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上海2025｜郭陶然：期待上海能在生态方面引领全球

【编者按】

2020年是我国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21年起，我国将实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上海也将迎来自己的“十四五”规划实施期。

即日起，澎湃研究所推出“问策上海2025”专题。本专题通过记者专访、学者建言和问卷调查，呈现本地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市民大众就上海如何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宜居城市等事宜的建言献策和质朴识见。

一并欢迎各界读者提供真知灼见。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最早在大学时，我们就组织过自然教育和讲解活动。

从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后，我就留在了上海。2013年，我和合作伙伴创办了“城市荒野”工作室，主要做自然教育和生态修复。人们可能认为，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已经没有什么是“自然的”、“野趣的”，但其实不然。

现阶段自然教育更多是一些家长或校方的选择

不同于传统以观光为主的旅游业，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教育，自然教育需要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客单价较高。

目前，国内自然教育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这与人们的消费能力有关，也与消费和教育理念有关，很多家长希望孩子能在“水泥森林”里认识自然和生态。

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开始探索自然教育，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各类自然教育中心，有的由政府运营，有的是基金会运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就和一些在地社区合作，效果很好。

在日本，学生必须参加与环境教育相关的课程和活动，这几乎算是一种“刚需”。香港的米埔湿地公园也成了一个成功范例，政府将其托管给WWF，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和企业进行参观和学习。

2016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原文化部等十一个部门联合发文，鼓励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旅行”，鼓励各地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等，建设一些安全的研学旅行基地。但除此之外，我国对自然教育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持。

以上海为例，现阶段自然教育更多是一些家长或校方的选择。比如一些学校的家长委员会会组织孩子们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也有一些私立学校会和我们合作。有些同行可能也与社区、街道有过合作，部分已经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覆盖的社区、街道数量依然有限。

这与教育理念有关。目前国内仍以应试教育为主，那些能够被转化为“分值”的竞赛可能更受追捧，比如生物竞赛、人工智能竞赛，或是钢琴考级。但自然教育很难被划分成等级，无论是参与观鸟比赛，还是认识一棵树如何从生到死。

希望上海能够在自然教育领域进行“先行先试”

近些年，行业内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比如2019年，有“昆虫达人”组织了一次亲子科普游，带队去马来西亚，但回程时涉嫌偷运变色龙。他们或许是昆虫爱好者，但并不能算是自然教育工作者。他们缺乏职业伦理和准则，也拉低了人们对于自然教育的认可度。

但公众往往无法分辨一个昆虫爱好者和一个自然教育老师的区别。目前中国并没有对自然教育从业者的统一资格认证。

对我们而言有些两难，整个市场有些混乱。如马来西亚亲子科普游是偷运动物，一些打着“科普”旗号的旅行团会偷挖濒危植物、破坏生态，如果未来出现一些威胁人身安全的事故会造成更大问题。

WWF正在研究一套环境教育认证体系，2019年依托中国林学会成立的自然教育委员会（自然教育总校）也在建立自己的认证体系，这些认证体系还处于探索和推广阶段。

我们希望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能够在自然教育领域进行“先行先试”，探索出城市自然教育的新模式，让更多公众了解、参与到自然教育中来。

专业人才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大问题。

自然教育的专业人才或相关专业的人才并不多，这与中国的学科设置也有关联。植物分类、动物分类，这些都是基础学科中比较“冷门”的专业，缺少对口的工作，因此选择这类专业的人很少。即便是相关专业毕业，相比于做科普、进自然教育机构，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做科研，在高校做老师。

待遇也是一个问题，大部分的自然教育机构都是小规模的。自然教育的市场目前都在一线城市，目前行业从业者待遇普遍较低，但生活在一线城市，他们又要面对较高的生活成本。

自然教育目前还处于行业培育期，需要一定耐心。不同于互联网企业，它暂时无法实现过快增速。

郊野公园应当能体现上海乡土的原生态

近些年，上海的郊野公园逐步建成开放，如何往那些公园里“填内容”，填什么样的内容，给了园方、自然教育机构、城市绿化林业部门一次合作的机遇。

许多郊野公园所处的位置较为偏远，相关产业还不完备，人流量并不理想，没能达到预期，设施大量闲置。实际上，人们对郊野公园有不同的期待，在远郊照搬复制一个和内城区相似的公园，这没有意义。郊野公园应当能体现上海乡土的原生态，这是它的独特魅力，是市区公园无法体现的，也是人们真正想看到的。

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调查是我们的工作之一，通过八年的调查，我们积累了大量上海本土物种的资料，包括物种的生境、习性。近些年我们也整理出来做成了几本科普手册，比如《上海夜观指南》、《上海水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林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野花观察入门指南》。之前国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手册，但上海本土的较为缺乏。

2020年，我们与杭州、南京的同行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华东自然博物联盟，希望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加强这一区域的生态保护、自然教育合作互动。就在几天前，联盟刚刚发布了《长三角城市野花300种》。

2019年，我们在浦江郊野公园租下了一块地，17000平方米，租期十年，闵行区科委提供了经费支持。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通过生态修复，引入了数百种原本在上海市区逐渐消失的本土生物。

我们在这里开展了多个相关的生态学研究课题，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自然教育基地，向上海市民展示上海的生态之美。在这里可以讲述很多故事，比如上海本地有哪些植物和动物，它们与这座城市的关联，曾经它们出现在哪些区域，如何逐渐消失，又如何“重回生机”。

我们的设想是，上海之前并没有一个以上海乡土生态特色为主题的、能够展示上海本土物种的科普基地，我们想做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成为一个样板。

将上海打造成生态城市的国际典型案例

我们期待上海能在生态方面做一些引领全球的工作。

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想要在现有的规划下专门划出一块区域做保护，几乎很难实现。即便是崇明岛，也很难。提到崇明岛，大家总会联想到其世界级“生态岛”的定位，但目前大多数地方仍是以传统绿化的方式在做，增加绿化覆盖率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生态。乡土植物在绿化中的使用比例，合理的生物群落结构设计，生物多样性的评估，都应该纳入“生态岛”的建设标准中。

既然没有更多的空间留给野生动植物，更理想的方式是在人类活动的空间里尽可能把野生生物“引进来”。我们认为，上海的绿化体系有条件实现这一点，在寸土寸金、高楼林立的城市形成一套生态网络。

首先是城市公园。几乎每个城市公园都有30%以上的区域是游客很少进入的，可能是因为没有道路，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游览设施。通过生态修复，这些实际上闲置的空间可以成为一个个生态节点，丰富所在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一些大型绿带也是如此。上海外环的一些绿带本身就串联着郊野公园，如果未来能对外环绿带进行生态化改造，符合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就能形成上海的“生态屏障”，獐这样的大型动物都能在这里生存。

理想情况下，城市绿化系统应既能满足人的需求，又具有相应的生态功能。

目前很少有城市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纽约的中央公园，虽然其设计受到很多赞誉，但从维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来说，依然是不够的。中国提出“生态文明”，那么在大型城市中，这种人与自然生态充满冲突的环境下，该如何践行生态文明呢？也许我们可以在上海探索这样的创新模式，将上海打造成生态城市的国际典型案例。

其次，未来，绿化养护成本的提高可能会迫使上海做出改变，选择更为生态的绿化种植、管理方式，使用更多的乡土树种。

合理的乡土生物群落设计不需要使用农药，也不需要除草，唯一的问题是，在有外来入侵物种时需要人工拔除。有些植物长得太高太密，需要修剪。相比于常规绿化，可以降低40%以上的养护成本。

实际上，雄安新区的“千年秀林”工程就提出，优先使用乡土树种、本地苗木。

上海也曾尝试过乡土树种，但并不是很成功。主要是思路上存在问题，比如仍使用种植传统绿化树种的方式去种植，只不过是将法国梧桐换成了乡土树种，并没有从生态学的角度去设计合理的种植方案。结果既不如法国梧桐好看，也无法体现其生态功能。

乡土植物的园林使用绝对不是简单地替换植物，还需要更加复杂的生境和群落结构设计。植物只是基础，园林本身还需要承载昆虫、青蛙、鸟类等本土动物的繁殖、觅食需求，才能够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因此必须综合进行考虑。

上海是一座包容和多元化的城市，有很多机会。以我们为例，无论是自然教育还是生态修复，上海这座城市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实践和尝试，为上海“生态之城”的规划提供一些参考。