组织群体的多样性，尽量不要搞“一刀切”。在以前，因为信息不对称下，才不得不进行粗放式管理，互联网时代让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们有条件进行分层管理。

我们从事的是计算机视觉，它集人工智能和智能硬件于一体，它的发展需要系统性创新，需要更多底层驱动的创新。这需要国家设立一些社会化的科学院，这种科学院是以国家之力，聚集全世界的人才。

统计学研究显示，同样聪明、同样社会背景的人才聚在一起，往往很难想出很好的解决方案，相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行业的人聚在一起，更容易产出创新性的成果。国际顶级研究机构和大学一般都非常认可多样性和跨行业研究对创新的促进。

因此我建议，上海创造机会，设立具有宏伟愿景的研究项目，让更多不同国籍，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文化背景，有差异的人才在一起做研究，让差异性、多样性转化为创造力。

美国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成立于1984年，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市,是一所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它从全世界聘请各个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解决一些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开源问题。圣达菲研究所创造了非常多的优秀成果，但提供的经费并不是那么充足。其实，很多科学家并非只为了钱才搞科研，科学家为社会责任，为了伟大科研目标，也会全身心去做科研。  

如果我们也为科学家创造条件，从事一些以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的研究，并且保证研究环境中立，这将大大提升上海的科研水平。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鼓励真正的基础创新，做到真正的学术中立，不能要求马上出成果。

市场有其复杂性，不能过多控制

最近几年，视觉相关的人工智能产业获得很多公共采购，促进了产业发展。但如果这种采购过于向网红公司倾斜，就会使得大家不把精力放在研发而是放在公关上。这最终会扭曲资源配置，加重不公平感。要给创新型企业更多机会。

如今，个人、企业与政府都越来越高效，越来越网络化，越来越懂这个世界，信息越来越对称。

市场有其复杂性，我们要强调和重视市场的复杂性，不能过多控制。

行为科学以及人工智能都强调“涌现”。“涌现”是指，事物到了一定阶段就会自己冒出来。个体或企业的力量达到临界点时会发生质变，然后就产生“涌现”，这个过程不是由谁指挥完成，而是自我实现的。就像二维码支付、微信，刚出来时，谁也没想到有这样猛烈的爆发力，这就是涌现。

政府要改善营商环境，在保护企业家精神和维护契约精神之外，还要尊重市场。市场个体就像蚂蚁，蚂蚁的个体行为很难分析，但是蚂蚁群体会产生一种“涌现”的行为，形成大于集体的智商，这是最了不起的。

我觉得政府更多要用软实力，使用文化的正能量，更强调使命感和方向感，而不是试图去控制。应该把控制权适当地交给个体，个体如果觉得自己有控制权，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抗拒。这样才有更多的“涌现”发生。

希望上海历久弥新

上海现在的营商环境已经很好了，但如果能做得更加合理，更加精细化，以上海的禀赋，自然会更好。最后寄语上海：希望上海历久弥新，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调整，都能创造出海纳百川、百舸争流的机制，使得上海更有领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